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辉 文学传记、随笔作家，1956年生于湖北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等，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冯骥才（左）与李辉在天津大学，中间雕塑为徐志摩 印 象 讲文人旧事 他的料最足 11月15日，著名作家李辉来到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读者做了一次讲座，围绕他的新书《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展开，讲述了徐志摩、黄宗英、董乐山等浙江文人的故事。 论讲文人旧事，李辉是最“有料”的一位，相关著作盈箱满笥，写沈从文，写黄永玉，写丁玲、冯亦代、黄宗英、王世襄……这些人物足以撑起相当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的《沈从文与丁玲》《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萧乾传》等著作，塑造了丰富的历史人物群像，这得益于他几十年从事报业工作中，与老一辈文人、学者之间频密的往来，老人们愿意和他聊天交流，留下许多佳话，至今为文坛称道。 上世纪70年代末，李辉考入复旦大学，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学者贾植芳先生。他和同学陈思和因为想研究巴金，就去中文系资料室找资料。正巧，资料室里有一位老先生，问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说明来意，老先生找出民国年间出版的巴金作品，告诉他们，研究巴金要从其作品最初的版本开始。这个人就是贾植芳。李辉和陈思和在他的指导下一步步做起学问来，知道了民国年间的许多人、许多事，尤其对李辉来说，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走上研究文化人的道路。 求学时光，李辉与贾植芳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三年校园生活，我常走进他们家里，听先生、师母聊天，陪先生一起喝酒，吃花生米，再来一碗面条。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愉快的日子！”在李辉离开学校赴京工作时，贾植芳特意给在北京的多位朋友一一写信，嘱咐他们对李辉要“多多观照”，要他们叫李辉“经常去他们家里吃饭”。 李辉曾说：“贾先生确实是改变我一生的人。有的人说，他个人学术成就不算很高。但是他有人格力量，培养了很多学生。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学会做一些事情，而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他的回报和感激。” 2008年贾植芳先生去世，李辉在告别仪式上一直没有落泪，老先生的遗体被推走时，他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李辉说过，写那一代的文化人，更多地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内心。当然，动笔写故事、做传记，在李辉与贾植芳交往时还没有这样的念头，但他早已在不自觉中，以一颗真诚的心与前辈打交道，这也是他后来保持始终的行事风格，也是诸多老一代文化人之所以接纳并欣赏他的原由。 1982年，李辉到《北京晚报》供职，做过体育记者、娱乐记者，后来做副刊编辑，几年后又到《人民日报》，继续从事副刊，不仅和副刊结缘几十年，更因此结识了许许多多给予他教益并成为朋友的文人、学者。 当天的讲座结束后，冯骥才先生现身会场时说：“因为有李辉这样的学者，历史变得厚重、鲜活，李辉身上有记者的东西，也有历史学、文学史、口述史、人类学、档案文献学的东西。多方面的兴趣、才能、知识修养、专业功力综合起来，使他成为当代文坛一个不可或缺、不能替代、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学者和作家。” 文人命运的潮起潮落正是现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 记者：新书为什么以“潮起潮落”作为书名？为什么又关注浙江文人这个群体？ 李辉：书里有一篇文章是写蒋梦麟的，他是西南联大的校长之一，曾用英文写作了一本书，叫《西潮》。近现代中国开始有西方的文化进入，有了文化的交流，因此我借用他这个书名，起了“潮起潮落”这个名字。这本新书写的都是浙江文人，那里出名的文人太多了，比如鲁迅、周作人、叶浅予，到后来的林斤澜、黄裳，等等。尤其是嘉兴，出名的文人估计占到整个浙江的近三分之一，王国维、徐志摩、丰子恺、茅盾，还有开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都是嘉兴人。这些文人的走向不同，如潮起潮落，正好体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很合适的。 记者：您还曾写过《穿越洞庭，翻阅大书》这本书，以湖南人为群体，您觉得地域性与文人特色之间的关系明显吗？ 李辉：每个文人的性情其实都有差异，有拍案而起的，有温文尔雅的，有耐得住寂寞的，也有不甘于寂寞的，在不同前辈身上，总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记者：能说说您和天津文人的缘分吗？ 李辉：其实我和天津的缘分也比较深，上世纪80年代写关于胡风的书时，他的一些朋友，比如鲁藜等人，都在天津，我就来采访他们。鲁藜他们的稿子和书信，我都还留着。另外像杨宪益、黄宗英、黄宗江也都有很多往来。杨宪益的画传文稿是我写的。包括大冯，我也给他出过自述。另外，我和天津的出版界关系也很深，1992年我写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们还出过我翻译的福斯特的散文选。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过我的《秋白茫茫》，这本书得了1998年的鲁迅文学奖。还有黄裳、周汝昌、黄宗江，他们三个在南开中学是一个班的，黄裳给后两位以及范用、杨苡、姜德明几位先生，还有和我往来的书信，出版过一本《来燕榭书札》。姜德明先生是大藏书家，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交往，我在《北京晚报》做副刊，请他写关于戏单、戏票之类的文章。他有时候知道我缺什么材料，比如我在研究田汉，就给我田汉的资料，缺份杂志，也给我找。和天津的缘分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多和长辈们聊天不然许多故事就消失了 记者：老先生们对您都很好，喜欢和您聊天。 李辉：比如袁鹰先生也是，经常送给我一些好书，他曾把他在二战期间做的木刻送给我，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老先生们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很倔，有的很温和，但交往过程中都能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记者：感觉都是性情中人。 李辉：我讲座时给读者举了一个黄永玉的例子，他说：“我干嘛要留下我的骨灰，让骨灰撒到水里面去看天看云吧！”这种心态多好！越是心态好的人越能长寿，而且越能创新，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您曾说过交往比较深的，有萧乾、巴金、贾植芳、董乐山几位先生，前三位您以前提及得比较多，能说说和董乐山先生交往的经历吗？ 李辉：1984年我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就请董乐山先生写稿子了。1987年我调到《人民日报》上班，他就住在团结湖，离得很近，我常去拜访。他教我怎么做翻译，如何写各类文章。1997年，他哥哥给他送来一本书《中国通》，写的是1927年到1949年许多美国记者在中国的经历，后来我翻译出来，被当时央视的纪录片导演陈晓卿看到了，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纪录片，结果就去美国拍摄。在这次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时代》杂志封面上有中国人的形象，后来就想做一个系列，来写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所以催生了《封面中国》，先是发表在《收获》上，然后出书，可以说是由于董乐山先生间接帮助的缘故。 记者：您说过，和老一辈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有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么在接触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个要留意的尺度？ 李辉：没有什么尺度。我和老人聊天是很放松的。平常都很熟，就很容易聊进去。我们那时候当记者，去采访人家，一定要看过他的书才行，这样聊起来就会很放松，什么都能聊。我总是告诉年轻人，要和他们的父辈、祖辈去聊天，不然的话许多故事就消失了。 记者：这个接近他们的过程，会不会影响您对人物客观的评价？ 李辉：如果是写传记，肯定要有和传主的情感融合在内，比如我写萧乾的传记，写黄苗子、郁风、沈从文、巴金的文章，都是如此。我写《封面中国》这样的稿子，有另外一种客观性。但无论我们写哪种非虚构文章，都要靠史料的支撑。当初我写《绝响》这本书，是在《收获》发表的六篇亲历记的合集，是关于曹禺、巴金、胡风、丁玲、萧乾等人的文章，既有采访的记录，又有来信、发表的文章等材料做依托，把它们都放进文章里，才是完整的作品，只靠回忆这样的记述是不行的。 老一辈文人给我写了很多信点拨我，让我“沉”下来 记者：您在和老一辈文化人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最急于保留下来的东西？ 李辉：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不过保留下来的往来书信特别多，很多都是用毛笔写的，还有手稿，保留这些是觉得它们不可复制了，不像现在的微信、微博。我曾经出了一本《黄裳致李辉信札》，毛边本，影印了黄裳给我的信札一百一十多封，写于1988年至2011年。萧乾也是给我写了很多信，并且总是点拨我，让我“沉”下来。还有郁风的信，写得很漂亮。这些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记者：说说您的退休生活吧──您开设了公众号“六根”，作者有您、绿茶、韩浩月等六个人。 李辉：“六根”的创办是在2014年6月6日。那年5月我们六个人聚会，因为绿茶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包括创立“绿茶书情”，谈到开办微信公众号，我就说我们也可以开一个。我们都是媒体人，也都是男的，所以我建议用“六根”作名字。开始几年，我们六个人每周各发一篇，今年开始扩大新的阵容，包括杨苡、黄永玉等人，“六根”的平台应该说越来越大。 记者：退休后您的主要生活节奏是怎样的？ 李辉：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除了“六根”，几年前我又创办“地名古今”微信公众号，请世界各地的朋友参与写作，有六个栏目，写不一样的内容，如故居寻访、倾听讲述、我说地名、行走天下、回家的路、我的漂泊。我与海天出版社有很深的渊源。百年前的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我收藏不少，因此翻译了一套《寻找中国》，交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地名古今”文丛也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目前我还要出版三种书：《可惜从此无徽州》《凉山故事》《洛阳小镇风情》。 记者：您在报社长年从事副刊工作，主编过《副刊面面观》这样的书，您感觉副刊的功能和着眼点有哪些变化，如何定位？ 李辉：有了微信，有了网络，新闻很快就被人知道了，但对拿到报纸的读者来说，我想副刊应该是有价值的。我说过，副刊是半部文学史。副刊需要好的作者参与其中，好的副刊编辑也尤其重要，关键看你能否找到好的作者、好的作者有无好的文章。有了这些，副刊就可以站得住。 李辉有话说 与文人谈话，胜读十年书 和巴金先生最初是采访，后来很熟以后，就是朋友聊天了。我说过：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和他聊天，了解了很多很多东西。现在的学生，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状态了。因为现在老师太忙了，带很多研究生，研究生见他一面都不容易。所以我们赶上一个好的时代，那个时代，学生少，老师多，现在是学生多，老师少，老师又忙，哪有时间和学生聊这些事情。 湖南文人的书我也出过一本，叫《穿越洞庭，翻阅大书》，因为湖南的文人也很多，像田汉、沈从文、黄永玉。目前《潮起潮落》是关于浙江文人的第一本书，可能还有第二本出来。 这些文人其实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丁聪永远在看书，从不管你，就是买书，在家躺着看，也不走路。王世襄先生则是一个很较真的人，有一次我请媒体的一个记者采访他，做了整理，寄给他让他校对，然后有一天我打电话过去，他就很生气:“整理的东西乱七八糟的，让我看了那么多！”那时候我经常去看他，但是后来就不常去了，过了几个月他打个电话来：“李辉，你在干吗？”我说：“我在家呢。”“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吃个饭啊！”我说：“好啊！” 这些老先生都特别好玩儿。杨宪益十几岁开始喝酒、抽烟，从来不离手，90岁之前没去过医院。他的夫人戴乃迭去世之后，我请杨宪益到郑州去演讲，讲了个《中外打油诗比较》。中午喝完酒，下午他说：“再给我拿口酒来！”喝一口酒，然后讲几句。我说：“你应该做酒仙啊！” 黄永玉也是性情中人，他一直在写作，还画了很多紫砂壶，2016年4月到5月，他在宜兴画了一百多把──把《水浒》画在壶上。他在变化，越是老的人，越需要变化。我觉得他有点像毕加索，到了晚年还在不断变化，越来越精彩。 老人们与我毫无芥蒂地相处。我为丁聪、郁风等许多人做过寿，老人们也在我49岁那年，给我过了一次生日。我特别感恩这样一些老先生，一辈子对我们那么好。 我和老人们聊过去的事，做记录，为他们整理书信、“逼”他们抓紧把该写东西写下来，从没考虑过要从中得到利益，只希望为读者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认识许多书法家和画家，比如黄永玉，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给这些人做弟子？我才不做这事呢，好像人家留给我东西，我拿着去骗钱似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多学习，多获得不同的体会。在他们身上你能感觉到生命的精彩。所以一定要跟老人多聊天，包括让你们的祖辈讲故事，录下来，会非常精彩。这些故事能够存下来、留到你们的记忆里，能整理出来，就是最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