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当年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老一辈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到今天已经举办第二十次了，实属不容易，我以主办方的名义，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个学术群体，在我国的语言学界应该说是思想最活跃，对新理论新方法最敏感，理论意识最强，跟语言的应用联系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成绩我想就不多讲了。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只有知道不足我们才能进步。通过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来总结经验教训，认清不足之处，有所前进，有所创新。 我觉得，我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拓宽；我们关注的问题，面还可以更广一些。比如现在的中学的语文教学，教材的改革，好像都是一些文学家在发声，我们语言学家没有发声。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正常。至于对外汉语教学，那倒是联系得还比较紧密。文学语言的研究，我们语言学家，好像也是不搭界。去年是中国新诗诞生120周年。比如，新诗的格律问题，那也是人家文学家在讨论的问题，我们语言学家，从事韵律语法研究的学者，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应该发声啊，语言学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中文信息处理，大数据时代，我们现代汉语语法怎么跟进，都值得我们深入考虑。 关于理论的创新，我想我们不能简单的搬用国外的理论。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还有张志公先生，到了晚年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必须要进一步的突破印欧语的眼光。吕叔湘先生甚至号召，要大破特破，将句子、词、主语、动词这样一些基本概念，都要暂时抛弃，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几位前辈学者在晚年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我想我们应该有两个方面的接轨。一个是要与西方当代的理论和方法接轨。“接轨”这个词现在可能不太好，应该用“对话”。另外，还要跟中国的传统接轨。跟中国的传统接轨，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个要从我们古代的一些文论方面有关语言的论述，虽然不成系统，甚至很零散的，但是不乏真知灼见的见解，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和考量。第二重意思，我们要跟一百年来，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汉语语法研究，一代一代人的努力，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要接轨。我们不能一上来就是西方的某一个新理论。这样做是很有欠缺的。如果西方的理论，我们出来一个跟进一个，而且只是跟定人家的某一个，证明人家的理论，对汉语的一部分现象也适用。这个用赵元任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出息。当然如果我们，完全回到老祖宗的说法，那也没有太多的出息。有出息的做法，按赵元任的想法，就要把西方的理论学到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 我们要变追新为创新。现在我们追新很多，新的理论出来以后，我们立马追随。我们怎么样才能变追新为创新？我来之前，正在读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一篇文章，叫《中国的人类学问题》。我读了以后，大受启发。他说，中国的人类学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比较容易。怎么个做法呢？他说要在掌握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就中国的考古事实，在细节上做文章，来发现问题，要看哪一些是既有的理论所解释不了的。他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讲给大家听听。他大意是说，西方的科学发展的知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当然可以从中得益不少，但是只限于负面的例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负面的例子我们总是要避免的，而正面的例子是需要不断的经受检验，而新的一代要有新的理论创新。我看了以后，真的非常感叹。看看当年的这一代大家，他们的这一种气魄和胸怀。 我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新的使命。也是李济先生说的，我们搞人文科学，人类真正的研究自身，是否可能？也就是说，不带偏见，客观地研究人类自身，这是否可能？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只能用语言来表达，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不同类型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思维类型的方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说，如果我们要找到，一定程度上普遍适用的理论，就要既能用母语表达出来，又要能用另一种类型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得到的一个普遍的理论才是中性的、可靠的。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出现了一批像赵元任、李济这样的杰出的人物，在世界的学术圈内占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应该继承他们的精神。今天，我们年轻一代，了解西方和掌握西方语言，远超西方人了解中国和掌握中国的语言，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因此，我们在理论上超越和创新是大有希望的。这不是一个在C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的问题，也不是能争得几项科研项目的问题，更不是获得某些职称或者头衔的问题。我们年轻一代，有志的年轻一代，一定能够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我就讲这些话和大家共勉。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