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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 在成为记者之前，袁凌已经是一名诗人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写现代诗，随后又抛弃了这条充满意象和象征的道路，开始寻求一种“传达真实经验”的诗歌形式。如今，袁凌仍保留了写诗的习惯，而“真实经验”也始终是他写作的基石。“我不愿超过我经验的限度。”袁凌坦言，“我还是愿意写我熟悉的东西，我会先去熟悉他，才会去写。”这是一名记者的基本做法，也是一名作家可能采取的做法。 袁凌最初以出色的调查报道和特稿写作一举成名，而后“非虚构写作”的概念逐渐升温，他的名声也就随之溢出了新闻界，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他是国内非虚构领域的第一批写作者，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去年出版的特稿集《青苔不会消失》获得了业内诸多赞誉，总体销量相当可观。因而，当他接着推出自己的小说集《世界》时（其实他两年前已经出版过一部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作一种文学化的“转向”。然而少有人知道的是，袁凌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多面的写作者，自由地穿梭在诗歌、小说、新闻调查、新闻特稿乃至非虚构写作等不同的文类范畴间，而这些文类所框住的，往往是同一份经验。譬如《世界》一篇，它的故事原型是一名因矿难而失明的矿工，袁凌在特稿《血煤上的青苔》中曾略写过这个人物，如今这个人物成为主角，“这篇小说其实写于特稿之前，只不过现在才发表出来。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写同一个人物，但一定严格遵循新闻与文学的界限。” 在做调查记者的十年里，袁凌见证并参与了“特稿”与“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诞生。“我刚开始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只有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没有所谓的‘特稿’。于是，我在写作中一直很严格地区分这两者。后来有了‘特稿’，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袁凌在特稿领域最先交出了优秀的答卷，如今却明白表示他对于这种文类的怀疑，“我个人觉得特稿有一定局限性。问题就在于，它的视角明明是有限的，却想传达很多东西。”在袁凌看来，特稿的新闻性决定了它必须成为一个隐喻，必须要传达更宏大的意义。“我现在就想写人的生存经验、存在经验，不追求后面的意义了。” 不过，袁凌疏离了新闻特稿，并不意味着疏离了非虚构写作。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土地，“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记者会把特稿当做非虚构写作，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门类”。显然，他想发展出一种新的文类，一种不同于美国版Non-Fiction（非虚构文学）的类型。 在美国语境中，“非虚构文学”的起点一般被认为是1959年卡波特基于凶杀案事实所写的《冷血》，但袁凌曾明确表示他对于这种“在事实调查上附加文学性的手法”的做法并不满意。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把握非虚构与小说、诗歌之间的界限与关系”，也就是说，“要找到‘穿透’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界限的那个东西。如今我们还没有找到界限，更不具备穿透的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写出《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马尔克斯，比写出《寻路中国》的何伟更是袁凌的异国知己，后者抱定新闻报道的“真实”要求，这种真实指向的是事件，而袁凌关注的是真实的存在经验 “量化”对世界的感受 真实、存在、经验，这都是抽象的词，而袁凌对此有非常具体、准确的定义。真实的经验，就是曾经历的、可感受的一切；存在状态，就是人如何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共存，这个环境包括人周遭的一切——物件、自然、传统、记忆、想象乃至信仰等等。“不管是人还是自然界的万物，他们是在一起生活的，是一个交流的场；我不认为去抽象地、辩证地描写人性，就特别有意义。还原到生存环境里，人性才会得到安放，一个人的人性和物性，与他周围的物、世界上的生灵、记忆当中虚无的东西、灵魂等等有一个交流，这个人性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人性，只会在人与物交流的环境中显现，或者说，只有人与物共存的世界，才是袁凌要写的“世界”。《世界》是小说，也是非虚构文学，那么，如何兼顾虚构与真实？仅仅说这些人物故事都有现实原型，并不是直接指向的答案。事实上，对于袁凌来说，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恰恰是“物性”才保证了文本的真实。 “那两天交警不严，普儿把两个老的一路带在摩托车后座上。刘树立从后面搂着妻子腰，好多年没这么密切过。妻子瘦成了一束刺，手指隔着衣服，能感觉按到了肋骨上。”（《世界》）袁凌的文字很简练，简练到了直接呈现人与物的地步，比如，妻子的瘦就是一束刺。李敬泽评价这样的文字是一种“高度体物的文字”，认为袁凌“写事物的时候就是事物上的事，当他写身体、写我们的感觉时，就是尽力准确地、用力地贴着我们的身体、贴着我们的感觉”。这种贴合感，来源于袁凌对外界敏锐的感知力，更来源于他对“物”的把握。能用写人的方式去写物，并不是一件难事；而用写物的方式来写人的存在状态，则需要写作者对人、对物、对人与物共存的世界有切肤的体会才行。 “我不想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戏剧化的文本。”袁凌表示他写小说并不在意情节，而尤其注重感受，“写作的过程是你跟人物同化的过程。”在感受并传达真实经验的时候，他作为调查记者、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也需要让步，因为“写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个人的意义就是个人的意义”。感受是通向真实经验的唯一通途，袁凌只靠自己的一具肉身在捕捉各种感受，也只书写自己能感受的世界，这是他的“非虚构”，足以定义他写作的疆域。“如果经验不够，我就不写小说，而是写简单一点的小故事。” 袁凌的创作观非常实际，他可以说出“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的技法规则，却不愿用技巧来区分自己的作品，而是选择“量化”自己的经验与感受。《世界》之所以被称为“小说”，不单是因为其中融入了袁凌的想象，更是因为它是充分的、完整的、人性与物性交织的世界。 书写窄门外的芸芸众生 在写作中分外注重具体感受的袁凌，却从不会避讳一些人看来有些抽象甚至宏大的词，比如“存在经验”，比如这本书的书名《世界》。在新书分享会上，李敬泽谈到“世界”的佛经源头，“佛经翻译出来‘世界’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芸芸众生。所以和‘世界’相对应的是‘众生’。在佛经本义世界中不分什么叫作上层、什么叫作底层、什么叫作什么层，视这个大千世界的众生万物为平等的，在佛家来讲是要作等量观，这叫世界。” 《世界》、《田园》、《旅行》……袁凌使用这些“大词”来命名自己的小说，使之变得坚实，有一种石头开花一般的诗意。坚实，是因为每个世界里都有具体的人、具体的物，因为它向芸芸众生敞开。“我们这一世界的人都是在走那个宽门、走那个大道，他们不巧，由于命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的是窄门，甚至走的是门缝。他们走出了我们的世界，但是袁凌带着我们看看，跟着他们走，他们从窄门和门缝里出去了，袁凌带着我们跟着，说原来他们有一个天地、有一个世界。”李敬泽借用了圣经中“窄门”的说法，来进一步定义袁凌所展现出的世界，“我们可能永远需要对那样的一个窄门外世界张望的能力、感受的能力，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扩展。”确实，袁凌笔下的人物，大多处于主流世界之外，都是“处于刀锋一般边缘的人”，这些边缘人往往还遭受了命运的敲打，不得不更努力地生存下去，或者接受彻底的失败。 袁凌承认，《世界》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里面写的是失败的人，同时也因为他在写作这本书时，正经历了返乡失败的人生低谷。失败，几乎是痛苦的代名词。读过《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的人，总会觉得袁凌选择主动面对并承担了太多苦难，这似乎符合人们对有良知的记者、作家、知识分子的印象。但袁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书写苦难的人，“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是沉重的，它就是一种生存，是一种常态。人们总是这么生活的，在沉重之中呼吸清新的东西；试图把一些沉重化作不沉重。”他也不是一个沉重地行走的人，相反，他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总是流露出干净的笑容，好像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也再美好不过的事情。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李敬泽、叶匡政、范雨素、在场读者以及他本人分别朗读了《世界》的一些选段。其他人朗读时，袁凌都侧过身，专注地看着屏幕，仔细地聆听一字一句，好像这些文字对他而言，仍然新鲜得如同清晨的露水。 在袁凌心中，失败的经验尽管是一捧灰烬，也内蕴着跃动的火星。失败的人生，失败的世界，摸起来也是有温度的，也有保存的价值。“今天朗读的这些选段还是太关注那些苦难的经历了。我其实想给大家读一些描写自然的段落，一些美好的感受。”袁凌颇有些无奈地说。他曾想成为“世界的守夜人”，而他要守护的夜空不仅有阴翳，更有点点星光。 袁凌写了很多个属于乡村的世界，但窄门之外还有更多。他总是写自己的家乡，那个名叫“八仙镇”的小村子，不仅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更因为那里有他充分经历过的美。童年经验里对自然、对乡村、对村里人的感触，牢牢地长在了他的身体里，滋养了他如此多的作品，以至于人们会觉得他是一名“乡土作家”。实际上，袁凌想要创造的世界，还有很多很多，即便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可能是他未来书写的对象，“其实很难把握北京，因为它太大了；但这两年来来去去的，我觉得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它的气息，或许未来会写一个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 袁凌是一个很有耐心、很沉静的写作者，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直到近几年，在新闻特稿名气的带动下，他的作品才井喷式出版。《世界》之后，已有《生死课》、《孩子们》两部非虚构作品集和一部叫《漫游者》的长篇小说排上了日程，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感受，不停地探索。这一切，或许可以用保罗·策兰的著名诗句来描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是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