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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恋。三道难缠的命题，三个巨人般的母题。每个拎出来都不好对付。现在，耄耋之年的王蒙说：你们一起上。 制服写作中的困难，他从不用蛮力。他的招术向来优雅得体：他与这些难题们共舞。在《生死恋》（《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中，他踏着明快的节奏，灵活地更换舞伴，直到生存、死亡与爱恋，三位难打发的“贵族小姐”，被交织到同一支狐步舞中，互不干涉，又彼此成全了对方的美丽。 生，死，恋。如一套最简洁的尺规，作出了完整的人生图景。这就是如今王蒙的文学刻度：以一生、以百年为基本单位。这种刻度的改变从《王蒙自传》就开始了。曾经的他会关心某个人一分一秒之内的隐幽意识；现在他更关心宏大的时间，更关心一个人的沧海桑田。在《生死恋》中，他关心的是主人公二宝被突如其来的爱欲所左右的悲剧命运，是无尽岁月在个体生命简史当中引发的剧烈潮汐。 为此，在叙事时间方面，王蒙采用了大尺度的远景。他所擅长的“事实细节”在小说中异常节制，这是为了方便叙事在广阔的时间疆域中大幅跳跃。但在思维层面，王蒙坚持着小尺度的微景。这是典型的王蒙笔法：层峦叠嶂的形容词，你争我赶的长短句，花团锦簇的定语，催生了斑斓的意识泡沫，或者说思想细节。 思想细节源于他一以贯之的思辨和修辞冲动。这是一个蠢蠢欲动的诗人在小说当中留下的分泌物。他经常在叙事的中途，一个猛子潜入词的宫殿去搞破坏。在对词语隐喻系统的联想、拨弄和挑衅中，世界在一个微小尺度中被开膛破肚，被拆卸、观察、审度。他沉湎于为“从来如此”的思维做微创手术。在“思无垠”的自由境界中，叙事被冷落了。 但叙事节奏、情节因果、细节疏密，这些发端于现代小说的技巧主义的批评，何曾适用于王蒙的小说？于他而言，小说并非起始于一张田字格、一道五线谱，而是起始于一张空空如也的画布。他将各种流派强行给小说套上的手铐脚镣一一解开。他散养他的小说。他让自己的文字作逍遥游，骋于无所待之境。 上一部中篇《女神》（《人民文学》2016年11期）便是如此。王蒙有意剥除情节严格的因果逻辑，在流畅的记叙中夹杂赞美诗，在史实中掺入蹁跹的梦境。线性时间被打碎了，回忆录、日记与诗一般的独白，散作飞花轻似梦，将个体史拼贴成了一件波普艺术。如今在《生死恋》中，我们看到这位“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在乐此不疲地拆毁小说的形式篱笆，哪怕使小说在美学上出现了“故意的悖论”。 一方面，小说骨子里是一篇传记，他多次搬出主人公的“年表”来强调写作的非虚构性，让小说因接近历史而写实。另一方面，文中却又处处可见暴露叙事的元小说写法，甚至开辟出一个章节——“文之原罪”，集中讨论小说本体论和虚构美学，声称虚构是经过了复杂方程运算之后的现实，所以要保卫“虚构”的纯洁，让真实的历史像一粒盐消失于佳肴一样，消失于故事。“虚”与“实”互相诘问对方的合法性，“子之矛”频频攻击“子之盾”。而王蒙却羽扇纶巾，乐观其变。 这样的小说，不是流水线上供给市场的热销品，仅仅只是王蒙建造给自己的舞池、游乐园和希腊小庙。小说在此还原为心灵的游戏，还原为无目的性的审美。 当下的小说仓库里，堆积着汗牛充栋的热销品和定制货。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追求写作的“使用价值”。小说的意义是被规定好的，小说的终点是惟一的。百川东到海，每个词都百舸争流，沿着命定的航线冲向自己安全的意义港湾。小说因此极其稳妥、精密、有效、不赞一词。《生死恋》这样的写作，是对“使用价值”至上的写作的暴动。漫漶的形式、琳琅的意识泡沫，确认着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装饰价值”。哪怕修辞泛滥，哪怕绕树三匝不知何枝可依。 遍览王蒙近年的创作，在被他盎然的艺术表现力折服的同时，也会发现这种“回忆录”的写作模式一直在重复。传记也好，回忆录也好，都是站在人生边上看来路，是典型的追忆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小说触及的情节，都是历史的“定妆照”，是固化了、一元化了的事实定论。《生死恋》中，二宝与山里红、月儿的爱恋作为小说的主体，几乎全部是靠转述完成的。我们看到的是爱的后果、恨的后果，而不是爱的此时、恨的此刻。我们像一个姗姗来迟的侦探，到达案发现场时，现场只剩血迹。 王蒙对世界的参悟胜过了惘然，“破执扫相”的冲动胜过了“造相”的冲动。所以在《生死恋》中，他踏着狐步舞，直奔人生的谜底而去，直奔命运的风平浪静而去，直奔“禅机”而去。他想做的，是尽可能迅捷地揭开万物、万事、万千词汇的盖头，让羞于见人的真相立即露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