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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细究起来，4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未完成性或不成熟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对此，不同学者当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在笔者看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不足特别值得重视并加以分析，这就是：文论话语的内容结构存在偏颇，文论话语的建构机制存在缺陷，文论话语的身份认定游移不定。这里，先谈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文论话语是依附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性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理论特性：其一，它具有认识属性，也就是说它能够通过研究者的思维操作，达到对于不同时代客观文艺现实的主体认识，从而对文艺的本质特性、发展规律以及活动过程、体裁类型等等加以理论上的描述和把握；其二，它具有价值属性，在文艺的认识活动中，总是包含着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审美理想、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理想不同，由之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因而理论生成的过程也总是价值赋予的过程。凭借认识属性，文论研究获得了其对文艺现实的解释能力，成为具有科学认知性的描述性话语；而凭借价值属性，文论研究又获得了其对文艺现实的评判权力，成为具有社会权力的规范性话语。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种具有历史影响性的文论体系中，这两种理论属性都是并存的。始终将文艺涵括于教化观念之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是如此，西方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文论发展亦不例外。总而言之，认识属性与价值属性也就是科学性与价值取向的统一，构成了文论研究内容结构的基本特性，这也正是文论话语建设反思中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近几年的文论研究反思中，不少研究者主要把问题聚焦于文论内容结构的前一个方面，认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许多文论研究或者迷醉于从国外传来的他者话语的语词追逐和把玩，或者流入已有的一些流行概念的玄虚浮泛的自语，而疏离文艺发展的现实，尤其是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实际脱节，对中国当代文艺在全球化、媒介化、商品化与本土化境况中遭遇到的新挑战、涌现出的新问题以及可能的未来前景缺乏应有的敏感、体认、分析、把握，相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现实而言，基本上是一些不接地气或曰“不及物”的理论，因而批评文论研究的“不在场”，诟病文艺批评的“缺席”。这种反思和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其针对性的，切中了一部分文论研究的要害。这种“不及物”、“不在场”、“缺席”的文论研究和批评对文艺现实的认识价值大打折扣，自然就损害了其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其学术信誉度也便大为下降，遭受到文艺界和社会上的轻视与忽略，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应该说，理论不接地气或者说“不及物”并非近40年来文论研究的常态，在新时期之初，从伤痕文艺、反思文艺、改革文艺到寻根派文艺、先锋派文艺以及新写实主义文艺等等的潮流演变中，文艺创作与社会发展现实的关系以及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呼应、互动还是很强的。当时，每一种新的创作现象或潮流的出现，都是对于时代变化中的某种世态人情的反映和回应，同时也总是伴随着理论批评上的对应性发展，理论批评以创作为支撑，文艺创作以理论批评为指导，两个方面同构共振、相互促进，共同支撑起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近年来，随着学界反思意识的增强以及文艺管理层对文艺理论和批评工作的重视，文艺研究和批评开始注重中国经验和中国表达的相关理论问题，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达到新时期之初的那种协和状态，毕竟开始密切起来，对此是应予肯定的。然而，当代文论研究中本土经验总结不够和表达不足、不充分的问题尚未真正得到解决，泛泛之论多于言之有物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与表达，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相对于文论研究不够接地气或“不及物”这种状况，40年来在文艺价值取向上存在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可以说，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总体趋向是比较重视文论研究的科学性一面，而相对忽视其价值取向的一面，从而造成内容结构上较为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一些文艺理论研究著作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有的探讨文艺理论学科性质的著作中，讲的全是科学性的内容，根本没有言及其价值取向，没有价值属性的位置。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新时期之前，在政治观点第一、艺术观点第二的主导观念之下，文艺研究和批评中常常把政治倾向性作为主导的或唯一性的价值，把理论批评当成政治斗争、政治批判的附庸，因而在新时期之初反思甚至批判这种理论偏颇的时候，便泼脏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了，一涉及政治的字眼就反感甚至逆反起来。19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文艺的发展又进入到一种新的状况，一方面伴随着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引进，文艺开始了所谓向自身的回归，重视文艺创作的语言、技巧和审美问题，而相对疏离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厌弃宏大叙事，鼓吹躲避崇高，回归自我小天地，放弃社会大担当，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文艺研究方法论热潮的兴起，致使大量新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纷纷被引进到文艺研究领域，文艺研究和批评也随之转向科学性的追求。文艺向自身的回归，文论向科学性的转向，再加上此后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意识的滑坡、政治倾向的淡化等等，种种因素的化合致使理论批评界不仅将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政治价值反思革除掉了，连文艺应有的其他价值属性也不愿再涉及了。 忽视文艺价值的维度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现实后果。这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不少研究者既放弃了对于价值问题的研讨和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也较少对现实文艺实践中理想的失落与价值观的混乱发出批判性声音，时代和时代文艺应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没有获得理论上的研讨、提炼和表达。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3] 8这一论断对文艺理论和批评来说也是适用的，甚至可以说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文论研究来说是更加不可缺少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文艺现实的解释力度，更在其对于文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的理论提炼与深度阐发，思想和价值观念也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灵魂。但是，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和批评却放弃了这种提炼和阐发，没有将价值理想转化为基本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设定，转化为文艺批评的标尺，致使文论研究缺乏贯通性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把文艺理论和批评做成了解释文艺现象的说明书或印象性的描述文本。 由于受各种消极与错误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文论研究未能在价值理想的设定和追求上负起自己本来应有的责任，相应地，便造成了文艺创作领域价值理性崩塌的局面，致使文艺创作领域里价值理性的缺失与混乱比比皆是。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当代文艺创作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时指出，文艺创作中不仅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甚至存在价值观念上的混乱与颠倒，“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4] 9。凡此种种的文艺创作，欲求其代表时代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或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显然是缘木求鱼、不可想象的。而这种状况的形成，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界亦难辞其咎。当代中国正在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快速前行，有理想有价值担当的文艺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以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历史书写，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具有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也必须转变观念、焕发精神，以富有价值理想的学术研究引领文艺工作者及其创作实践，从而与文艺实践协同共进，书写中国文艺发展和文论研究的历史新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