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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甘肃甘南。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这片土地，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青藏高原的窗口”和“藏族现代化的跳板”。从西羌到吐谷浑到吐蕃再到近代，历史上一直是多元文化交相映辉的地界，更是一片风格迥异、风骨独具的文学沃土。 在这片藏汉二元文化浸润的土地上，民间生活中充斥着古老的谚语歌赋，许多人开口即诵。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祖母，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充满着大智慧的谚语：“别急着念玛尼，先去做点念玛尼的事情”，等等。在百年老木屋那一排排因多年日晒而四处龟裂的檐柱里，我和兄弟姐妹们拿棍子掏出筑巢的鸟儿和结网的蜘蛛，顽皮玩耍的同时，也掏出了这个屋檐下牛一样苦累了几辈的女人们，梳头时塞进去的凌乱白发！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兄弟姐妹们开始知道了手握岁月的痕迹，感觉生活的艰辛和母爱的伟大。之后经年，母亲凌乱的白发就在我生涩的笔端，如一场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不分季节、纷纷扬扬地落下…… 这些植根于血脉的东西，慢慢溶解在人近中年的生活和写作中，反复回味，受用无穷。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都从诗歌起步。我的文学之路亦是如此。之所以走向文学之路，往大里说，应该是神性和诗性始终弥漫着的青藏高原，给予了我和雪域大地上所有的族人，与生俱来的那种灵性和诗性。正是植根这片土地的优秀文化，让她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长久地持有一份豁达而宁静的内心——这恰恰就是文学乃至所有艺术最需要的。 母族文化是文学的源动力，民族性的表达是文学创作的缘起。只有在自己熟知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才能不断成长，才能实现自己的跨越，才能让自己的创作基于民族文化而跻身世界文化之林，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我的创作，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认知开始，并一直向这样一个高度努力和靠近。 在兰州读书、工作的20多年里，多元文化的滋养，让我自己慢慢完成了从“青藏咏叹调”式的单纯抒情，到“人世温润”的自然表达的过渡。自己的文字也慢慢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也就是说，当我们贴近母性大地，用“众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和学会表达时，创作就会超越自我，抵达一个前所未有的温润境地。 文学创作是超族裔、超人类的创作。我们之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族裔性的群体创作，恰恰就是在强调族裔性的同时，超越族裔性，也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概念。 毋庸置疑，在汉语语境中，作为藏族作家的“边缘感”和藏族文学中用汉语创作的“边缘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桎梏着自己的创作。但是，前进一步就会发现，边缘感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局限性认识，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不成熟的创作状态。因为在文学创作中，永远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别。如果一个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创作成熟了，任何“边缘”都会成为“中心”。在真实的纪录和表达里，我们逐渐和母族融为一体，逐渐和人类融为一体，逐渐和世界融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