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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曾凭借1939年出版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荣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品以1929年至1933年间经济大萧条为历史背景，刻画美国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的故事，并着力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凄惨景象。书名中的“葡萄”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在《圣经·旧约》的《申命记》《耶利米书》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中都出现过“葡萄”。在上帝眼中，爬满藤蔓的葡萄就像大地上的子民。这些渺小的劳苦大众，或微不足道的葡萄，被扔进巨大的容器中捣碎、搅拌——为了酿出香醇的葡萄美酒供富人享受，他们像韭菜一样被收割。从这个意义上说，“愤怒的葡萄”就指代愤怒的底层人民。 葡萄为何愤怒？一言以蔽之，因为梦想破灭。加利福尼亚州曾是俄克拉荷马逃荒人的梦想之地，而如今当这一梦境幻灭，美国梦则一变而为美国噩梦。美国梦的破灭揭示了美国社会不公的现实，同时也表明，一切愤怒都起源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小说第二十五章最后一句话说：“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中迅速成长起来，结的沉甸甸的，等待收获期来临。”可见，希望落空之后，希望的葡萄乃变为愤怒的葡萄。在小说家看来，因为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遭受那些资本家、银行家和实业家的盘剥压榨，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然而却无力反抗——因此除了愤怒，他们一无所有。 与斯坦贝克一样饱受创痛的剧作家阿瑟·米勒在他的自传《时移世变》（Timebends）中回忆道：“这是1932年秋季，我们全家人已经没法再掩饰内心的恐惧，如今连每月按期付出五十块钱给银行以还清购房贷款，都成了极大的负担……”毫无疑问，大萧条的哀怨之气始终弥漫于米勒的戏剧：从他的青涩之作《没有恶棍》《他们起来了》和《黄金时代》，到怀旧自传散文《成长于布鲁克林的男孩》；从苦乐参半的剧作《两个星期一的回忆》再到反省美国大萧条历史的《美国时钟》。用米勒的话说，“没有人能够逃离这场灾难”。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历了持续近十年的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使美国人“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正置身于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还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人们深信并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 “不管自己是多么普通的小人物，只要自己努力干，就会成功，就会发财，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只要努力上帝就会帮助你，你就会有好房子、好汽车，你的孩子就会前途无量”，而且这种自信笃实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证券市场的大崩盘，几乎在一夜之间使所有沉浸在美国梦中的美国人遭受灭顶之灾。随之而来的是漫长得几乎令人窒息的经济大萧条。 与斯坦贝克将大萧条归咎于资本和资本家的态度不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在194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受害者》中，则试图通过两位在大萧条时期饱受失业之苦的受害者来表达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质疑与批判——经济的衰败使当时的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信心。作为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贝娄回忆道：“因为大萧条，我们的职业没有指望……大萧条是个人受羞辱的时期。资本主义看起来在整个国家都失去了控制。对于很多人来说，推翻政府的可能性看起来极大。” 而与此同时，人们对左翼政治和激进学说却寄予厚望——马克思认为，从消费（需求）上说，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形成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结经济危机的根源——“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并且做出预言：随着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在上述思想影响下，贝娄一度对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抱有热忱幻想，相信唯有革命才能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大萧条这一痼疾。 事实上，大萧条之前的1920年代正是富庶的爵士时代。这一时代的形象代言人、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说：“‘爵士时代’似乎是在它自己的动力推动下比赛，沿路是钱财满贯的大加油站……即使你抛锚了，你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你身边到处是钱。”在此前一年即1919年，著名庞氏骗局的主谋查尔斯·庞兹在因欺诈案件坐牢后，竟然借着保释出狱的“机会”改头换面，不可思议地逃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来到佛罗里达州，经营起那时火爆到全民参与的房地产生意。在那里，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又一次诱惑了很多贪婪之人：他的庞氏土地公司将每一英亩土地都分成二十三份，承诺投资者只要花上十美元就能拿到自己的一块地，而且，在六十天内就能获得三十美元的回报。自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很快就被戳穿了，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这场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的房地产泡沫。不久之后，气球被突然刺破，引发无数惨剧。以当时尚未经开发的迈阿密为例：某房地产商人发现，只要卖房子的广告能在海边沙滩上矗立，就会有足够的生意送上门来。他会把客户带到沙滩上，让他们自行挑选一片清澈平静的水面，然后立即承诺将在这片水域为客户打造一座私家岛屿，这样，“你就能自己当一个小小的孤岛鲁滨逊了”。 与此同时，报刊媒体上的所谓专家学者也大言炎炎，鼓吹当时的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标志是1922年至1929年间，每年超过百分之五的GDP增长。知名作家丽塔·韦曼在1932年曾形象地描述：“通胀年代，我们一直处于悬崖边缘，丧失了正确判断的能力。我们大笔花钱买东西，买得越多越开心。如果买的东西很贵，那我们的第一结论是东西一定很好……以家庭娱乐为例，我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忘记了邀朋请友、围坐自家桌旁是有多么欢乐，却饱受饭馆聚餐、消化不良的折磨。”但是，随着华尔街股市的崩盘，资本主义创造、累积的亿万财富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资本主义制度岌岌可危，而且这场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并一直持续到二战前夕。大萧条的爆发不仅让包括贝娄在内的美国年轻作家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弊端，更让他们感觉到资本主义的终结并非遥不可及。 在上述作家的文学叙事模式影响之下，人们普遍将大萧条初期的物价飞涨归咎于那些被贴上“投机商”（profiteer）标签的人——“投机商”是个流行新词，牛津英语大词典认为“投机商”一词首次出现于1912年，但一战后期才开始流行。“投机商”一语双关，既含有前方马革裹尸、后方大发横财的意思；也含有肆无忌惮、公然劫掠之意。于是，普通民众像文学家一样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他们抨击送奶工，警告肉贩停止吃肉，并将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主人公）之流的卖私酒者视同罪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在1920年写道：“因此，每个角落都有自以为是的人，谴责肮脏的世界进行的劫掠和犯下的暴行。肉贩对卖鞋的人牟取暴利感到惊讶；卖鞋的人对剧院倒票黄牛的厚颜无耻倍感震惊；剧院倒票黄牛在地主房东的专横霸道中蹒跚而行；地主房东在送煤工人的勒令要求下举手投降，而送煤工人的尊严又在肉贩的价格面前土崩瓦解。”出生于大萧条年代的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曾戏谑，身处这样的时代，人人乖张暴怒，“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伴随着这样一种愤怒情绪的扩张和弥漫，普通消费者大多倾向于采用以下两种应对举措，一是推迟购买，二是消费降级。延迟或降低消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大萧条的发轫距一战结束才十四个月，战争的阴霾尚未散尽；当时流感盛行，甚至比战争更为致命；战后，美国又爆发了一系列种族骚乱事件，人心惶惶不安。不仅于此，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急剧动荡。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在苏联，1932年至1933年爆发乌克兰饥荒，饿殍遍野。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迅速开始谋杀政治对手并对犹太人实行恐怖统治。另外，由于国内外政治的影响，当时存在很多抵制行为（boycott）：抵制德货、抵制日货以及抵制与犹太人有关的货物。这些行为对经济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这样一些负面消息，经过媒体传播和放大，很容易引发焦虑，可能促使很多普通民众取消无谓的计划开支，比如更换大房子或购买新车，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储蓄。更为致命的是，几乎所有这些消息都与令人极为不安的文学叙事联系在一起，让人们强烈感受到经济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抑制家庭的可自由支配开支，导致消费紧缩，并延缓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消费者对假想投机商的抵制所造成。或许这才是更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叙事。 另外，人们似乎不应该忘记：美联储1914年才成立，在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经验。他们出台的政策摇摆幅度过大：1919年，羽翼未丰的美联储错误地上调贴现率以控制通胀——该通胀的起因是一战后美联储意气用事，采用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到1920年时又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控制通胀，由此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当时还有一则流行的神话，认为消费物价指数将最终降至刚好在一战前的1913年水平。当然不是人人都有此预期，但有此预期的很多人显然会认为应当等到价格下跌时再行购买，而大部分人持币观望就造成了萧条。尽管有报道说个别物价确已跌至1913或1914年水平，但总体物价并未下降。这也是新闻报道的典型手法，作者试图编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小故事来吸引一般读者。报纸知道，由于读者的思维未经训练，通缩期间这类故事会对他们有所触动；似乎一旦战争结束，物价会回到原有水平：这对要购置新房或置换新车的人而言至关重要。对很多人来说，等到降价后才买非必需品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策略。“商品卖不动，因为人们根本不愿买。”民粹主义的愤怒和抗议抬头，对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和零售商同仇敌忾。1920年，美国参议员亚瑟·卡普尔在公开演讲中敦促消费者“拒绝购买过于昂贵的商品来抵制利润攫取”。 女作家凯瑟琳·哈克特对上述美国经济由繁盛到紧缩的现象曾作过形象的描述：“在旧的繁荣时期，我可以买一罐浴盐或一双额外的夜拖鞋，而不会对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穷人感到不安。想起那些广告宣传日，我总是很开心：工人们穿着丝绸衬衫，开着福特去上班。现在不同了。如果邻人继续大摆宴席、穿着华丽，就会被认为对人类的苦难无动于衷来。”由奢入俭难，但这也是萧条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对举措。造成这一经济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经济学家的一些错误判断和误导的确难辞其咎。 白宫的经济顾问以及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一度信心满满地预测：紧缩将与1920年至1921年一样短暂——这有助于解释胡佛总统及其幕僚为何能在国会及公众面前一再辩称，紧缩很快就会结束。但公众并不一定相信胡佛总统。用凯瑟琳·哈克特的话说：“我已经读够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我相信我对未来物价走势的猜测和随便哪个人一样准。家庭主妇在商品市场下跌时的做法同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她按兵不动，坐等价格出清，除实际生活必需品外不再买任何东西。不用成为经济学家我就知道，如果所有两千万家庭主妇都这么做，商业复苏将遥不可期。” 只是，到了1930年代，人们似乎才意识到这场危机与市场的信心息息相关。华盛顿特区商会率先发起了一场标语为“为了繁荣，现在就买”的运动。“繁荣委员会”要求所有教派的神职人员参与该项活动，“通过他们的布道鼓吹繁荣”，从而“刺激生产，缓解失业状况”。这一举措很快在全国得以推广——即克服对危机的恐惧，重塑市场信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年在就职演说中将其概括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大声疾呼：“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大家一定不要被各种流言蜚语和胡乱猜测吓破了胆。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消除恐惧。”他向全国人民呼吁，要求终结银行挤兑，让货币重新流入银行。于是金融及经济秩序慢慢恢复常态，美国由此乃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和振兴。 时至今日，罗斯福总统炉边谈话这一叙事模式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愤怒的葡萄》等作品中的文学叙事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叙事一方面要求客观公正，能够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并能对症下药；另一方面也要求充分考虑人的因素——比如本文提到的普通民众延迟消费的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不是简单的数学模型，而应该是“真正的人的经济学”——跟文学一样，它也应该以研究人性为己任，比如需要认清人性善变以及人性贪婪——“当然，我们改变风尚。那是我们不变的本质——我们总是从一种狂热投向另一种狂热，就像翻转万花筒一样容易。”葡萄从愤怒到疯狂，不过一步之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