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转型期的“匆匆过客” 很久没有坐到电视机前，看新闻或持续地看某一档节目了。记得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曾经吸引过我。这回偶然发现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居然又把我拉回到电视机前。看这档节目，于我有一个很实在的因素：借此机会补补课，向那些“诗词达人”学习我未曾读过、不熟悉的古典诗词。当然这个目的未必能达到，记忆力是与人的年龄增长成反比的。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本想出门办一件事，出了门却忘了该办什么了？健康专家说，这正是生命衰老的信号之一，正规的描述是“近事遗忘”。 因此，“学习”是一个高大上的主观愿望，实际效果是获得即时的身心愉悦和消磨掉一些本来就无聊的时光。当然，时时也会为竞赛者惊人的记忆力和丰厚的诗词阅读积累而击节叹赏。 有一个联想，经常会从我的脑际迸出，那是海外学者唐德刚先生关于历史转型期的一段堪称经典的论述：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有史学研究者，将此观点称为“历史三峡转型论”。按照此论，当下中国仍处于经历磨难、痉挛的历史转型期，我常常用此论来喻指文学。同样，中国文学在胡适、鲁迅那代人达至一个巅峰状态后，也进入了转型期，迄今仍在转型之中，何时从谷底向上攀爬至一个新的巅峰，说不准。我在此要给那些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名家们泼点冷水，在这个转型期中，很多人，当然可能也包括尊驾，都将是文学长河中的匆匆过客。或者说是转型期的“井底之蛙”，看到的只是头顶上很小一片天。很多“蛙”也在努力往上跳，但跳三尺，或跳五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总还是在井下。当然，我还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有些蛙在井栏上，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眼睛在往下看，他们看到的是水中虚幻的景象，因此始终在迷蒙的井中月、镜中花中自我或相互抚摸、聒噪……记得有一年，一批“80后”作家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明白地宣称，他们不会再以他们父辈写作者为榜样，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写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当时曾有些不解，后来我觉得他们的“宣言”，正反映了一批年轻写作者的觉醒与进步。 从《中国诗词大会》竞赛选手，尤其是那些年轻选手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未来，一种走出转型期的向上攀爬的希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澎湃的生命激情，也许正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那代大师们的某些特质相似。当然就这些选手而言，我能看到的仅是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厚的积淀，并不代表着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就必然是未来巅峰上的创造者。民间有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说阅读积累是创造的前提，但积累也不必然导向一位成功的创造大家。如果仅止于记忆和积累，那么充其量是一个有生命的“百度”或能够走动的“书橱”。也因此，我特别不希望那些因为传播而爆红的年轻“擂主”，被这个浮躁而超功利的时代过度地开采，成为吸金的器具。惜爱他（她）们的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回到平静的书房、课桌，让他们用平常的心态，像普通人那样完成学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这样，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或时段，武亦姝、彭敏、陈更们中的某一位或某些人，也许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呈献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创造。据悉，武亦姝在获得冠军之后，关闭了个人手机。看来，这位年仅16岁的才女，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和理智。 重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当我要告别那间曾工作了十年的办公室时，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书刊。或许有人会说，头疼什么？悉数搬回家得了。事情非如此简单。太太听闻此事，板着面孔“警示”：“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搬回家，家里没地方放。”然后紧跟着又是一句狠话：“有本事自己再去买套房，怎么堆你的书我不管。”这话呛得我无言以对。确实，我腰包不鼓，腰杆不硬，拿不出钱来买一套房，专门来堆放我的书。 因此，为了不过多占用家中有限的空间，我必须对办公室的那些书刊，挨本儿进行清理。凡我认为无保留价值的，一概扔到门外，交给清洁工去。在清理过程中，哪些该留，哪些该扔，心中当然得有一个标准。首先该留下的是对自己写作有参考价值的书，诸如偶然发现存放已久的一本叶廷芳先生的文集《美学操练》，立即将之珍藏到拎包里带走；其次是中外经典级别的，这类书不知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会去翻一翻，即使搁在书架上长时间不看，也感觉有品位；最后是当代名家或文友的签名本，这些书附注着一份友情和体温，即使无时间看，也得藏着。除此以外，那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也有让我在“割”与“不割”之间反复纠结的，那就是有相当多的只有一面之缘或从未见过面的写作者寄赠的签名本。扔吧，那上面有作者的签名，有一份心意在；不扔吧，我清楚，此生有限的时间内，我永远也不会去碰它。如何处置呢？恕我这里秘而不宣。 在整理书刊时，我时时有些感慨：一个写作者，如果一辈子能够写出一部让人搬家时不愿舍弃的书，也就该满足了。要达到这样的标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丁玲在多种场合说过类似的话：“苏联作家爱伦堡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就是应该向读者献出自己最好的作品。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家的作品相反，不要一百部差不多的，只要有一部好的也行。”后来，她“转售”的观点被上升为“一本书主义”而遭到批判。我早年初听此话时，颇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一个作家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太没出息了吧！其实，仔细想想，在当代作家创作的海量作品中，有几部可以流传下去，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写出一部在大浪淘沙中能持久发光的书谈何容易？恭请文坛诸公，不妨常常扪心自问：自己的哪部作品20年、30年、50年后还会被人重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出一部让读者持久阅读的书，不亚于古时攀越“蜀道”，“难于上青天”啊。 在当下图书太多太滥的状况下，重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也许不无必要。可能有写作者问：“我写不出那样的一本书，是否就该搁笔？”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抵达如此高度的难度，就否认大量普通写作者乃至草根写作的价值。宝塔的高度，也是需要厚实的底座来支撑的。但愚以为，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写了几本书名气“熏天”，就轻易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足以雄视古今中外文坛了。笔者还认为，强调尽量写得少一点、好一点，无论对何种类型层次的写作者都是有益的。 尽管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海量的储存空间，但我也不希望在这个空间里堆满了垃圾。 （摘自《美人如玉剑如虹——陈歆耕文化随笔》，陈歆耕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