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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沈家煊所指出的，“中国语言学界一百年来‘两个不停息’”，即“向西方借鉴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努力”没有停息，“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没有停息。两个“不停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共同构建了汉语特色的语言研究模式。 词类是语法中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围绕汉语词类这一重要议题，学界讨论热烈，成果颇丰，而影响最大的当属1953年至1955年间的“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大讨论”缘起于国外语言学家对汉语词类的探讨，其中康拉德的《论汉语》在《中国语文》上得到摘译发表并引发巨大反响。1953年10月，高名凯发表《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予以回应，正式拉开“大讨论”的序幕。 “大讨论”尝试性地对“汉语有无词类”及“划分词类应依据什么标准”进行了回答，最后认为汉语实词有词类分别，作为语法类别的词类不能仅凭意义进行划分。此次讨论无疑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的里程碑，对汉语词类根本问题、划分原则、教学研究应用的思考，对传统印欧语研究观在内的西方语言理论方法与汉语自身特点之间关系的探索，均为65年来汉语词类问题研究的推进、汉语语法体系的完善、汉语语法研究观的逐步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秉持“大讨论”的正确理念和科学思想，结合长期以来汉语词类研究实际，放眼汉语词类研究的未来，我们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兼收并蓄、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和发展道路。 正视汉语词类划分难点 汉语词类研究第一问“汉语有无词类”，探寻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需要正视汉语词类划分难点，即摆脱传统的印欧语研究眼光，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明确汉语实词有词类之别且需借助词类划分来研究语法，优先考虑研究目的实现，以此降低汉语词类划分固有困难所带来的影响。 首先，正确看待汉语形态与词类的关系。在传统印欧语研究中，作为功能和意义的载体，词的形态标记与形态变化成为划分词类的重要表征和主要依据。因此，过去对汉语有无词类的论证往往等价于对汉语有无形态的判定，从而陷入循环论证。无论是认为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变化而不能划分词类的“汉语无形态”派，还是用实则不符合汉语事实的例子进行论证的“汉语狭义形态”派，都未能考察汉语实际，而是盲目将印欧语言的词类判定方式强加于汉语之上。汉语词缺乏形态标记，进入句子后缺乏形态变化，因此功能的差异难以通过词形变化来显现，这一事实表明了汉语无法同印欧语一样将一般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作为判定标准，同时差异性的存在又从根本上证明了汉语词是有分别的，即词类的存在性。因此考虑到汉语自身特点，一方面汉语形态无法作为词类划分判定理据，另一方面汉语形态和词类表征的匮乏导致汉语词类在划分中的模糊性无法从根本上克服。 其次，汉语词类划分应以研究目的为导向。辨清汉语形态和词类的关系后，研究重心即从汉语形态界定的纯理论问题，转向从汉语自身特点及使用实际出发思考汉语词类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大讨论”中吕叔湘、朱德熙所述“区分词类为的是讲语法的方便”，词类的分别是客观存在的，而词类的划分则是研究者为更好地描述语法现象进行的人为操作。当划分结果难以达成统一时，研究者需在所构建的语法框架下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提出词类划分方案，以能清晰描述、解决相关语法问题为最低要求，以陈望道、吕叔湘提出的“妥贴、简洁、完备”为最高目标。 优化汉语词类划分机制 汉语词类研究第二问“怎样划分汉语词类”，考察汉语词类研究的具体操作。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需要优化汉语词类划分机制，即确立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吸收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具体操作程序加以改进和整合，明确研究目的，考察应用实际。 首先，坚持把功能作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这是综合考察汉语形态不丰富、意义的主观性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结果。功能作为划分标准的重要性在“大讨论”中已得以显现，如诸多学者认同的意义、形态、功能“三结合”的词类划分标准，我国首个统一的教学语法系统《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中提出的“词汇·语法范畴”标准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功能成为唯一划分标准。虽然目前对于“功能”具体指句法功能抑或表述功能仍存有异议，但不可否认功能标准下的句法分布情况作为考察汉语词类问题的参考指标，具有重大的操作价值和理论意义。 其次，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操作手段。在定性研究上，遵循排他性、唯一性的原则，避免不同语言单位层级上划分标准的混同。在定量研究上，研究者需充分考察汉语实际，引入量化方法来确定基本的句法分布，并尝试建立相关语料库，如袁毓林《汉语词类划分手册》（2009）建立不同语法结构类型和词类的隶属度量表，并依托该理论建成线上汉语词类和语法结构测试平台等就是良好的尝试。只有结合定性描写和统计归纳才能构建一个贴合汉语使用事实、较为完备的汉语词类系统。 最后，建立特定系统和领域的词类划分框架。各家汉语词类体系存有较大差别，语法教材上一般采用的是12—14类的划分方式，即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拟声词、感叹词（无区别词或无语气词，或将拟声词和感叹词合并)，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田申英《语法述要》（1985）则更为细化。汉语词类划分一方面需与研究者所构建的语法系统相匹配，如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中将指称、陈述、修饰、辅助四种表述功能与体词、谓词、饰词和虚词相对应；另一方面需在不同应用领域建立特定、高效的词类划分框架，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提升二语学习者的理解、交际能力为重，在计算机信息处理中以提高语言信息处理与输出速度、效度为先，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对兼类等疑难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建立各司其职的汉语词类体系。 确立汉语词类系统地位 汉语词类研究第三问“怎样看待汉语词类的地位”，探讨汉语词类的本质和系统性。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需要确立汉语词类系统地位，即一方面着眼于汉语内部，从探讨汉语语法整体系统本质入手，用系统性眼光审视词类划分问题；另一方面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间，通过概念比较思考汉语词类本质。 首先，厘清汉语词类内部的系统性特征。从语法系统角度看，词类体系须与特定语言的语法系统相贴合。如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就为词类划分及兼类问题提供了更为简洁的方案，他提出，不同于印欧语，汉语的动词是动态名词，包含于名词。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洞察汉语语法系统本质才有可能解决汉语词类划分中的困难。从认知模式角度看，汉语词类“原型范畴”系统特征显著、范畴边界模糊且成员地位不等，仅具有该类词部分语法特征的非原型成员与原型成员间是连续统关系，边缘成员常混入对方的类别，这就为词类划分中分布特征描摹、特殊词类判断的困难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在世界语言中构建汉语词类的系统地位。这是将汉语自身特点探索与西方语言理论借鉴相结合，从世界语言的更高角度探索汉语词类的系统和本质，应成为汉语词类研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可供借鉴的最新理论有马丁·哈斯普马特《跨语言研究中的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2010）、威廉·克罗夫特《比较概念与特定语言范畴》（2016）中基于类型学和概念本质角度提出的“比较概念”。它不同于具体语言中实例化的描述性范畴，是语言学家特定研究目的下以跨语言比较为导向形成的无实体性的自主建构和参考框架，对推进特定语言研究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比较概念的构建可使汉语词类逐步确立在世界语言中的系统地位，并得以较为科学而全面的划分。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语法问题大讨论，在其影响下，65年来的汉语词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如沈家煊所指出的，“中国语言学界一百年来‘两个不停息’”，即“向西方借鉴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努力”没有停息，“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没有停息。两个“不停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共同构建了汉语特色的语言研究模式。随着新理论的引入、研究方法的丰富及研究观的科学化，汉语词类研究必将沿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断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