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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思维方式并无优劣之分，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促进双方积极交流是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正确之道，也是我国广大外语教学和研究者们的职责所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差异探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既充分尊重外语本族语文化思维和行文规范，又充分彰显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中国学习者二语立场表达培养体系，知彼又扬己，以积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作为一个体现说话人/作者主观评价意义的综合概念，“立场”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立场表达能力是中国学习者二语综合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能否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维系与对方的良好关系及构建得体的自我身份。因此，立场研究对于培养我国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有研究中，龙满英、许家金、赵晓临、姜峰及笔者均发现，在英语议论文写作中，我国学习者的立场表达能力并没有随着其客观命题表达能力提高而得到相应水平的提高，与本族语学习者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差距体现在不同方面 认知立场方面，中国学习者好用增强语而少用模糊语的倾向明显，对如何灵活得体地使用模糊语来表达复杂、细致、有效的认知立场还比较缺乏认识。如中国学习者过度依赖“在我看来”“我认为”（in my opinion, as for me）等自我角度状语，“当然”“肯定”（of course, certainly）等确定性副词/词组，“我认为”“我们知道”（I/we think, we know）等立场动词构式。具体到语用效力上，这些基本上属于增强语，用以增强语气，借以凸显自己的观点。而相比之下，本族语者增强语的使用要少得多，模糊语如“可能”“也许”（perhaps, probably, would, could等）使用则多得多，模糊语的使用缓和了作者的观点，显得语气委婉、协商性强。 态度立场方面，中国学习者比本族语者更倾向于在论事说理中表达对事物、行为的价值和伦理判断，语气较强烈，评判中引经据典多，事实论证少。具体表现为中国学习者好用情态动词表达责任、义务，且“必须”“应该” （must, should）等中高值情态词高频使用；好用形容词表评判，如“很重要”“非常必要”（it is important/necessary to-inf）；好用动词表意愿，如“我/我们要/想……”（we like/want to-inf）。与此相比本族语者这些用法均少得多，而中低值的情态动词“或许”“可能”（would, could）使用较多，评判表达较委婉，引述较具体。 无论是认知立场还是态度立场，中国学习者句子主语大都为第一人称“我”“我们”（I,we），或泛指类名词如“人们”“有人”“学生们”（people, students）等，且主动语态使用突出，口语化明显，因此显得主体意识强烈，主观性强。而本族语者使用第三人称主语、无灵主语及被动语态明显较多，因此客观性较强，书面语特征明显。 文化思维因素造成差异 现代语言学家普遍认为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二者以思维方式连接。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反映了人们所在社会文化的具体现实，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人们就会不自觉地用这种已形成的思维方式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思维方式既是社会文化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思维方式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引导、规约其发展；语言又反过来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是思维的主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纵然这个强势论断争议颇多，但语言和思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及语言表达受思维方式支配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脱离文化思维差异去探讨语言差异是不可取的，因此对比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了解各自背后的文化渊源并探寻其对语言的影响，能帮助我们有效把握中外立场表达差异，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 中西文化心理各有侧重 中西方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等诸多层面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反映了双方不同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时空观等诸多文化心理特征。 主体型和客体型。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观，认为天、地、人、万物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即“万物一体”，故人们应当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人又有驾驭、统领天地的本领，“人定胜天”，也即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哲学观本质上是以人本为主体的，即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强调从主体自身出发，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这种人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就形成了汉民族的主体型思维方式，即以人本主体的需要为中心，从自我出发来观察、理解、描写和分析客观世界，反映在语言上则是当描述事物和阐述事例的过程涉及行为主体时，汉语习惯上用生命体尤其是人作主语，当人称不言自明时，就用“有人”“人们”“大家”等泛指人称或直接省略主语成无主句，且多用主动语态。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学习者的立场表达主体意识突出、主观性强了，主语大都为有灵主语，尤其是第一人称主语和泛指类指名词等，主观意愿动词多，主动语态占多数，以“我”为主的角度状语偏多等，都是其相应的表现。这些英语中主要属口语体的特征被学习者们广泛地用在了立场表达中，除了学习者本身对英语行文规范了解不够之外，其根源还在于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其汉语母语的一些行文规范的迁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和征服欲，思想上形成了“天人各一”的对立哲学观。他们认为人与自然对立，物我分离，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和现象都可以分立开来，而人必须征服自然才能把握自身、把握未来，这就逐步形成了西方的客体型思维方式。它以物主为主体，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客观世界作为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以理性、客观、求真的态度去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这种思维反映在语言上则是物主、无灵主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与主动语态并重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族语者立场表达第一人称主语不多，而无灵主语大面积使用，被动语态较多，总体上客观性较强等语言特征。 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倡导的不是对自然奥秘的无穷探索，而是如何用社会伦理规范来治家治国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社会关系和严格的社会身份制度，并以此作为制约人们处事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在这种制度规范下，家族利益、国家利益重要性被放大，而个人意愿和利益被缩小，久之就积淀成汉民族的集体主义文化。连淑能认为，集体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和个性，认同群体，信奉权威，个人对群体有着不可推卸的伦理义务，即人的本质是伦理的。反映在语言上有个人代表集体所言时的语气强硬、多发号施令，多号召，多引用权威，多道德评判，少委婉、商讨口气，道德鞭笞多，事实论证少等一系列语言特征。这就解释了我国学习者语气强烈的增强语偏多，而模糊语使用偏少的现象；同时也解释了其评判类态度立场偏多、具体事实论证少、语气过硬过直等特点。学习者们正是把集体主义文化和思维下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迁移到了立场表达中，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道德评判者和捍卫者的姿态。 西方哲学规定人本质上是认知的，其客体型思维激励着人们去探索万物本质，发掘自然规律。人不是在与其周边的人、与社会的人伦关系中实现价值，而是在探索世界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彰显个人实力中实现自身价值，这就形成了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倡导个人自信、个性和对他人作为个人的尊敬，反对权威。反映在语言上表现为语气委婉、客气，不强加，少发号施令；不依赖于权威话语，尊重他人观点，无论赞成还是批驳都具体到被引述个人。因此其立场表达上模糊语使用较多，委婉建议多，发号施令少，且引经据典少，引述相对具体化、个人化。他们在表明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他人包括读者和被引述人作为平等交流对象的尊重，彰显了自己的想法，也照顾到了他人的面子。 文化和思维方式并无优劣之分，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促进双方积极交流是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正确之道，也是我国广大外语教学和研究者们的职责所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差异探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既充分尊重外语本族语文化思维和行文规范，又充分彰显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中国学习者二语立场表达培养体系，知彼又扬己，以积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本文系2017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立项课题“中国英语学习者立场表达能力研究”（17HQZZ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