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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同地域和文化中，就已萌生文字的雏形。其中既有与汉字有承续关系的，也有与汉字无关的其他民族的雏形文字，这些文字雏形被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因为它们还不能逐词地记录语言，因此也不能视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成熟汉字约形成于夏商之际，而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汉字的童年时期。虽然甲骨文中还残留一些早期文字不规范、不严密、不准确的地方，但已经属于可以严格记录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汉字记录汉语，同时也记录汉语所表现出的思维。中国古代一切思想观念、文化、文明，都通过汉字这一载体才传布久远，保留至今。而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成系统的汉字的最早形态，因此说甲骨文是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文明的早期结晶，一点都不为过。 甲骨文的形体结构体现“六书”的造字理据，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字形。其造字方法甚至有超出“六书”的地方，体现出古人的独出机杼和奇思妙想。甲骨文总字头数已经达到4000多，可以自由记录汉语。甲骨文中常用字的结构已经基本定型，这些字经过几千年演变，虽然笔势笔意屡有变迁，但其基本结构没有变，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如其所记载的中华文化一样，承传有序，源远流长。 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和会意字，其中有不少还保留着早期形态，这是古人采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手段，借助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所得，从中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时的立意和取象。如“尹”字为一只手拿着笔的形状，因此“尹”在古代用为官吏的通称；“得”字像手持贝，表明古代的“贝”为宝物或用作货币；“獲”为手持一只鸟形，表示俘获的“获”；“穫”像一把镰刀在收割庄稼，表示“收获”的“获”；“粪”字的本义为垃圾，用作动词为扫除，甲骨文的粪字就像一个箕中有垃圾的形象；“馘”字像带有头发的头皮形，体现出古代杀敌后割下头皮计数献功的习俗；“监”字是人用器中之水照面的形象，表示的是古人以“水”为镜的习惯；“休”字像人在树荫下休息，所以古代“休”字有休息、止息和“荫”的意思；“保”字像一个大人背着一个孩子，从大人的角度讲是对孩子的保护，从孩子的角度讲是对大人的依仗，所以“保”字古代有“保护”和“依仗”两个意思。 甲骨文记载的汉语，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词汇，其所记载的内容也包罗万象。有些文字较多的记事刻辞更是具有一定的情节，甚至富有故事性，完全可以视为最早的文学作品。 甲骨文已经是符号化的文字，古代“书画同源”，因此甲骨文也具有一定装饰性和美化倾向。很多形体犹如美术作品中的速写，在构字时尽量采用简单的线条，抓住描写对象的典型特征，凝练生动，概括传神。其形体体现出的布局上的穿插避让和形象上饱满匀称的追求，更是凸显出古人朴素的美的感觉和观念。 经过海内外几代学者的刻苦努力，目前甲骨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新形势下的甲骨文研究应该如何发展和提升呢？我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旧资料在运用新技术和新手段下的全面重新著录和整理。当今照相和印刷技术日新月异，甲骨照相甚至已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拓本、摹本、释文、十面彩照等相结合的综合著录手段日益成熟并逐渐得到推广。目验甲骨原物对释文校订和钻凿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如有条件，所有甲骨都应重新反复目验原物。 二是要加大甲骨文本体研究的力度，如龟甲形态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其他如疑难字的考释、类组和钻凿研究的进一步细化、缀合工作、文例研究、残辞互补、甲骨占卜术等。 三是要紧跟最新技术，掌握最新手段，让甲骨文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首先如甲骨的三维扫描和3D打印，在条件成熟时要全面加以应用；其次是历史上所有甲骨文研究资料的电子化和数据化。如果再加以展望，则如甲骨文笔迹的技术甄别，甲骨的DNA测定，甲骨残片的机器缀合，甲骨文辞例的机器检索、比对、可能性答案的提出，相信都能在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之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近几年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中，甲骨文研究格外引人关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把汉字的传承提升到中华基因的高度，这是对甲骨文研究者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课题列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启动至今，10个子课题进展顺利，取得很多初步成果。2017年11月24日， “甲骨文”项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可以想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甲骨文研究将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