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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种预感，当下那些方兴未艾的浮糜之色，虽已有了它们葬归的命运和小说家构成的种种传记，但它们的挽歌毕竟还要由诗人来唱。诗人在为宣告精神游离的时刻准备着，像但丁和歌德那样。我周围还没有这样的诗人。 《浮色》的作者，黄梵，一位诗人小说家。这种提示的必要性在于，在诗人笔下，作为小说元素的故事和环境在被使用时，有可能是有节律的：在不同生界（死界？）的故事间互相应和发声，形成复调。另外，黄梵还在诗和其他短篇小说中表现出了某种节制美学，就必须提防诗人抽取意图的专业化构思，他可能像使用诗节那样，在言说中努力控制他的故事和人物，让他们不要尽早说出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但我不会怀疑他的小说是诗的小偷。黄梵写过多部小说，其中有两部是长篇小说，但只有《浮色》能证明，在不窃取诗的情况下，小说也能是诗性的。近年来，除了那些野心勃勃、正享用反讽修辞带来的文学利润的人，很多小说家学会这样做了：用现象的形而上学来掩盖自己和现世的排泄物，宣示一个内心空间的成形，让他们所写的琐屑生活富有诗歌趣味。 黄梵朝向小说又跨进了一步：戏剧性在他的诗中没有进一步蔓延。这位小说家化了诗人，在讲述时间的效能方面表现优异，没有让多愁善感的叙事人出来说话，显然是理智占了上风。一个热情的讲述者，热情地介绍当下，对尘世进行经常发生在茶馆里的那种批评。但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不应该掩饰，我实际上在《浮色》中看到了一种模糊的《神曲》与《浮士德》相混合的故事原型：一个获得了凭借的游历主体，遭遇历史与日常生活的双重鬼蜮，有所彻悟。科学与宗教、亲情与爱情，在一个物质弥漫的时代作用于雷氏父子，并促使跨维度的心灵流浪汉获取一个凝视的机会——我们事实上也将在阅读中分享这个机会。但丁和歌德提供的是一个诗人小说家的“现象学”，黄梵也会因诗的训练，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呈现出对心灵的强调。正是在新闻和方志失效的地方，才显示出黄梵的文学价值：那种可以见出诗之踪迹的章节关系，可以察觉抒情性的情节发展，那种表象得以表述的趣味和愉悦，伴随着或是天堂、或是地狱的神奇观感。 但“我”是多重而轻佻的，携带家世，因此对整个时代并无超拔的全景讲述能力。而且“我”也没有文艺复兴或浪漫主义的原力，只有现实或历史的惶惑。引导者并不专心，缺少宗教情怀，将跨界的过渡交给了科学想象。 节制而慎重的人文关怀使小说家语调轻婉，除了偶尔出现科学与宗教事故，并不刻意在有限的偶然之外惊醒尘世。这样一来，浮世所绘，皆是表象，没有主题。甚至，“主体”的存在也是经过稀释的。我读黄梵小说，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表象营构方式颇感兴趣。把世界和小说在诗人那里进行混合，并非都能得到黄梵式的结果。黄梵继承了卡夫卡式的偏执，对女人和父亲两种东西很着迷。在他的《等待青春消逝》中，他将青春完成的障碍和标志一起交给一种关于父子关系的经验。他所有关于南京的诗歌写作，如果留心，也能读出一种父亲出门以后的心绪。《浮色》中的父子关系不是一个可以在阅读时掠过的远景，而是一个维度，一个独立的象征，一种审美策源地。 如果没有父亲和女人，没有一种严肃关系和另一种与之相对的亲密关系，黄梵就不可能在《浮色》中胆大妄为，推倒那些尘世的基础建筑，那些层叠在中国现实和意识中的虚浮假象。情感带来的体验，具有一种安全的内在性。只有伦理和爱情是可以放心储存的小说酵素，黄梵应该深谙此道，无需多说。 黄梵经常散步的紫金山麓周围的那个中国，在当下未经人文发酵的物质生活中，欲望虚浮，缺乏表象的深度，文学依然处在一个以“内在性”哲学为养分的时代。这是我们和黄梵共同的文学现实。《浮色》的题记也是一句简洁的关于“内在性”的宣言：“故乡仿佛就是我自己……”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围困中，故乡不再是一个文学客体，一个可以在物质世界的旁观中确证的东西，哪怕是记忆本身也失去氛围。在黄梵所处的时代，故乡呈现为一种狭窄的主体性。孤独的“自己”和失去哲学内核的某种应激性欲望形成的尖锐对立，促成了这篇小说。黄梵的可贵之处在于，身为诗人的他掌握了这种先机。在当下，一个充分孤寂化的“自己”，如同获取了一个脱离了时间属性的“胶囊”。作家包裹着“原乡”情怀，纵身一跃，进入了浮世。 然而，黄梵还不能和盘托出，只能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自食而肥。为了不厌世，他热情出卖了他积累多年的尘世观感，像一位红粉佳人。它们也终于庞杂起来，在一种物理学的安排中，失去了路标。黄梵为读者提供了浮世的五个关键词，“安国寺”“鬼”“石墨烯”“人脑芯片”“熵”，在宗教与科学之间建立了热力学与哲学关系。然后，他的好戏开场了。当代中国小说一直不能深刻触及灵魂，正如诗歌总不能有效抵达事物。黄梵，一位诗人小说家在求证小说的担当：在浮色纷乱、话语脏污的现世，心像未立，存在也如流沙——这是令人绝望的有待表达的观感。黄梵叙事的兴趣并不单纯停留在情节和粗浅的良心上，他与汉语相互依存，欲望也同时真正生成了它的文体。《浮色》是为表达而来。在更加宽裕的心灵空间中，父子、生死、阴阳都平等自由地表述自己，形成言语的复调。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在他的位置上聆听那些最表层的泡沫破碎的声音，像是听历史、现实和现世叠加的心跳。在黄梵缔造的父子同叙、真幻相生的景观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小说家讲述的人性、故事、真相、情感、信仰，而是这一切表达的再表达：一种“当下”的语调和表情。 《浮色》中的“科幻”是一种文学角色，叙事者借助科学想象在“未来城”建立的现世反观，与“安国寺”的反观有同等效能。这是一种精干的科学的文学主义，相同的例子还能列举董启章。另外，我也发现了刘慈欣式的将文学和科学共同为故事服务的人，他是一位故事主义者，他被世界读者的认可包含着一种荒谬的故事逻辑。这种臃肿的猎奇式的“文革”地下读物获得的世界性，是对当代汉语文学的极大污蔑。想到这些，我愿为《浮色》叫好，并不迟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