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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一个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也明显地受到了影响。从上世纪30年代勃兴的“政治童话”开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正是儿童文学发生此种转变的表现。中国人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儿童书写，发生了一波三折的变化。从儿童文学观的角度看，经历了一个儿童本位论的发明与遮蔽、阶级性与儿童性之争、教育性与文学性之争，以及朱自强等人重提、新解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历程。这依然只是一个回到原点的开始，当代中国尚未出现皮亚杰一类的儿童心理学家，也没有出现吴研因一样的儿童文学教育大师。我期待更多人能够经由“儿童本位论”，而抵达儿童的世界，并真正树立起“立人”的新观念。 “昙花一现”的繁荣 现在的学者在论述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时候，往往会提到中国儿童文学的三个高峰期：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50年代，三是80年代。在文学繁荣的背后，往往是理论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时期，我们发现了“儿童”和“儿童文学”，自此它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黎锦晖、老舍、冰心等许多文坛大家创作了不少杰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五四精神：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童的文学》不啻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历史宣言。 与此同时，一些儿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吴研因、沈百英、魏寿镛、周侯于等，受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影响，召集一批教师，甚至亲自动手，为幼儿和小学生编创了大量的儿童文学教育读本。这些凝聚着大量小学教师的辛勤汗水的劳动成果，而今成为一座宝库暗藏于历史的某个角落，或者说是一条地下河流。然而，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熠熠生辉。 由于这些作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倡导，他们站在时代制高点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周作人、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郑振铎、凌叔华、冰心、茅盾等人的儿童文学观虽然也不尽相同，但在为人生、为儿童的立场上是相一致的。相比较而言，最具进步性的是周作人、丰子恺和凌叔华等人，他们具有更为自觉、强烈的儿童文学意识，儿童本位论及其创作实践已经初步产生影响，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姿。叶圣陶、郑振铎、冰心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在“为人生”的文学思潮当中，创作了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的经典和奠基之作，一时成为儿童文学的风潮。稍后的左翼文学新人张天翼，更是天才般创作了《大林和小林》，成为民国时期销量最广的一部童话。因为各自儿童文学观的一些差异，他们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都有了些许不同。丰子恺、凌叔华笔下的儿童，较少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纯然一派童心永在，是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冰心的《寄小读者》，小读者主要是她的抒情和倾诉对象，作者也较为缺乏明显的儿童文学意识，只能说是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张天翼更是将儿童引入斗争现实，发挥了文学的宣传作用。 在后来的文学发展里，张天翼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甚至越走越远，这跟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有重大关系。 儿童文学观的转型 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以后，尤其到了5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虽然被赋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个儿童文学的繁荣期。这个繁荣期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国时期的创作积淀和既已形成的儿童文学品格的继续存在。战争给予儿童文学以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写作要求，但对文学性的坚持，立足于儿童的身心，甚至考虑到“儿童化”（贺宜）、“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陈伯吹）等问题，所以儿童文学本身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二是政府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提倡。这里不妨引用一段195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至今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目前少年儿童教育事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必须扩大现有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并增设专业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条件的人民出版社设立儿童读物编辑室，负责出版一部分当地需要的儿童读物。……改变少年儿童读物严重奇缺的状况，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确定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发行工作的计划，争取在短时间内，基本改变这种状况，使孩子们有更多的书读。”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不少儿童文学的品种开始走向成熟，如儿童小说、童话等，但又囿于这个时代的条件，中国的儿童文学最终并未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社会各界对于儿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与儿童相关的科学领域，如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科学等都发展缓慢，最终也不利于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以到了60年代初，茅盾写了一篇《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其中说道：“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歉收的一年。”他还用5句话概括当时的创作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是一个文学繁荣期的结束，也标志着国人儿童文学观即将扭曲的时代的到来。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也可以说始于对陈伯吹的批判），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国的儿童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以1963年创刊的《儿童文学》为例，在“文革”爆发以前总共才出版10期，等到“文革”爆发前不久就停刊了。《儿童文学》的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承认：“《儿童文学》丛刊在出版了4期以后，因为政治原因，刊物逐渐偏离了文学艺术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现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说《‘强盗’的女儿》。”（见《〈儿童文学〉大事记》）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原则，最为典型的就是“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文革中的儿童小说》中进一步把当时的“创作公式”总结为“五规定”：一、必须写阶级斗争；二、必须有对立面人物；三、必须有正面冲突；四、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准给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写行的还不够，还要写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论高度。这些“原则”与“公式”的背后，其实就是阶级性对儿童性的扼杀。当儿童性不再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时候，这样的创作连文学都不是，更遑论是儿童文学？儿童小说和童话的歉收，那么低幼文学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儿童文学的“红色经典”，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表即《小英雄雨来》《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这些作品里的儿童形象，机智、勇敢，参与到了成人世界里的斗争，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销量和影响。 书写顽童的时代来临 “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等杂志开始复刊，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又开始思考儿童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讨论之初，“儿童本位论”依然被视作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中国翻版，予以大加批驳，当时的《儿童文学研究》复刊后的创刊号、《北京文艺》等刊物都发表了诸如此类的否定文章。这说明，当时不少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虽然已经开始讨论和思考“儿童的特点”、“儿童读物的特点”等问题，但由于受到阶级斗争理念的束缚，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而言，稍显开放一些的反而是后来受到质疑的鲁兵。 1979年，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教育儿童的文学》一文，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他还曾指出：“不论儿童文学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儿童文学必然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而儿童文学作家也必然的儿童的教育者。将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和教育割裂开来，这是无视于事实；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则更是错误的。”几年后，曹文轩写文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这一作用，文学是不完善的。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将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惟一属性。而过去的所谓教育，和政治又是同义语，教育即政治说教。儿童文学也未能幸免，一样被纳入了配合政治的轨道。……即使教育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把教育性作为儿童文学的惟一属性。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这是曹文轩提出的一个观念，代表了当时不少青年作家、学者的心声，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的作家们终于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第三个繁荣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如曹文轩、董宏猷、黄蓓佳、秦文君、冰波、彭懿、郑渊洁等写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可以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有了真正的交响乐、大合唱。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支“小溪流的歌”没有停息，大有驶入大海之感。儿童文学为了回归文学性，在否定了阶级性之后，遇到了教育性的纠缠，只是一个插曲，中国儿童文学最终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迎来真正的解放。 这一时期，中国也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如刘绪源、方卫平和朱自强等。刘绪源较早提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成为此后儿童文学发展的指路明灯。“顽童”的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成为主流。正是一代代作家对“顽童”的书写，一步步打开了中国家长和教师的思想。顽童的母题已经和爱的母题、自然的母题真正并驾齐驱，有了自己的经典著作和经典儿童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