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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广梅:探索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

http://www.newdu.com 2019-01-22 文学好书榜(微信公众号 顾广梅 参加讨论

    优秀的小说总会给读者朋友带来阅读心理上的高峰体验,或是扼腕慨叹,或是沉醉痴迷,或是浮想联翩……种种奇妙恒久的高峰体验通常来自小说中那些讲得跌宕起伏、曲折生动的故事,有的线索复杂,有的悬念迭出,而人物命运的惊险沉浮也随着故事的讲述被牵引出来。于是,故事性、叙事性成为小说魅力的重要源泉,也构成小说这一文学文体的主要特征。但有野心有抱负的作家恐怕不会满足于此,他们不愿墨守讲故事的陈规而有意提高、挑战写作的难度,从而迈向具有更高自觉性、专业性的写作之路。作家张炜早在1990年代便做了一次不同凡响的“破壁”尝试,亦是一次大胆炫目的难度挑战。他借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在小说“讲故事”这一传统功能和“叙事性”这一文体特征之外,探索触碰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即精神性、思辨性,建构起当代中国文学谱系中极为珍贵、极具原创意义的精神性书写面向,其散发着流光溢彩的思辨之美、智性之美在文学审美的百花园里具有相当高的个人辨识度和区分度。
    这部自觉追求写作难度的中篇小说,无疑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研究者的阐释经验。从阅读方式和阅读体验的角度看,它绝非易读、快读之作,而是邀请读者慢读、细读之作,也是诚意邀请读者进行前所未有的阅读挑战之作,它所挑战的是读者朋友对故事性、叙事性的审美冲动和阅读期待,它将令人欣喜地提供另外一种全新而有深度的阅读体验,随着阅读心理的兴奋点、痛点、难点的不期而至,崭新的阅读高峰体验也将随之而来。从研究和阐释的角度看,它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诚意召唤有创新意识、有宽阔视野的研究者能够进入小说的内里,探究其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诗学内核和独特罕有的美学风度。
    小说立意奇高,走笔险峭。洋洋洒洒近十万字,竟能做到通篇将叙述视角牢牢限定在小说人物徐福身上,并始终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这意味着徐福作为抒情主人公要进行自剖自诉、自问自答,即自己是自己的对话者和探询者;同时作为小说中唯一讲故事的人,也就是“叙述者”,还有责任向读者剖白讲述自己的精神史、心灵史;至于自身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命运故事则被打碎成片断状、细节状,夹杂在大篇幅的思辨冥想当中穿插、间或讲述。彼时已在文学花园里勤奋耕耘了二十载的张炜不会不知第一人称叙述的裨益和局限。采用第一人称,作品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展现叙述者徐福,即“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自动放弃那种叙述幅宽较大的、多人多线索的故事呈现方式,这或许也是作品的主要叙述意图。在“我”(徐福)的讲述、倾诉过程中,读者将从情感、理性两方面随其起伏发展,越来越与之粘连重合,逐渐获得对这位传奇主人公强烈的信赖感和认同感。当然,这必得依靠作家扎实不凡的艺术掌控力,要保证不出现反向度的叙述困境。因为从艺术处理的惯常方式看,像《瀛洲思絮录》这样依赖第一人称、依赖一个叙述者来完成全部的说理、抒情和叙事,尤其作品所处理的题材还是迄今难解的“徐福东渡”的千古之谜,这在艺术上堪称冒险之举。一旦把握不当,第一人称叙述本身的局限性便很可能导致小说在叙述节奏、叙述范围、叙述情感等方面陷入或拥堵臃肿、或狭小逼仄、或过于主观的难局,最终会对叙事张力的实现和思辨之美的达成带来很大阻力。
    令人震撼的是,冒着原本可以规避的艺术风险,张炜知难而进,以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深厚稳健的笔力,向着艺术险峰一意登攀独行。他奋力跃上了风光无限美的高处,领略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奇迹。《瀛洲思絮录》可为绝佳证明。作品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着意呈现的精神内容的瑰丽斑驳、神秘多样,以及所提供的精神形式的思辨哲理、矛盾往复。跟随张炜的哲思之笔和性灵之笔,你会深深沉潜进主人公徐福的精神海洋和浩渺内心,测量触摸这位历史传奇人物的精神与心灵世界之多重维度、万般异彩。小说既然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叙述权力交给主人公“我”(徐福),那么“我”讲述什么,又怎样讲述,这两方面会直接决定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叙述腔调,还将影响作品审美气质的形成。整体上看,“我”(徐福)主要讲述了自己充满传奇和历险的一段段精神历程,并紧紧围绕具体精神内容展开思辨式、自剖式的内心独白,所以亦可视之为一段段心路历程。
    “我”(徐福)的精神大厦和心灵王国里充溢着一系列重力度的思想符号和高强度的情感符号,比如精神方向的彷徨找寻,从一个狂热的“复国主义者”到一个充满疑虑的“探求者”,“我”(徐福)对自身精神归属的质询、叩问贯穿作品始终;再如身份认同的痛苦建构,“我”(徐福)欣欣然地选择“先师”这一带有鲜明精神意义的身份标识,却被追随者们一再以“众人的前程”相绑架强迫,不得不当一国之王,而这显然与“我”的人文关怀、精神旨归背道而驰,“我”屡屡陷入逃避而不得的痛苦之境;又如对生命现象的深刻体察,一次次身体危机的到来使“我”在暮年体认到生命不可抗拒的衰减,而“我”在心灵深处又渴求着女性的温柔与爱慕,情理交织的矛盾冲击下,“我”最终发出“我作践了青春!”的自我批判;……这些或绵长或短促的精神呼告和心灵呐喊,汇成一副历历在目、立体多维的精神轨迹图和心灵地图,清晰刻画出主人公徐福作为一代大智慧者的独特精神面相,也随之描绘出了其充满热力、爱力的心灵形貌。
    主人公“我”(徐福)的精神轨迹图上还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历史谜团和历史难题,诸如东莱子国的灭亡和莱夷人的消亡,民生与社稷之间、氏族与社稷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位亡国之君的历史功过等,无不令“我”久久萦绕在怀,苦苦思索寻求谜底和答案。“我”的智性思考带有非常鲜明的思辨性、哲理性特征,其中像对血缘与氏族的思辨与渐悟,直接帮助“我”做出最艰难、最具历史意义的决定——打破血缘和氏族的拘囿,允许鼓励东渡瀛洲的秦人、莱夷人与土著人自由通婚。小说令人信服地昭示出精神结晶、心灵智慧带来的人类史的巨大进步,“先师”的精神意义得到强化和突出,“时代的大善”有了最好的注解。小说还特别设计了“我”对所谓“经卷院”、“缮写院”、“大言院”这三院的格外衷情和努力振兴,尤其“大言院”是学士诸人每日辩论之场所,“邑内一切有益之思、深邃之想,都不必忌讳,大可一一放言”,齐都稷下学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仿佛在此复现。这些如思想火种般散发异彩光亮的精神性书写,裹挟着丰富巨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自然会使那些原本就对小说有较高智性要求的读者朋友大呼过瘾,也可能使期待故事性的读者朋友大呼惊奇:“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其实,小说的写作难度归根结底在于它的表现对象,它要表现“人”,要表现人心、人性、人情,当然离不开表现人的精神属性。就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盛赞的,思维者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无疑,唯有才、胆、识、力四者均具备的优秀作家才能够以小说的奇妙方式来描绘这朵最美丽的思维之花、精神之花。
    对以精神性书写为主要面向的小说创作而言,最大的艺术难题或许是如何拓展人物的精神时空来丰富充盈其精神内容?如何努力臻于神思遥迢、精神畅游的艺术妙境?《瀛洲思絮录》在这方面做了创新性的成功尝试。作家张炜的时空意识可谓深刻而超前,他赋予笔下人物鲜明非凡的时空感,表现在主人公徐福的时空体认与时空感知上。“我”(徐福)在时间上最先体认到是自然生命时序,即从过四十六岁生日开始,至五十岁生日终了,短短四年时间,这也构成小说的情节时间,对一部中篇小说的叙事容量来说是适宜的,但实际上,小说的叙述时间早已大大延伸出去了。“我”(徐福)作为精神主体、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凭借联想式回忆和想象式思考,线性的物理时间被自由的心理时间所取代,固定单一的物理空间转换成灵活多维的心理空间,于是,主体的无限思绪在漫漫几千年的时间隧道里上下求索,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交织彷徨。“千年”、“此岸”、“彼岸”这三个标识时空维度的词语在主人公的精神通道里出现的频率很高,与带有危机感、宿命感的自然生命时间交相辉映,构成了浩渺无限的历史时空与短促有限的个人生命之间意味深长的对比,为主人公所思所想的精神内容提供引人遐思的时空背景版图,将主人公展开的一次次思辨和拷问如同一个个大写的感叹号、问号凸出投射其上。
    这部极具探索性的杰作中,张炜虽然有意放弃了以故事性为第一标准的小说传统审美要求,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化地排斥故事的讲述,因为他的写作思维始终是辩证的、开放式的,他不会错过那些有助于人物塑造、有助于主题意蕴传达的多种表现手法,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所以围绕着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疑问迷思,包括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最终的结果等,作品一面着力呈现主人公徐福的精神内容,一面巧妙地通过“我”(徐福)的回忆、联想来讲述扣人心弦的命运故事,如此这般小说不仅豁然开辟出一条重返历史深处的精神通道,还悄然搭建起一条复现历史现场的生命通道,人物的精神内涵、人格魅力在抵达历史真相时清晰可见。
    透过主人公徐福犀利睿智的眼睛,秦王嬴政、丞相李斯、太史阿来、淳于林将军、妻子卞姜和区兰等等或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一个个登上小说舞台,对他们的成功塑造彰显作家张炜的艺术功力,他用寥寥数笔就可将人物的外貌和性情特征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颇似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的“骨相俱出”的写形传神手法,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徐福对其他人物的观察不仅包括外在的表情、动作、语言,更包括内在的心理揣摩和精神触碰,他与这些有不同身份、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之间或是斗智斗勇、或是惺惺相惜,他与卞姜、区兰之间动人的生死爱恋,无不折射出大历史中个体的命运沉浮和精神抉择,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精神书写起到很好的对比、烘托作用。
    《瀛洲思絮录》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非常醒目的节点。它的出现,一定意义上使中国当代小说的观念趋于完整多元,小说的文体创新更加自觉,而且,与这种思辨性文体相适应、相谐调的语体风格也呈现出继承式的创新。为了符合历史主人公徐福的精神特征,使面向复杂精神主体的书写更加元气充沛,小说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通篇语言工整典雅,文白杂糅,颇富逻辑性,又不乏清新流畅之笔,可视为向中国传统雅文学遥远真切的致敬。通过这部杰作,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文体乃是精神史的一种外在形式。
    读者朋友们不妨跟随这场思接千载的旷古之辨,去细细领略品味历史风云激荡中的种种精神奇观与心灵妙境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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