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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塞林格大概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毁了他的一生。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塞林格用十年时间写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余下的日子都在为此懊悔。” 《麦田》出版之前，他像大部分勤勉的写作者那样对发表和出名抱有幻想。一位杂志编辑曾向同事抱怨：“一个叫塞林格的年轻人拿他的诗骚扰了我一个礼拜。”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塞林格的诗，但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年轻人》，此后的几年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次等刊物文章”。二战奇迹般地促成他写作生涯的突飞猛进，他在战场上随身携带打字机，一有机会就写，写作水平进步神速。传闻他在战时把写好的小说给海明威看，后者读罢感叹：“老天，他太有天赋了！”然后激动地掏出手枪把一只鸡的头射了下来。 不管海明威有没有真的爆掉一只鸡的头，在1948-1953年间，塞林格的确实现了写作潜能的大爆发。九篇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收入1953年的《九故事》，代表着塞林格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准。这部短篇集甫问世便连续三个月蝉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尽管此时的塞林格对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才华已不再热衷了。 他的出版热情及安宁生活的可能早在三十二岁那年被《麦田》的成功一举摧残——1951年，塞林格此生唯一的长篇小说面世，随即斩获大部分写作者所梦想的那种恢弘热度，但他个人的噩梦也降临了。在既以保守著称，又暗中孕育着同性恋文化、民权运动和摇滚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麦田》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费尔德撩拨了人们的恐惧：他玩世不恭、牢骚满腹、总说渎神脏话而显得毫无敬畏之心。出版商已经提前预见这一点，他们当时忧心忡忡：“如果出版这本书，我们在学校的业务就毁了。”小说问世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道，霍尔顿“无休止的渎神及猥亵的语言”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就“大煞风景”。有评论家称霍尔顿“荒谬、不敬，可悲得无可救药”，引诱人做出错误的事情。对《麦田》的贬损殃及塞林格本人，他被斥责为“变态而淫荡”。历史学家斯坦勒（Pamela Hunt Steinle）分析，这部小说涉及社会对年轻一代的期待、对美国形象的关注、对美国理想的判断、以及对道德和文学的认知，这些都是它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麦田》在美国始终是被要求审查最多的一本书，仅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便共计审查七十六次。 而事实上，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麦田》是唯一被当代美国年轻人普遍认可的作品。有人说它展现了“美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有权捍卫他的与众不同”。斯坦勒也力图为《麦田》声辩：“霍尔顿的价值观其实相当保守，他愤怒的原因在于没人践行那些传统价值。”无怪乎它在年轻人中引起强烈共鸣——这部小说分明以调侃的口吻代替他们发问：敏感、冲动、充满理想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年轻人，身存野性、自我围困、无所遁形，他们向谁寻求帮助，他们必须到何处去？但《麦田》收获的热爱也给塞林格带来麻烦：即使他搬离纽约、隐居于丛林之中，来信依然络绎不绝，摄影师、记者和读者蜂拥而至，蹲守在他家附近，甚至闯入他的家中，他不得不粗暴地把他们赶走。 当然，对塞林格的死忠粉而言，《九故事》及“格拉斯家世小说”才是塞林格的重头戏。他精心刻画了敏感而悲哀的年轻人群像，繁华大都会中内向细腻的青年往往能与他的主人公惺惺相惜。不同于《麦田》中详尽、直白的语言风格，塞林格其他作品叙述克制隐晦，在低迷沉重的气氛里娓娓道来，又随着出人意料的结局戛然而止，刻意制造顿悟（epiphany）。 《九故事》中的每一篇小说都与众不同，游戏于形式和悬念之间，着力刻画心理，复杂的宗教情结亦为其增添神秘感。《抓香蕉鱼的绝佳日子》最早发表于1948年初，引起巨大轰动，“永远地改变了塞林格在文学圈中的地位”。纳博科夫曾受托给《纽约客》四十年代刊登的五十五篇小说评级，他吝啬地只打了两个A+，一个给他自己，另一个给了《香蕉鱼》。这篇小说以“西摩之死”打开了塞林格心爱的“格拉斯一家”的世界，是读解塞林格艺术理想的关键之作。《德·德米尔-史密斯的忧郁岁月》是塞林格第一篇明确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但它最动人之处在于主人公不切实际的爱。他给修女伊尔玛写信说：“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其实他已经幻想破灭。《为爱斯梅而作——有爱也有污秽》恐怕要算《九故事》的扛鼎之作。就连对塞林格极尽挖苦的斯坦纳（George Steiner）也承认《爱斯梅》“相当感人”。X中士在一本书的扉页写道：“各位前辈，各位老师，我在想‘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这句令人揪心的话简直是塞林格全部小说的注脚，他一生都在写作中寻找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不懂爱别人。《特迪》则被视为塞林格由现实主义向新浪漫主义风格探索的重要“转折点”，它融入现象学和禅宗的哲学范式，强调直觉体验，要求摆脱一种预设的存在。韦尔第（Eudora Welty）在《纽约客》上礼赞写出《九故事》的塞林格：“他是天生的作家，他有敏锐的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耳朵，以及优雅的风度。尽管他总是描写一些完美而惹人怜爱的孩子，他的作品中没有一丝多愁善感。”普里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也说：“文学史上很少有这么小体量的作品可以引起如此多讨论、争议、赞美、谴责、神化与阐释。” 塞林格专家史密斯（Dominic Smith）甚至夸张地表示，《九故事》兼具“乔伊斯的宗教式顿悟、契诃夫的电影式优雅、海明威的冷峻讽刺和深刻思想”，“给美国短篇小说带来新的生命”。 六十年代，塞林格将曾发表过的格拉斯家世小说《弗兰妮》（1955）、《祖伊》（1957）、《抬高房梁，木匠们》（1955）和《西摩：小传》（1959）分别拼合为《弗兰妮和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Seymour: An Introduction，1963）出版。这时塞林格已经爱上了中国诗歌和日本俳句。他的作品对禅宗、吠檀多和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接纳，事实上反映了人的存在和精神在时代流变中的扭曲和牺牲。 塞林格对虚构格拉斯一家充满热情，他说：“我热衷于写这些格拉斯家世小说，我一生都在等待它们。我将特别小心地、尽我所有去完成它们。为此我已经有一个相当体面、狂热的计划。”1963年，他给朋友伊丽莎白·默里写信说，他还远没有写完格拉斯一家的故事。而格温与布洛特纳（Gwynn and Blotner）已经预言，如果塞林格继续创作格拉斯家世小说，“他将为现代文学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但《哈普华兹十六，一九二四》（“Hapworth 16, 1924”）给格拉斯家世小说画上了一个虚弱的句号，这是塞林格生前最后公开的作品。 所有人都知道塞林格终其一生笔耕不辍，他也一直在写作格拉斯一家的故事，但他做出了一个作家最忌讳的选择：他拒绝发表，更拒绝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声明：“出版小说是对我的隐私的可怕侵犯。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我写作只为愉悦自己。……我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我以怪异、冷漠著名。但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和我的作品。”说到底，这或许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辛辣的批评，他给情人梅纳德（Joyce Maynard）写信抱怨：“每次发表点什么，别人就会又来审视我，评价我，挤榨我，给我贴标签。”塞林格专家埃尔森（Eberhard Alsen）透露，恐惧批评是塞林格战争创伤后遗症的一种。 塞林格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地位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他为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贡献是显著的，他对年轻作家示范了“类似于吐温和狄更斯在一个世纪以前对有抱负的作家所作出的典范”。对另一些人而言，他的成就被不负责任地夸大了。老实说，不论如何，塞林格的确在他的时代树立了某种经典：他绝不像同时期的大部分作家那样遗忘战争，在他的小说中，被战争摧毁的男人回到家乡，创伤内化了，表面的繁荣和宁静下涌动着精神的死亡。他关心儿童和青年，使普通中产少年人的困苦第一次成为文学的重心。他将战后乐观境况里的绝望与期待糅合在一起，试图回归信仰和浪漫主义。他小说中大胆的顿悟虽不及乔伊斯老练，却暗含向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过渡，是对乔伊斯的再创造。 人们曾经为了买到一本收录塞林格最新短篇的《纽约客》，像排队买演唱会门票那样，在街区的书店门口排着长队耐心等候。多年后，他依然拥有读者的爱和忠诚。从《麦田》到《九故事》再到格拉斯家世小说，塞林格笔下深情而敏感的年轻人在这个他们没有参与感的世界中艰苦卓绝地战斗。他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是孤独群体中孤独的一员，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们分享作为局外人的寂寞。他是敏感的、多情的、天真的。他对人物的爱让我们觉得，原来有人这样理解我们，甚至，或许他也爱我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