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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婚恋观对当今仍有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人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 韦尔登：幸福不是天然就有的。首先不要去寻找幸福。大自然让我们繁育后代，而且给我们躯体、情感、冲动，以确保我们去繁育，但却全然不管我们是否幸福。所以，不要以为幸福是你天然的权利。我们并不是天生总会幸福，那样想是一种奢望。 不要期待男人能让你幸福：性爱与幸福没有关系，性爱的双方只是被一种生育后代的冲动所控制。记住：做妈妈也可能给你带来不愉快，它是大自然为了你能养育子孙后代而加给你的极端艰苦的工作和终生焦虑的刑罚。你能活着，能看到阳光照耀，能听到鸟儿歌唱，就该感到快乐，对不快乐也要心存感激。 不要从天性中寻求满足感， 而要从道德上寻找，我并不是提倡“无性”。我记得英国有一句古话：“善者乐；乐者善。”这或许算是一种道家式的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中国有很多女性尽管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但是仍然承受着需要结婚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许在西方没有这么普遍，但女性或多或少也存在这种焦虑。您对此怎么看？有何建议？ 韦尔登：英国女人当然也有需要结婚的压力，至少要有男朋友。这其中大部分压力的来源是父母，他们想要孙辈。在英国，女人这么抱怨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不愿结婚；女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如今有37%的年轻女孩接受大学教育，而年轻男孩只有27%。英国的城市中有很多独居青年，大约有28%是单人家庭。 在中国，目前婴儿出生男女比例为117?誜100，问题更加严重，原因大同小异。有人为了逃避农村父母让其生孩子的压力，最终逃到城市成为单身人士。不过社交媒体也缓解了他们的无聊。 我想要对英国和中国的姐妹们说：在生命的进程中，你年轻的时光是短暂的。如果可以的话，就结婚吧。女人有了伴侣，经济压力减半，而且也可能会做母亲。当你精力充沛、聪明健康、只对自己负责之时，独自生活当然很好、很有趣。但女人有很长时间处于年老的状态，如果孤独终老恐怕没什么意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简·奥斯汀时代的婚恋观？ 韦尔登：现在大多数女性都是经济独立的，所以说，如果简·奥斯汀时代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不再适用，那就太好了。但是恐怕今天仍然能看到那些旧传统。环顾四周，我看到很多年轻女性，结婚更多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不是为了爱情。我有时候会悲观地想，有的女人完全忘记了该如何去爱。电视上有些没头脑的女孩似乎更注重的是结婚仪式、礼服、婚宴，对于新郎反而没有那么在乎。 《中国社会科学报》：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女人应该勇敢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您觉得她的理想在英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吗？ 韦尔登：伍尔芙本人享受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也希望其他女性可以这样。英国女性鼓起勇气，为获得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而奋斗，并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1949年到2019年这70年间，社会改变的速度令人惊叹。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那种爱玩娃娃的温顺女孩已不是主体，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要求平等的经济独立权，呼吁得到公正平等对待和享受同工同酬。诸多原因导致这种迅猛改变。 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瓦最先表达了西方文化背后基本哲学的一些变化。此时，一场使社会猛烈震荡的大战已结束近5年。二战中，女性被征入工厂、农场，从事“战时工作”，她们能够在家庭之外工作、赚钱，并从中体会到自由和乐趣。在21年之后的1970年，澳大利亚学者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所撰写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成为畅销书。女性的不满情绪日益发酵，掀起了一场新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普遍被唤醒，认识到仅仅因为性别原因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其罪魁祸首是“父权制”，它让女性远离职场，只围着厨房转，只熨烫衬衫。女性有充足的理由愤愤不平。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但是她们的才华却并没有得到发挥。看起来好像每个女人仍然有男人作为其经济支柱，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人们可以得到避孕药，但流产在英国直到1967年都是非法的。各种家用电器普及，女性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同男人一样进入社会。家庭规模变小了。 随着“上班的妻子”成为时尚，男人们出乎意料地不再抵制女权主义。“性别歧视”的帽子会让他们觉得很丢人。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比“性别歧视”的错误更为严重，因而女权主义运动风头略减。然而随着新世纪社交媒体的兴起，女权主义重拾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