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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大野》的李凤群显然是有其“野心”的。将这种“野心”摊揉开，能够非常明晰地区分出两类女性肖像：“故乡事”的今宝与“江湖情”的在桃，以及由之形成的角色互补与结构对称。 坦率地讲，《大野》里，无论是“奇数章”的“今宝的故事”，抑或是“偶数章”的“在桃的故事”，在情节安排、观念表述等方面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李凤群有意识地将“今宝的故事”和“在桃的故事”进行交错并置，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潜在的对话形式。 所谓的对话形式，首先指向今宝与在桃之间的电子邮件联系，这也是“在桃的故事”的文本呈现形式。在桃承担了信息发起、信息传递的角色职责，她频繁地向一个沉默却又多思的同龄人述说着那些尚未被对方触碰到的“异乡”经验；困居一隅的今宝是单向度的信息接受者，但同时她参照在桃略显语无伦次的私人经验，逐渐加深了对自身所处地域环境的否定态度，并最终以“娜拉”式的决绝作出了反馈。 今宝的出走与在桃的回归，使得叙事结构呈现出回环趋势。今宝、在桃的人生并没有因为叙事时间的终结而终结，相反，她们在互换守望者、行动者的角色后，获得了介入另一种生活情境的契机。 今宝与在桃的第二层对话形式，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丧父的今宝与失母的在桃，从少女时期就受到来自外界的误解、歧视。今宝对外部社会的憧憬，是在桃习以为常的过往经历；在桃最终归返的故乡生活，恰恰成为今宝意欲逃离的根源所在。她们实践着由作者设置的截然相反的人生方案，同时也构成一种想象性对话。 在桃写给今宝的电子邮件，其实是在间接诱导后者对于未知的空间维度作出带有预设性质的“景象构建”。但充满悖论意味的是，在桃一方面为今宝提供“景象构建”的想象资源，另一方面，又在亲历后确认了构建资源的不可靠性。 小说《大野》里，今宝的无奈在于“景象构建”难以真正实现，在桃的烦恼在于幻灭过程中不得不接受现实世界接二连三的伤害。将两人各自的无奈与烦恼进行交叠，可以发现，今宝与在桃之间的对话，本质上是场存在“时间差”的对话：终日为家庭琐事纠葛的今宝深陷于“此处”的泥淖。故而在桃向今宝讲述亲身遭遇的同时，也在无形间召唤出了一个“迟到的在桃”。而在桃的困境则源自她发觉了“彼岸”背后的不堪。对于“本体”的“勘破”又让在桃意识到最初的“此处”早已转变为遥远的“彼岸”，这就如同她在认清南之翔真实面目以后的复杂心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我从没有停止哭泣。”换句话来讲，多层次的“对话”形式，并没有让今宝与在桃在精神层面达成对等的互动。她们不断波动的内心情感，事实上难以被对方理解，更不用说接纳了。假如女性因另一方的多舛命运而有所触动的话，真正触动她们的其实是不幸者身上那个或相似或相反的自己。 《大野》以今宝与在桃的不期而遇收尾。然而需要注意，结尾处的相遇情节其实发生在两人形成对话之前，且这次打破线性时间结构的不期而遇也成为在桃写信给今宝的动因所在。今宝出走时告知其丈夫的理由是去普济圩农场“参加和在桃的一场谈话”，但今宝、在桃两人首次相遇的相关表述，已然判定了今宝出走理由的不成立。“今宝会去哪里？”这是两种相悖叙述的交错中陡然生出的疑问。今宝的去向无从得知，却又不言自明。而不言自明背后所设的那种遥知未来边界的必然逻辑，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尽管今宝与在桃不再会“会面”，但或许因此，她们在精神层面才真正具备了再次“相遇”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