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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20世纪60年代左右，作为众多流行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的一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可谓是港台新派武侠作品里当之无愧的经典。然而，它们究竟能否被视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绝世经典，这方面的争议却由来已久。从最近几天报刊网络上的纪念文字和评论内容来看，当初的经典之争，既然没有随着金先生在1972年创作巅峰时期的封笔而消弭，自然也不会随着他老人家的仙逝而盖棺论定。尤其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极端讲究是非判断的网络虚拟世界，不难看到人们为了挪动一张抽象的桌子、或改造一个想象的火炉而撕打到头破血流。更何况还有人借题发挥，要借助这类热点问题来劫持流量和舆论关注，顺便抒发一下自己初读金庸时的少年情怀。于是也就益发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不过我始终觉得，金先生的武侠小说究竟能否列入世代咏颂的文学经典行列，与它们在汉语文化圈乃至于世界范围内的经典化，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个经典化趋势的形成和推动发展，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已经通过出版界、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多方协作、评估与基本共识而产生显著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对金庸作品及传播途径、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则进一步提升了它们的研究价值。至于文学经典价值层面的终极评判，可谓见仁见智。因为它们和所有初步完成经典化的近现代文学作品一样，还需要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接受争议和探论。 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的《纸侠客：金庸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研究专著。这部著作对上述经典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概括与分析。从目前来看，有关金庸武侠作品的学术研究文章已经林林总总，相关论文合集也陆续出版。例如1998年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与远流出版公司联合主办“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形成的论文集，以及何素楠(Ann Huss)与刘剑梅合编的论文集《金庸现象：中国武侠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史》（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Cambria Press，2007)。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像《纸侠客》这样以专著形式将文本解析与社会文化语境有机结合起来的系统论述，却并不多见。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金学”研究文章和方兴未艾的相关翻译出版活动，恰好证明了韩倚松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过程、原因与发展趋势的诸多精妙见解。 尤其是今年初以来，随着英国麦克勒霍斯出版社发行《射雕英雄传》第一部的英译本，再加上其精准有效的图书市场运作，导致金庸作品在国际读者范围内骤然升温的现象。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些现象能够纳入《纸侠客》的分析考察之列，那将会有多么精彩。 《纸侠客》共分10章，开篇简要介绍了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产生缘由和代表作家，它所沿袭的文学与历史传统，它与旧武侠小说之间的分界，以及金庸小说的研究概况。正文部分则以香港明河出版社的《金庸全集》作为研究底本，集中讨论了《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笑傲江湖》 《鹿鼎记》这四部著作的情节发展、叙事技巧与主题关联。其中还掺杂分析了《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的主题内容和文体变异，以此来探讨金庸的现代文类意识、实验性创作手法的调整原因，以及他作为职业出版人的市场敏感度。在进行详细文本分析的同时，作者还穿插介绍了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包括：新旧武侠小说和战后香港华文连载小说的具体关联与区别；金庸创建的《明报》“出版帝国”与武侠小说创作之间的互构影响；金庸本人对作品的修订及原因；作为经典化初始标志的《金庸全集》诞生过程；金庸作品在大陆的风靡现象等。全书最后一章还分析了王朔在20世纪末对金庸作品的评价、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以及这场争论的意味等问题。 韩倚松在介绍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原因时，饶有趣味地分析了1954年一则社会新闻事件的前后经过和影响：即当年1月17日由吴式太极拳师吴公仪和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在澳门举行的著名“比武”事件。这场最终并未决出胜负结果的比赛，通常被认为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诞生的直接源头。近年来网络流传的一段热门视频，就是当时拍摄的真实“打架斗殴”场面。 从表面上看，这场轰动一时的擂台赛为《新晚报》副刊编辑陈文统提供了灵感来源，而他以笔名“梁羽生”发表的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是导致金庸在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的起因。但是韩倚松却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简单的追根溯源，忽视了新派武侠小说得以流传与接受的历史特殊性，尤其是低估了二战后香港层面复杂的文化语境对这种新兴类型文学产生的催生作用。即使是吴公仪与陈克夫这场看似无谓闹剧的比赛，韩倚松也能够从中观照出各种有趣的文化现象。例如吴陈二人的籍贯背景比较；这场“擂台赛”的规则制定，乃至于擂台制式，其实参照了西方拳击比赛的经验；组织方和参赛方在采访中或是强调本次比赛是为了弘扬国术、积累善业，或是表明有意祛除中国武术传统的神秘元素，并通过系统化发展，使之能够与西方和日本竞技武术并驾齐驱。至于吴公仪精通“点脉”绝技的谣传，陈克夫在比赛前的晨跑和气功练习，吴陈二人比赛时“中西合壁”的穿著打扮，混乱的比赛或厮打过程，粤剧名伶新马仔（新马师曾）在比赛匆匆结束后登台演唱《万恶淫为首》的喜感场面，更是生动呈现出新派武侠小说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正是韩倚松分析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模式，并对后来《明报》创刊及版面内容设计进行综合考察的前提。他发现，当时香港英文报纸对于这场比赛的报道，以及对中国武术的观感，基本上都持负面评价。与此形成截然反差的，则是华语报纸表现出的热忱态度，和相关报道对“国术”神奇魅力的想象延续。韩倚松指出，如何对中国传统武术包含的“中国性”进行界定，不仅取决于本土传统和民族意识，还取决于当时香港华人意图与西方“他者”进行有效区分、同时又期望有所仿效的复杂心态。概括而言，这场比赛充分体现出香港华人在文化身份认同方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也体现出现代媒体在公共话语塑造过程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继续创作、稳定读者群的培养和《明报》代表的华语新闻出版事业发展，都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韩倚松看来，作为40年代末受制于时局变迁而不得已居留在香港的内陆文人，金庸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浓郁的中原文化意识和家国情怀。这不仅形成了他在武侠小说创作初期的基调，也决定了他与广东本地武侠叙事传统的根本差别。换言之，金庸作品的特点，明显体现出他与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的距离，并且努力诉诸于文化一统氛围下的国族理想。这种国族理想，或回归中原文化的意识，与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存在着密切关联。在研究金庸创作心态变化、出版经营策略、社会参与程度，乃至于后期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动机与实际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审视维度。 顺便说一句，从文史资料研究的角度来看，《纸侠客》里对广东本地的武侠叙事传统进行了梳理，并且简要分析这一叙事传统如何融入香港中文报刊载体、它与金庸所代表的“中原派”武侠创作之间的明显差异，这确实是众多研究文章里不曾考察的维度。如果根据这些独特的材料和视角，对香港武侠影视的兴衰过程，尤其是围绕着方世玉和黄飞鸿等广东武林传奇人物而逐步积累的文字和画面叙事传统进行分层式考察，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影视改编以外的另一条研究线索。 随着时局和个人命运的变化发展，金庸本人也通过武侠作品，对上述汉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进行了反思。从《射雕英雄传》的完成，到《神雕侠侣》的接续，恰好是《明报》的创刊和起步阶段。韩倚松认为，《神雕侠侣》里的主导价值观，已经开始从历史叙事偏向于个体心理，从历史发展偏向于个人心智与认识的成长，从政治价值偏向于人性价值的维度。他还发现，《射雕英雄传》里存在着并列平行的“江山”和“江湖”主题，而在《神雕侠侣》里则逐渐转向“江湖”主题的侧重。再看小说的结尾，杨过与小龙女分别16年后前往断肠崖赴约，他出手解救襄阳城并给郭襄赠送生日礼物，这几件事情，是在相近的时间内发生。杨过的先后行动顺序，还有他最终选择与心爱之人归隐真正意义上的江湖，而没有坚守到襄阳城破的那一天，可以看出他与郭靖在价值观和行动取舍方面的根本差别。虽然后者那一句壮志豪迈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曾经让他感动不已。 联系金庸个人的情况来看，自从《明报》创刊后，金庸不仅毅然投身于1962年的“华山救亲”行动，并且还因为亲自主笔撰写的社论而遭遇激烈的言辞攻击和人身威胁。他的作品逐渐由家国情怀转向对英雄成长和人性价值的内省，正是伴随着这样的经历过程。 在《笑傲江湖》的创作过程中，这种转变又产生出更加深刻冷峻的自省力：首先是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已经不像前几部小说那样明确，而其中的政治隐喻却愈发明显。用韩倚松的话来说，这个故事里展示的图景，代表了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思想，它摆脱了地域及政治，同时也与绝世武功保持着距离，最终则完美实现了主人公的浪漫梦想。”他认为，这部作品甚至对于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不可或缺的核心主题，即武林道义和武功自身，产生了根本怀疑。这一章分析里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小说里英雄与阳刚气质的描述和界定的分析。英雄主角竭力保持的阳刚气质、各式人物角色的阉割焦虑、阉割他人与自我阉割的行为、武功修炼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围绕武功秘笈而形成的黑暗政治漩涡、江湖规则道义的虚伪性，最后都巧妙生动地结合到了一起。 通过贯穿于几部作品的分析讨论，韩倚松提取出金庸小说里愈来愈清晰的“遁世”情结。《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和他的桃花岛、《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和小龙女、《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和任盈盈，包括《射雕英雄传》里提到的理想人物，后来出现在短篇小说《越女剑》里的范蠡，都是这种归隐遁世的典型。甚至是东方不败，也同样显示出对权力和武功产生厌倦后的强烈归隐意愿。韩倚松发现，上述正面角色人物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异性浪漫之爱的虔信；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于浪漫之爱以外的精神寄托。《射雕英雄传》里集中于黄药师一人之身的武功、文学与艺术造诣，与《笑傲江湖》里将绝世武功与自我阉割的关联、对超越门派偏见的爱情和友谊的赞许，对高妙音乐自身的颂扬，既形成了呼应，又形成了差异。桃花岛成为了陶潜式遁世的象征，并为杨过和令狐冲陆续仿效。与之相反，东方不败的秘密花园，既是他早年为追求绝世武功而最终葬身之所，也与令狐冲心目理想中的遁世之所构成了一种伪对应的关系。 阉割意象，或许体现出金庸先生自己对于绝对权力的警惕。此外，从情节和人物设计角度来说，它也可以产生玩笑戏谑的气氛调节作用。但《笑傲江湖》里的阉割焦虑，最终还是在《鹿鼎记》的假宦官“小桂子”身上得到了消解。 相比之下，《鹿鼎记》让小说叙事再度回归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并且再次面临外族入侵与朝代更替的熟悉主题。然而这次占据主导的，却已经是另外一种文化主义者的视角，它将以颠覆式的笔法和情节设置，来面对以往作品里无法解决的诸多政治困境。《纸侠客》的第8章对此有详细探讨，并认为《鹿鼎记》在一方面意味着金庸的关注目光已经在70年代初从中原移回到香港本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他在八九十年代里对于“回归”这一主题的心态和看法。最后一章关于王朔的评价争议，则是金庸作品在“回归”大陆本土后形成的众多文化现象之一。 由于作者研究角度的原因，金庸作品经典化过程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并没有纳入《纸侠客》的研究范围。例如，金庸小说在华语世界的风靡与影视作品的改编和传播不可分离。从1958年香港峨眉影片公司拍摄制作的《射雕英雄传》，到七八十年代邵氏公司拍摄的20余部电影，直至后来产生更大轰动效应的金庸武侠系列电视剧、90年代新派武侠电影的创革手法以及层出不穷的翻拍改编，都是这个经典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作者提到了朱愚斋的《黄飞鸿别传》是香港五六十年代黄飞鸿电影，以及八九十年代翻拍系列影片的故事来源，还提到了李小龙电影在功夫概念推广方面所做的贡献，但是关于影视传播方式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书中并没有侧重分析。另一个没有进行足够考察的相关层面，是中国内地在80年代初通过港台影视剧对金庸的了解而产生“金庸热”的历史渊源。 总体而言，韩倚松对于经典化过程的概括，是认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才促成金庸这批作家采取武侠小说的形式，不仅用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文化思考，也成为出版传媒业的有效载体和发展途径，继而又通过出版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小说自身的传播和影响。之后随着历次修订改编，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研究讨论，终于从原先相对边缘化的“次级文学类别”（“sub”-literary genre），逐步走向文学经典化的道路。然而，伴随着强大的传媒优势而形成的读者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现象，又引来了文学界对于金庸武侠作品自身文学性乃至于经典性的质疑。 无论争议结果如何，金庸作品对华语世界的影响已经形成，并且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痕。韩倚松在书中特意强调的是，金庸通过武学与传统文人自我修养内容的结合，即打斗功夫与阴阳五行、宗教哲学、书画艺术、音乐造诣的结合，不仅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与生动再现，也折射出他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吸纳。这一点，与闵福德（John Minford）在《鹿鼎记》英译本附录里对“功夫”一词在武术领域之外的各种内涵解释颇为近似。 金庸作品备受称赞的几个方面，就像《纸侠客》里所概括的那样：饱含历史情怀，对中国历史的全景式体现；似乎永无枯竭的创意内容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设计；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与复杂的心理刻画；现代人的感性、西方文学技巧与武侠文学传统的整合；剔除欧式语言元素而对白话文的重新塑造；将渊博学识和深邃眼光寓于令人赏心阅目的行动和场面表现；能够将中国文化与价值观有效传递给不同层面的读者群。 我们纪念金庸先生的最好方式，或许应是深切体味他当年的创作语境和家国情怀，意识到他的种种时代局限，思悟他在创作风头正健时封笔的理由，而不是各种自我代入和宣泄式的幻想，更不是自踞为雄霸一方的意见领袖，只顾着各自缅怀那些少不更事的莽撞青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任侠，亦复如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