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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那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在孙仲旭译本中，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这句“名言”如此平易近人，远没有施咸荣译本那么铿锵有力。 在汉语世界，大多数“塞林格迷”是被施咸荣译本感动的。 2019年1月1日，恰逢塞林格诞辰百年，为纪念这位巨匠，译林出版社推出《塞林格全集》，这是塞林格的作品首次在中国结集出版，皆为塞林格基金会权威审定的新译本。 名为全集，事实上并不全。未收塞林格早期的《去看艾迪》《窍门》《瓦力昂尼二兄弟》《麦迪逊的轻度反叛》《破碎故事之心》《颠倒的森林》等短篇小说，也未收晚期的《哈普沃兹16，1924》。 全集在两点上体现了塞林格风格：其一，封面设计极简。其二，没有前言、后语之类。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忠实于塞林格文本的原貌。它们是琐碎的、解构的、反句子迷的，每个故事皆平淡无奇，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明白塞林格究竟想说什么。 事实上，读塞林格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多少让人恐慌：在越来越强调轻松的时代，塞林格会不会也被遗忘？他曾经的反抗与挣扎，是否还有意义？ 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 塞林格的人生与小说有两大主题：失败的成长与失败的爱情。 塞林格的成长堪称失败，他从未能实现父母的期望。他有六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二战”后，塞林格曾重返维也纳，试图寻找初恋，但那个犹太女孩已经死去，她成了小说《一个我所知道的女孩》（未收入全集）的主角。 塞林格曾爱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她虚与应付，趁塞林格服役之机，嫁给了笑星卓别林。在小说《伤感的中士》（未收入全集）中，塞林格隐晦地讽刺了卓别林。 1946年，塞林格与一名生在德国的法国女子结婚，仅维持了不到8个月。后与克莱尔结婚，生下一儿一女，共同生活了13年。5年后，塞林格与在校大学生梅纳德同居，一年后二人分手。73岁时，塞林格又与小他40岁的护士结婚。 失败的成长与失败的爱情相互缠绕，所以在塞林格笔下，教授大多虚伪、世故，女孩大多肤浅、虚荣（《弗兰妮》除外）。 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塞林格的写作常被“童真之颂”“守望童真”等大词遮蔽。 按这种图解方式，则“充满欲望的成人世界”和“纯真的儿童世界”相互对立，塞林格笔下的泰迪、考尔菲德、祖伊等因“早慧”而参透了前者的虚幻，不得不背负起“半智者”的负担。 概括固然精彩，却有用哲学智慧遮蔽小说智慧之嫌。 沿着哲学智慧，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如何解决？如果只是高级牢骚，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可在小说智慧中，作家不承担给出解决方案的义务，作家的义务在于发现人的真实状态，并挖掘其中的故事性。 “发现”才是塞林格小说中最有趣之处，而非抱怨。他的“发现”石破天惊——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所谓“长大”，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前现代文化中，并无“童年”“少年”等说法，孩子被认为是压缩版成人，而教育是奢侈品，只有很少孩子能享受到。 现代社会的代价之一，是人需要漫长的教育才能适应它。于是，成人们通过信息遮蔽、暴力、集体生活等方式，强迫孩子们接受被管制的状态，这被法国哲学家福柯称为“监狱式社会”。 塞林格小说的价值就在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搞笑的娱乐节目、蜂拥而至的帅哥美女，发出一声断喝：我真愿接受这种溃烂吗？ 他不需要一个好故事 读塞林格，应回到他的文本中去。 将塞林格的作品与王朔的作品对读，共同处在于：特别痛快淋漓，厌恶消费主义文化的玻璃感，对拯救感到茫然。不同处在于：读王朔的人会觉得自己已成觉悟者，更愿主动出击，读塞林格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受缚者，更愿逃匿。 王朔也写了许多悲剧，为何没能产生塞林格小说同样的效果呢？从格拉斯系列便可见端倪。 格拉斯系列共有6篇小说，即《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弗兰妮》《抬高房梁，木匠们》《祖伊》《西摩：小传》和《哈普沃兹16，1924》（前5篇均收入全集中），其中都出现了西摩•格拉斯。 西摩•格拉斯的名字似有隐喻，在英语中，音近“看到更多玻璃”。西摩也是一名“早慧”者，他的愤世嫉俗对弟弟、妹妹们产生巨大影响。他莫名其妙地爱上肤浅女子穆丽尔，却又在婚礼时不肯出席，得罪了几乎所有人。 婚后，西摩和妻子去海边度假。妻子在宾馆里修指甲、读《性：乐园抑或地狱》，通过打长途电话与母亲颠三倒四地瞎聊。西摩则乘着橡皮筏，在海面上与一名五六岁的小女孩西比尔闲聊，说海中有一种香蕉鱼，会钻到香蕉洞中，不停地吃香蕉，因越来越胖，它再也无法游出洞口，最终死于香蕉热。 这显然是一个关于物质主义的隐喻。西比尔却说，她看到了香蕉鱼嘴里的6只香蕉。 西比尔让西摩懂得，连孩子也已变得满口谎言，所有的拯救之路都已被堵死。回到房间后，西摩开枪自杀。 左右塞林格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是精神上无法承受的苦痛。塞林格不需要设计一个好看的故事，不需要在故事中暗藏结局的合理性，所以他的悲剧更具感染力。 大家都在说谎 小说是渐次打开的艺术，留住读者是作家一生都在修炼的功夫。塞林格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他是如何留住读者的呢？在《弗兰妮》中，有特别精彩地展现。 一般认为，《弗兰妮》的原型是克莱尔。塞林格追求她时，她才19岁，正在大学读书。塞林格希望克莱尔辍学，遭到拒绝。克莱尔一度与别人结婚，几个月后双方分手，克莱尔与塞林格结婚。 塞林格一生都在寻找年轻的、不懂世事的女性，在恋人之外，他更愿充当父亲。 《弗兰妮》的主角弗兰妮与名校学生赖恩约会。赖恩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子弟，他们“不管轮到哪个说话，没一个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陈词，就好像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极端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大学外面的那个世界一筹莫展，已经瞎忙活了几个世纪”。 赖恩高谈阔论着小说、诗歌和戏剧，但最关心的还是论文能否得一个“大A”。弗兰妮努力扮演着文学爱好者，以配合赖恩的演说，在演说中，赖恩竟能从容地吃下蜗牛、青蛙腿和沙拉。 塞林格笔下的女性多是物质女性，《麦田里的守望者》曾遭女性读者的批评，《弗兰妮》很可能是女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精描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 考尔菲德选择了逃离城市，弗兰妮则在漫长的忍耐后，终于晕倒。 塞林格喜欢写对话。生活即舞台，人人都戴着语言面具，这便扭曲了对话本应有的逻辑，展现出内心的深戏：大家都在说谎，都以为自己是主角，却都在虚度人生。这构成了塞林格式的丰富，遂能免于拿捏情节的干扰。 这个启蒙来得有点晚 早在196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已有中译本，只可“内部发行”，直到1983年，方能公开出版。几年后，这本写给中学生的书意外在大学校园中走红。 在当时，中国读者尚沉浸在现代教育的神话中，将其视为救世良药，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然而，艰难地通过高考后，才发现：生活本身并未改变。 从梦想跌落到现实，逼迫人们反思存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称是一代人的“启蒙之书”，太多人从它开始追寻自我。但这个启蒙毕竟太晚了，受启蒙的基本都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当他们带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态阅读这本小说时，它变成了一种思想。 我们看到的塞林格是一名隐士、一位思想家和一尊人生偶像，偏偏不是小说家。 从那时到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显著增加，在今天，还有多少孩子读塞林格呢？毕竟，小说提供的抵抗实在是太脆弱、太有限了，远没有电子游戏那么直接。 电子游戏提供了一个可以玩弄、可以操纵的空间，沉入其中，人便无需承担觉醒之痛。 终于明白塞林格在说什么时，一代人已经老了，或者成了赖恩，或者成了斯宾塞先生（考尔菲德的老师，伪君子），或者成了穆丽尔……成为他们年轻时所厌恶的角色。 前一代人在误读，下一代人干脆不读。也许，塞林格会渐行渐远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