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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真名田代琳）、凡一平，是当今文坛群星之中两颗耀眼的新星。他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观众，并吸引起文学评论家的注目；他们传奇般的人格魅力，也让一批批文学海洋里的善男善女顾瞻和仰望。由于他们成了著名作家，所以他们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已为民间的一些追星者喜闻乐道。 我很了解东西、凡一平，他们都是生活中平常的人。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是他们都有一副睿智的大脑，手中有一支流畅的大笔，他们会说俏皮话，平易近人，语言幽默、风趣而生动。 东西、凡一平在文学创作的天地里已步入成熟多产的季节，正在向文学的高境界冲刺。他们已是几所大学的聘任教授，可以预测，他们未来的文学事业将会更加辉煌，成就将会更加炫目。 他们是两颗正在飞速前进的星星。 凡一平是原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中文系1980级学生。 东西是原河池师专中文系1982级学生。 我是原河池师专中文系写作教师。 凡一平是壮族，广西都安县人，出生在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他家住在红水河岸边的大石山区，民族、地域、家庭培养了凡一平耿直、坦率的性格，也赋予他壮民族特有的智慧。 东西是广西天峨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也在红水河岸边一座座、一层层高不可攀的群山之中，大山养成了他朴实、吃苦耐劳的个性。东西为人机灵、睿智而思维敏捷。 凡一平是东西的师兄，我和他们则是师生关系。作为一个年长者，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和他们有过那么一段特殊的情缘。我看着他们成长，就像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渐渐长大；也像一只母鹰，看着自己的雏鹰长出羽毛，不断练翅，然后飞上蓝天一样，我的这种心情是很特别的。 1982年仲春，我由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调到河池师专任教。这是我的高校教学生涯的开始。面对一群群活蹦乱跳的男女大学生，我既感新鲜，又感到兴奋，让我也感染了几分青春的活力。 一天下午，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我面前驻足。 “请问，你是李果河老师吗？” 我说：“是。” “听说你调到我们学校，很高兴……我们可以到你家玩玩吗？” 说话得叫凡一平，他是我到河池师专后最早认识的学生。 他们想和我谈文学、谈写作。我这个人生性好交往，当时就很高兴，于是盛情邀请他们到我家来。 从此 ，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尊我为师。其实，我那时对文学创作也只是刚刚起步。我虽然从1974年起便在省报和一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因此可能有些浪名，但对于文学创作，自己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仍然十分茫然。我认为我只是一个穷教书匠，一个个性爱自由、爱交往，又不拘小节的人。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便于我很快与这帮青年人磨合交融。 当时，凡一平他们有一个文学社，我也很快成了这个文学社团的朋友。 凡一平个性直率、稳重，对人十分坦诚，对老师也很尊敬。我们成了一对好师生。 过了三个多月，82级新生入学了。我是82级的任课教师，参加迎接新生的工作。 一个下午，时间接近黄昏，来了一批新学生，他们到接待处办理入学手续。其中有一位男同学稍微引起我的注意，他个子很小，圆圆的脑袋，人很秀气，冲眼看像个女生。他的背包和行李都很小件，那床棉被只相当于我的一件棉大衣。他对什么都显得陌生，又显得好奇，不断东张西望，一副山里人的模样。登记名册时我知道他叫田代琳（就是如今的作家东西）。因为新生很多，我当时并没把他放在心上。 仅过三天，我走进中文82级新生的课堂，这是我所上的第一堂写作课。此前我只教过中学语文，还有干校的哲学、党员。我发觉课堂上闪耀着一双双亮晶晶的对知识充满渴求的眼睛，他们对我上的写作课可能感到兴趣和神秘。在众多晶亮的眼睛中，有一双是最亮的。我注意到了这双眼睛。在课堂上，当学生们的眼睛都望着老师的时候，作为老师，我是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我特别喜欢那双小眼睛，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学生就是田代琳。 写作老师一项重要的教学工作就是批改学生作文。我当时总有一个想法，希望从学生作文中发现写作人才。于是田代琳和其他几个同学的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觉田代琳的作文中有一种生命的灵气。他们班同时引起我注意和重视的当然还有其他四五个同学，但是，田代琳比较突出。于是我在作文讲评时予以重点讲评和鼓励。老实说，在那时，假如我就是神仙或者圣人都很难预料到田代琳后来会成为著名作家。作为一个老师，其本能是喜欢他所教学科的佼佼者，这也是我喜欢田代琳的原因。 后来，田代琳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新笛”。我当时也成为了这个社团的朋友。 就这样，东西、凡一平和我从此确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学创作开始从极左文艺路线上解放出来。那时，全国著名的作家不多，我们这里是闭塞山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还很少，当然作家更少，要是谁发表了一篇文章，很快就会在文友中引起轰动。那时的作家大多是高踞殿堂之上的，他们极少走到民间，人们很少能见到一位作家。人们看作家，就好像看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既邈远，又神秘，所以就觉得作家很高贵，也很神奇，他们似乎都居住在云雾缭绕的蓬莱楼阁之中。当然人们都尊崇作家，景仰作家。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作家，他们和我私交都很好。他们每次到我这里来，我总难免要设家宴款待，因为那时还不时兴也无经济能力上酒楼。每次这些作家或作者来，我都叫凡一平、东西等人来我家相聚，陪同吃饭、喝酒。我之所以叫他们来，是想让他们见识见识这些作家，这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促动，提高他们文学创作的兴趣，是会很有作用的。有这种促动和没有这种促动效果是不一样的。 东西、凡一平等学生接触了这些作家，他们当时内心是如何激动的我不清楚，我只发觉他们当时很兴奋，文学写作的劲头很足，兴趣也很浓。 不久，中南写作学会广西分会在河池师专召开成立大会，我是大会的筹办人员兼联络人。这次会议请来了很多外地写作理论专家、教授和作家，同时在大学生中开展讲学活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孟宇教授是早年出名的作家，笔名“汉水”，著有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勇往直前》。当时会议就请刘教授讲授“文学创作问题”，我则主讲“小说的结构”。中文系、政史系和其他系每一个班派五名学生代表听课。凡一平在他们班虽然已是文学创作的活跃分子，可是他并未能作为代表去听讲课。这使他心中愤愤不平，便偷偷旷课私奔进入教室听刘教授讲学。这有一种“大行不顾细谨”的闯劲。但是，在另一些老师的眼里看来，这是自由散慢和不守纪律。凡一平因此遭到了老师的批评。这种行为是对是错，我当时不置可否。80年代初期，很多人的思想还是十分守旧的。凡一平冒险来听的是文学写作课，我是这门课的老师如果我偏袒他，其他老师会有非议；我不偏袒他，我内心又是同情和支持他的，他受了批评我内心过不去。我懂得历史上大约有作为的人都有不拘小节、不循规蹈矩的现象，这是有作为者的一种“大气”。在这里，我不是提倡学生不遵守必要的纪律。其实有些纪律是很束缚学生才智的。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应该有偏爱偏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依我之所见，不越雷池者多是蝇营狗苟者。凡一平这种行为，多年后看来应属于正常的偏爱和追求，不应受到过多的非议。 不久凡一平居然爆出一个特大的新闻，他在当时全国著名的文学刊物《诗刊》上发了一首长诗：《一个小学教师之死》。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偏僻的河池师专、在一群乳臭未干的文学青年中，不能说不是一件轰动的事！因为《诗刊》是全国老牌名刊，其作家多是如雷贯耳的大诗人，就是一般的老作者、老作家也都不敢望其项背的。 这篇大作我读后很受感动，在当时知识分子不受重视、知识不值钱的年代，谁去关心一位小学教师的死呢？于是我请求银建军教授为其写一篇评论，银教授也欣然答应了。 这篇诗作发表后，文学圈子里的人都互相奔走相告，一时成为闲谈的话题。须知，在当时写文章的人不多，发表文章的人也不多，在名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更不多。因为1982年全国性的名刊物也只是《人民文学》、《诗刊》等几家。 一个作者，特别是初学写作者，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的心情是既喜悦又兴奋的，就像一个母亲生下第一个胖娃娃时的心情一样。 这首诗的发表使凡一平当时心潮激荡，兴奋之余，当夜用得来的稿费买了一批糖果到我房里庆贺。当夜同来的还有田代琳一帮人。大家无比的欢乐，无比的愉快。 不久，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金城》的编辑聂震宁（现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到我们学校来找我，我把凡一平、田代琳都叫到我家来，趁此把凡一平一帮人介绍给他。聂震宁当时已是全国著名的青年作家，我就请他讲学，和学生们专门谈谈文学创作，这对东西和凡一平等人后来的文学创作可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聂震宁还向他们约稿，凡一平等人都交出了自己的作品。凡一平写的是小说《周末》，稿件先交给我，我以老师的身份认认真真作了修改。这是凡一平的小说处女作，多年以后他还清楚记得这篇小说的创作和修改过程。小说不久便发表了。和这篇小说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几个同学的散文、诗歌、故事等。这些作品的发表，对于河池师专校园文化的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我那时就感觉到作家的成长是需要园地的。《金城》就是个好园地，聂震宁是个好园丁，而鲜花需要一个好花园。从此，在凡一平、东西的带动下，河池师专有了一批比较固定和比较成熟的文学爱好者和小作家。 那时，东西因为年纪最小，比起凡一平一帮人来，显得稚嫩些，还无法预测他的未来。当时，我比较看好凡一平，预测他将来一定会不同凡响。 青年人容易冲动，容易失去节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凡一平的作品发表以后，大约和所有文学青年或者青年作家所走的道路一样，一下间突然变得文思泉涌，写作劲头暴涨，手中的笔似乎停不下来，脑子里思考的只是写，写，写。于是上古典文学课，上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甚至上现代文学课，他都在课堂上抛开任课老师，在课桌下埋头去写他的东西。有几次在课堂上被任课老师逮个正着，任课老师火了，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尊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甚至连平日对学生十分温厚善良的班主任也不高兴了。凡一平遭到了批评。一些老师便迁怒于我，指责我“带坏了学生”。一位中文系老师在本系教师会议上涨着通红的脸，大声斥责：“这样的学生也想当作家？！这样的学生将来能成大作家？！”说着将手中一本杂志狠狠地甩在桌上。 我也被吓懵了，心想，是我带坏了学生，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我有责任。我当时无言以对，不敢争辩。 不久凡一平就毕业离开了学校。 比较而言，东西和我在校接触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们也比较幸运。凡一平毕业后，由我牵线，由校长韦启良教授（已故）拍板，在河池师专召开了一系列大型文学创作研讨会议，并举行了较大的文学创作活动，计有北京鲁迅文学院一批著名青年作家刘兆林、张石山、李发模等人到校开展讲学，还有中国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笔会等等。此外，我们还请来广西的包玉堂、黄勇刹、兰鸿恩等老一辈作家到校讲学。每一次讲学，东西他们都是听众，并充当服务人员。面对一大批作家，东西一帮人的文学视野显然要比前几届学生开阔得多，他们了解了作家们的创作状况，懂得他们的艰辛，也懂得他们的幸福，这对他们未来走上文学道路，不会没有影响。 东西他们的“新笛”文学社十分活跃，我有时参与他们的活动并讲评一些习作。东西是这个文学社团的副社长，当然也是这个社团的活跃分子。 今天东西交给我一首诗，记得是写在一张信笺上的，诗题叫《山妹》。这首诗来自于东西的山乡生活，我记得诗写得较有诗味。我虽然也发表过一些诗，但是对诗歌总是没有把握，叫我评诗，说不出多少语言，我只改了几句说“可以”就让他寄出去了。后来这首诗在《河池日报》上发表了。这大约是东西第一次发表作品，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次起步。正如他后来说的，是河池师专给他播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 一个作家的成长是离不开陶冶他的环境的，学校和老师就是这种陶冶环境中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条件。后来东西说，学校和老师的影响是制造一种氛围。我想，有这种氛围和没有这种氛围是大不一样的。 东西在校时在文学创作方面还不像凡一平那样脆响，据我的观察，他是在默默中成长起来的，他的成就是在走入社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东西是社会生活锻冶出来的作家。 东西和凡一平都出生在红水河边的大山区里，每次望着那红黄色的滚滚浊流从那烟雾濛濛的群山中滚动出来，我就猜想这条河流蕴藏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东西和凡一平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红水河的气派：粗旷、睿智、豪放、激情。环境孕育作家，当然也孕育他们的个性和作品。 东西和凡一平都有一股韧性，这是红水河沿岸山里人的性格。 凡一平离开学校后先到一所中学任教师，他仍日以继夜地埋头他的文学创作，很多刊物发表了他的作品。也许因为有所成就，或者也有了些名气，于是上级把他调到都安县文化馆工作。在县文化馆期间，他摆脱了中学教师的繁杂任务，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发表了更多的作品。然而因为某些作品取材于生活而得罪了当地某些县级干部，惹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灾祸。 那年夏天，我出差到都安县城，在县文化馆找到了凡一平。以前见到我，他都是神采飞扬、谈笑风生，没想到这次见他却是灰头土脸的，昔日的笑脸和欢乐不见了。看他紧锁眉头、暮气沉沉的模样，我以为他可能是为爱情、婚姻、工作，或者别的什么而苦恼。我当时想能有什么难倒像凡一平这样一位刚毅而又有勇气的青年人呢？一问，才知道他正准备吃一场官司，县里一帮干部正以“伤害、诽谤罪”控诉他，他将以当时一般人都认为耻辱的“被告”身份被送上法庭。原来却是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小说惹下了祸。 似乎有一种旧有的阅读习惯，就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也把小说当作生活的真实记录来读，相信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东西都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比如，有些人历来就相信历史上的诸葛亮就是那么的神，曹操就是那么的奸，张飞就是那么的勇。他们不懂得文学作品的情节既来自生活的真实，又是经过文学家艺术家虚构幻化了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不能和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画等号，更不能将文学作品中的事件、人物和生活中的事件和人物对号入座。可是有些人出于这种传统的阅读习惯，读了凡一平这些文学作品后，就在那里猜测对号，以为作品中的某某人物就是现实中的某某人，那些事也是他（她）做出来的事。想当初鲁迅小说《阿Q正传》一出来，就连一些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都纷纷猜测鲁迅写谁，也都在自觉对号入座。凡一平小说风波的由来也和以上说的情形相似。不同的是，凡一平那些小说得罪的是一帮有权有势活生生的县官，并引起这帮官员忧心忡忡。他们以为凡一平的小说是写他们，骂他们，污蔑和讽刺他们，他们把艺术形象、艺术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怪只怪当时文学理论知识还未完全普及，还处在普及阶段。 凡一平作品中那些被他们自己对上号的县级干部依仗他们的权势和地位，群集结盟，要集体向法院以凡一平“诬蔑罪”（应为“侵犯名誉罪”）相法院提出诉讼。眼看一场官司在所难免，凡一平将作为“被告”被送上法庭。这在法制和法律知识尚未普及的年代，“被告”往往被认为就是“罪犯”，是耻辱和丢脸的。 听完凡一平的叙述，我心中未免发笑。 我笑这帮人无知，笑这帮人心虚；笑这帮人狭隘，也笑这帮人太愚昧。 凡一平这些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政治传单，也不是行政文书和报告文学。即使作品中人物和事件与这些官员的行为有些类似，但他不写上真名实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把它往你自己身上扯？这“诬蔑罪”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我感到凡一平正可能处在一桩新的冤案的境地之中。说危险也危险，因为那时人们的法律知识还贫乏，法制观念还淡薄，如果法官糊涂，说不准弄出什么悲剧来。 我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严重不在于凡一平犯了什么，而在于执法的可能偏差。 我心中很沉，但是我并不忧虑，因为这已不是“文革”时期，“左爷们”的优势正在衰落，中国已开始步入法制社会。于是心中产生了两个字：不怕！ 我对凡一平说：“不怕，如果他们要起诉，我来当你的辩护人！” 其实我心中也无太多的把握，如果我当辩护人，最多也只能给那帮人（原告）和受理法官上一堂文学理论课，让他们知道文学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真实不能画上等号。至于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法官们、原告们要做出什么超常的举动来那是很难预料的。 我的态度当时可能对凡一平多少产生一些作用，让他不至于在那些权势面前那么胆怯和担心。凡一平笑了笑，似乎缓释了心中的忧虑。 凡一平诉讼案的背后也还有一大批人在支持他：母校河池师专、广西作家协会一批作家。这里值得重点提出的是河池师专。凡一平原是河池师专的学生，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母校的支持当然是很自然的。同是那年，广西作协在都安县城召开“瑶族文学研讨会”，出席这一会议的河池师专副校长银建军教授、教务主任韦秋桐在会上论及凡一平诉讼案时，他们和一些与会者都极力表示支持凡一平。为此，又惹恼了当时该县的一些权势人物。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扬言要对韦秋桐教授施行暴力，这已经近乎黑社会作为了。 凡一平并不孤立，真理和人缘都站在他这一边，母校和母校老师都站在他一边。更主要的是时代在进步，这已经不是随便制造冤案的时代了，倒是那些“原告们”理亏和孤立。不久，一位新的县领导上任，发了善心，此案便不了了之。 人的命运历程有时神秘和怪异，往往是曲折灾难和磨砺能促其成就。凡一平经此一波一折，大约是生活视野也由此一展宽阔，生活的慧眼也由此一展深沉，因此文学创作的源泉更加丰厚，文学创作的成就更加辉煌。 不久，凡一平调离了他生活多年的故乡。 比较而言，东西的遭遇不像凡一平那么“不幸”。他毕业后先在天峨县中学任教，那座县城很小，小到还不如普通的一个小镇那么大。至于文学创作，在那个县城可能找不到知音，无人与他谈论文学创作。但是东西觉得，作家不一定需要大城市。大作家柳青一辈子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美国现代派作家福克纳一辈子也只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县城小，则少去很多喧嚣和烦杂，可以静下心来多阅读，多写作。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是个勤耕不辍的人。那时的中学教师，教学工作的压力是十分大的，担子很沉重。我不知道那些年东西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他在埋头写作，时常传来他又发表了什么什么作品的口头报道。作为老师，我是很喜欢东西的，他在校期间，我就非常喜欢他的灵气和灵性，还有他纯朴、厚道的为人。 东西毕业后并没有忘记母校，也没有忘记老师，他和我是经常通信和联系的。 有一天，收到东西寄来的三个短篇小说，因为他那时对外地刊物的编辑还不很熟悉，想叫我帮忙推荐出去。我认真读了那几个小短篇，觉得写得很有灵气，也较别致。我就想把它们推到较远一些刊物，以便名气扬得远些。于是我想到陕西省文学刊物《延河》，主编闻频先生是著名诗人。1988年中国作协在广西北海市举办全国诗人参加的“中国北部湾诗会”，我和闻频都是与会代表。我们是在那个会上认识的，两人很谈得来，一同游海，一同逛街，临别时互相赠言，过后还经常通讯交流。闻频先生当年出了两本诗集，约我为其写了一篇评论。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东西的作品也很不错，我便寄给闻频先生，不久这几篇作品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我不知道东西当时的心情如何，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是很兴奋的。我从心底里感激闻频先生对新生力量的栽培和支持，也为东西的成就感到欣慰。 东西后来以他的著名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唱响一个时代，也引领了一代风骚。我读了这篇小说后被它的构思的奇诡所折服，觉得这篇小说是划时代的一绝。这篇小说因此荣获了几个奖项，最高为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的价值和影响在这里我不可能做太多的评论，我只想引用温存超教授在《东西小说论》一著中的一句话：这篇小说“表现出作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情怀和现实主义的力量，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共鸣。”这篇小说如今已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已为更多的读者和观众所赏识。 东西和凡一平虽然离开了母校，离开了老师，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身边。 待到东西、凡一平的文学创作取得强烈的社会反响以后，由我提议，得到韦启良校长、银建军副校长的同意、支持，在河池师专召开了全国性的“东西、凡一平文学创作讨论会”。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多为当今文艺界知名人物。此外加上本校已毕业但在文学创作上比较活跃和有成就的校友也应邀参加，共一百多人。会议期间，刚好凡一平的长篇小说《跪下》出版，给这次会议增添了隆重的气氛并使场面更加热烈。一所高等学校为自己的校友召开全国性的文学讨论会恐怕是少有的。这种会议，因形式特别，更体现了东西、凡一平的母校和老师对他们文学创作成就的关注，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的支持，也体现出东西、凡一平和他们的母校、老师的一体性。 时过不久，河池师专又与广西作协联合，在河池师专召开全国性的“桂西北作家作品研讨会”，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在文学创作方面仍十分活跃的校友。东西和凡一平是桂西北最有成就的作家，当然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角。 这两次会议，与会者在发言中对东西、凡一平的作品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一致肯定了他们取得的成就。会议期间，还安排他们和该校中文系的全体学生见面并作了讲学。这对河池学院中文系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文学创作热情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一位学生说：“拜见了东西、凡一平，又听了他们的讲学，我觉得作家并不太神秘，只要我努力，就一定也可以当个作家。作家离我们并不太遥远。” 东西、凡一平每次回到母校来讲学，中文系的学生们都感到像是在过盛大的节日。一来他们是校友，倍感实在和亲切；二来他们是作家，是坐在眼前真真实实的作家。他们的讲学使校园的文学活动变得更加活跃。有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像东西、凡一平当年那样对文学创作十分执着，于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初露锋芒的文学作者。校园的文学社团“南楼丹霞”、“空谷”、“视点”等自办的文学刊物上的文章有的还被外地大刊物转载。 东西和凡一平，后来都调离了红水河岸，离别了他们的故乡，成为其他省份的专业作家，到文学广阔的海洋里搏风击浪去了。我想一个蓄水不深、面积不宽的小潭，大约只能养成一两斤大的鱼。如果是大江大河，则可以养成二三十斤重的大鱼。再如果是辽阔无边的大海呢？那就可以养成几吨甚至几十吨重的大鱼了。东西、凡一平的重大成就都是在他们到江海里搏击后才取得的，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圈子要能大能小。大圈子可以使视野开阔，小圈子可以使生活贮藏丰厚。两者互补，缺一不可。因为他们站在家乡的小山顶上时，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比他们脚下还矮小的山坡。当他们爬上“珠穆朗玛峰”时，所看到的则是全地球的高山了。这就是视野。一个作家是需要视野的，视野是和人的心胸宽度成正比的。视野越宽当然心胸越宽，大作家都有很宽阔的视野和心胸；鼠目寸光、鸡肠鼠肚的人恐怕很难成为文学大家的。 2007年10月25日，对于河池学院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她聘来了八位广西作家到中文系来担任讲学授课的教授。这八位广西作家按他们姓氏笔划（取笔名）排列如下：凡一平（小说家）、东西（田代琳，小说家）、李约热（吴小刚，小说家）、罗传洲（小说家、主编）、鬼子（廖润柏，小说家）、常建军（戏剧家）、常弼宇（小说家）、黄佩华（小说家、主编）。 这八位作家中，东西、凡一平是河池学院（前河池师专）的学生，其余几位大都同这所学校有过十分深厚的情谊，他们有的到学校出席过文学专家会议，有的多次光临过学校开展的讲学活动。 这八位应聘的教授生气勃勃的讲学引来了一大批痴情文学的青春学子。讲堂上坐无虚位，场面热烈。不独男女学生兴奋，连学校的教师、领导也都感到喜气临门。这八位教授给河池学院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会给师生们带来新的福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