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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上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彭睿教授应邀在社科院语言所大会议室做了题为《复合型图式性构式的扩展模型》的学术报告。社科院语言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主任吴福祥研究员主持报告会。 彭睿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图式性构式历时演变分两个阶段：（1）形成，即所谓的“构式化”；（2）扩展，也称“构式性变化”。关于“扩展”背后的制约因素，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句法制约（如Fischer 2011; De Smet 2013; Fried 2013）；有的认为是语义制约（如Pinker 1989; Bybee 2010, 2013; Goldberg 2006, 2009）。 一、引言 1. 关于复合型图式性构式 （1）层级性 Traugott (2007, 2008)提出了一个四分的构式层级，包括 宏观构式(macro-construction)：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图式性 中观构式(meso-construction)：相关联的构式类型的网络；抽象而且在句法语义上相似 微观构式(micro-construction)：单个的构式类别 构例(construct)：微观构式的实例 （2）语义多元性 例如，现代汉语隐现句可分为“现隐”“放射”“降落”“增减”“移动（水平）”“衰变”“破损”和“坍塌”等语义类。 （3）原型结构 以汉语溯因兼语句为例，不同的溯因兼语句（如“我喜欢他老实”“张三欺负李四个子小”“他们蒙我不懂英语”“我打你不听话”）之间如果用一个特征集去框定的话，一定形成一个连续统，即形成一个原型结构。 （4）边界有限性 以汉语溯因兼语句为例，我们可以说“我喜欢他老实”，但不能说“我买这种水果新鲜”或“他借那本书好看”。 2. 为什么图式性构式的历时演变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1）语法化研究的最大遗珠 （2）语法化理论的盲区 （3）构式语法理念的助推 3. 图式性构式是如何扩展的？ 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无广泛认可的结论 二、既有理论方法的回顾：局限性和争议 1. 既有理论方法的局限性 （1）共时、儿童语言学习视角 以共时现象为依据的局限性： （a）假定“‘共时差异’和‘历时演变’机理相同” （b）迄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以儿童语言学习来佐证的局限性： （a）儿童语言学习和语言历时发展的关联只是巧合（Bergs & Brinton 2012） （b）越来越多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习研究者认为，说话人终其一生发展语言技能并为创新作贡献，而不是仅仅限于幼儿时期（如Bybee & Slobin 1982; Milroy 1992; Labov 1994; Ravid 1995） （2）历时视角 方法一：语法化传统+构式理念（Traugott 2008a, b; Trousdale 2008a, b; 2010） 其局限性：图式性构式的历时演变=语法化？ 方法二：构式化理论（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其局限性： （a）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构式 （b）没有深入探讨“构式性变化”（即扩展） 2. 争议 （1）图式性构式的扩展是语义驱动的 （2）扩展的主体是单个成分还是整个构式 Langacker (2008)认为是成分和整体同时扩展，Bybee (2010)认为是成分扩展。彭教授则认为是整体扩展，即构式作为一个整体在扩展，而具体成分范围的扩展是构式整体扩展的附带现象（可参看Peng 2016）。 3. 汉语学界的探索 （1）汉语学界的“构式语法热”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有“构式语法”专版，而《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4期是构式语法理论和应用研究专刊。这些研究既有理论探索，也有汉语个案研究。 （2）基于汉语历时语料的研究 基于汉语历时语料的研究已有很多，如洪波、董正存（2004），杨永龙（2011, 2016），龙国富（2013），Peng (2013, 2016a, 2016b, 2017)。 三、基于汉语的历时扩展模型研究 1. Peng (2013): 对扩展规律的初步观察 Peng (2013)从历时构式语法的视角考察汉语溯因兼语句的历时发展。彭教授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寻找“语法化”以外的路子。他发现汉语溯因兼语句的扩展涉及两个方面：（a）图式性程度的提升，即“层级化”；（b）语义类别的增加，即“包容性增长”。这两方面互为前提、循环性相互促进，从而促使语义语用限制条件的放宽。 2. Peng (2016): 整合模式假说 Peng (2016)的讨论焦点是图式性扩展的两种现象：（a）新实例准入的先后顺序受到制约：较晚准入的实例和最早实例在语义上的距离，要大于那些较早准入的实例；（b）新实例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创新为母语者认可，另一些则不被认可，即图式性构式的创新有限制。那么，为什么新实例在语义上越偏离范例，其出现时期就越晚？为什么图式性构式的创新受到限制？彭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试图基于汉语隐现句的历时发展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彭教授的讨论涉及一个理论前提和一个理论假定。理论前提为图式性构式扩展是基于范例（exemplar）的范畴化过程。理论假定是知识效应（knowledge effects）。早前知识（prior knowledge）对范畴化具有深刻影响：（a）当一个人判断物事X是否属于新学习的范畴A时，该物事被同时与对范畴A的实际观察和有关该范畴的“早前知识”进行比较（Heit 2001:156）；（b）除影响概念的最初习得，早前知识在之后的范畴化判断中也扮演角色；那些和早前知识不相吻合的物事可能被屏蔽甚至否决（Murphy 2002）。 那么，为什么图式性构式的创新受到限制？彭教授以隐现句为例指出：（a）由于隐现句构式性早前知识除了影响概念的最初学习，也在往后的范畴化判断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与早前知识不相符的实例会被排除或者推翻；（b）隐现句构式性早前知识在提供图式性构式的总体信息（包括各构成部分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为可能的创新扩展划定了界限。就是说，当新实例依循范例的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其偏离程度总是会受到构式性早前知识的限制。换言之，构式性早前知识可以起到锚固的作用，避免新用法或新实例偏离太远。因此，构式性早前知识在创新中是一种限制力量。 为什么新实例在语义上越偏离范例，其出现时期就越晚？彭教授认为这与制约创新的构式性早前知识的不断概括化有关。因为制约创新的构式性早前知识的不断概括化（即历史时期越晚，制约图式性构式的条件也越宽松），较早时期受到阻遏的创新有可能在较晚时期实现。 3. Peng (2018)：构式边缘成员的“异化” Traugott and Trousdale (2013：28)提到“构式化后构式性变化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构式化”。Peng (2018)试图回答构式性变化如何导致进一步的构式化这个问题。 彭教授提到汉语中有些句子和典型的双宾句（或隐现句）表层形式相同，但是否双宾句（或隐现句）存在争议。下面以隐现句为例。 a. 在场的人哭了一大片。 b. 飞龙帮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五个大小头目已经反水了九个。 c. 我们公司中层干部已经走了好几个了。 这三个句子表层形式（句法结构）相同（即都是Loc+VP+NP），但意义解释不同。其中，（c）是典型的隐现句。那么，（a）和（b）是隐现句的边缘成员还是独立构式？ 彭教授的这项研究有两个理论前提。 第一个理论前提是认知心理基础，基于相似性的范畴化。范畴化包括两方面：成员的“准入”和“判定”。其中，成员资格的判定涉及原型观中的“门槛理论”（Threshold Theory；Hampton 1995, 1998, 2007, 2010）。根据“门槛理论”，范畴化是通过对事物表征和范畴表征之间的对比来进行的。如果二者相似性超过一定门槛，该事物就可确定为这种范畴的一个成员。否则，该事物就必须从这种范畴成员中剔除。其中门槛标准可能因人及因情形变化而有不同。 第二个理论前提是图式性构式的语义“稀释”。彭教授认为构式边缘成员的发展不断地稀释原来的核心意义。他指出图式性构式的构成存在两种类型的特征：一种是区别性特征，即原始限制条件；另一种是创新性特征，即在扩展中获得的限制条件。这两种特征的影响力是此消彼长的。他假设创新性特征对构式整体语义解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区别性特征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这种“影响比”的逐渐增加，就是所谓的“语义稀释”（semantic dilution）。 在此基础上，彭教授提出“扩展中的变异”假设（即构式边缘成员的“异化”）。他认为，（a）图式性构式成员的创新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的影响比通常会维持在一定范围内；（b）历时地，新成员准入越晚，创新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的影响比就越高；（c）创新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的影响比如低于图式性构式的“门槛”，区别性特征就会失去其在语义诠释中的主导地位；而创新性特征增强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成为新语义的基础。具有新语义解释的构例簇聚成为新的独立图式性构式。新的图式性构式一旦形成，就可能经历正常的扩展过程。 那么，构式化后构式性变化怎样导致进一步的构式化？彭教授给出的最终解释是语义特征异化。一个图式性构式高度多元化以后，边缘成员的“创新性特征-区别性特征”影响比逐渐超越该图式性构式所要求的门槛；这些边缘成员可能以其创新性特征为语义基础而发生变异，因循既有表层形式和句法结构而产生新的复合型图式性构式。彭教授还指出，变异性扩展不一定会发生，这完全取决于语言系统以及交际的需要；新图式性构式的表层形式和句法结构不一定会马上发生变化。 此外，彭教授还提到，构式边缘成员的异化属于研究空白；而其性质介于构式化和构式性变化（扩展）之间。 四、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1. 图式性构式语义多元性的形成 彭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即图式性构式扩展的“语义方向”，并将它定义为“和构式核心意义适配的语义域”。以“溯因兼语句”（(S)V1NV2）为例，其基本意义为S因为N卷入V2而对其作出V1这样的反应。这个构式有不同的语义方向，如“情感”（我喜欢他老实）、“评判”（老师批评他懒）、“欺侮”（张三欺负李四个子小）和“恭喜”（恭喜你考上研究生）等。 2. 扩展语义方向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彭教授提到三种可能性： （a）目标义 不过目标义受制于早前知识。 （b）范例 彭教授认为这个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创新的语义方向是由范例决定的，那么图式性构式的语义多元性就不可能存在。 （c）既有实例 彭教授提到很多研究证明既有实例对语言创新有影响。其中，Lichtenberk (1991)认为，意义中的特定方面可能成为功能引申的基础；这一方面既可能是主要意义特征，也可能是边缘意义特征；边缘意义特征也可能被凸显，并进而成为引申的理据。据此，彭教授提出图式性构式可以用一个特征集来描写，特征集中的所有方面都可能成为构式继续扩展的依据。彭教授把这种依据称为“契接特征”（junctional feature），并指出“契接特征”既可能是构例的全部特征，也可能是构例的部分特征，或者跨构例的特征。 在分析了这三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彭教授提出，图式性构式扩展中的创新由目标义激发，以契接特征为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决定创新的语义方向。 五、图式性构式扩展的模型 彭教授认为图式性构式扩展模型的必备因素包括： （1）图式性构式扩展的语义方向呈多元性 （2）图式性构式扩展由两种力量驱动：（a）契接特征和目标义的互动。图式性构式扩展中的创新由目标义激发，以契接特征为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决定创新的语义方向。（b）范例和构式性早前知识的互动。一方面，扩展以范例为模板；另一方面，构式性早前知识在诸多方面制约着创新，包括各成分的范围和特征、不同成分之间的关联和新构例的语义解释方式。 （3）图式性构式扩展的后果：（a）“层级化”（即图式性程度的提升）+“包容性增长”（即语义类别的增加）；（b）层级化和包容性增长互为前提、循环性相互促进（二维循环）。 彭教授的报告引起了到场学者的热烈讨论，沈家煊研究员和杨永龙研究员等与彭教授进行了深度的互动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