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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北京，气象景明，美好怡人。参加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对我这个来自西南边疆的作家来说，既感到幸运，又深知责任重大，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了更上层楼的开阔感。 我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始终坚定地认为现实主义才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种认识的源头来自于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现实生活触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是时代的感召让我提起了笔。对我来说，书写现实、关注人民、直击当下，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写人民、为人民写，既是责任要求，也是使命担当。我固执地认为，作家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写人民，其实也是写自己；一个写不好人民的作家，同样也写不好自己。 在我长达30余年的创作实践中，我发现，只要我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去创作，写出的作品就显得鲜活生动，就有深度和厚度，就会呈现出一种气象，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关注。我曾有两年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那时我刚好40岁，有了一些创作经验和文化积累，又读了鲁院首届高研班，但在面对现实和当下时，却出现了创作的“失语”。恰在这个时候，组织上派我到云南西南边陲的保山市挂职，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我挂职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蹲在机关里，而是主动地下到田边地角，找乡亲们谈心，听他们讲故事。磨破了鞋，晒黑了脸，但也获得了满意的收成。那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我通过大量的走访和田野调查，发现在逐渐解决了物质匮乏的农村，却出现了精神的缺失与贫困。只是硬化了道路，刷白了房子，改善了生活条件，农村依旧是衰老的，是新不起来的。于是我围绕这个发现，用搜集的大量鲜活的素材，创作了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该小说完成后，由《芳草》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的图书出版发行。后来，小说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入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00部长篇书目。这一切，都是在创作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拥抱时代获得的赠予。 我是一个小说家，更多写的是虚构文本。想象和虚构是我创作的两个技能。时下在小说界，小说家们不可谓不刻苦，功课做得也不少，特别是在阅读方面，比过去的小说家毫不逊色。阅读是重要的理解和学习能力，也是借鉴和模仿的捷径。但一个小说家，如果单靠阅读和想象力去写作，是成不了一个好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其源头仍是生活，仍是生活的积累与对生活的思考。生活的积累只能从生活中来，只能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来。一个小说家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得了解中国，就得知道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为。时代正在突飞猛进，变化乱花迷眼，脱离现实、拒绝把目光投向当下，就会被时代无情抛弃，作为小说家，就会“失语”，就会灵感枯竭。 每一个有理想和情怀的作家，都想写出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都想成为被社会认同、被读者喜爱的大作家。要写出世道人心，怎么能不想人民之所想、不写人民之所关注？作家真的要努力将自己变成灯塔，点亮读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文学应该是美的，它既是作者从人民身上撷取的美，同时也是人民通过它来涤荡心灵的美。美好的语言和美丽的故事，都首先要求作家有美好的心灵。 要推动文学创作，突破有“高原”缺“高峰”的瓶颈，我们不仅要有一支懂中国、了解中国，能写出中国风格、能表现中国气派的作家队伍，同时也要打造出能展示这支队伍的平台和编辑队伍。我在《边疆文学》担任主编已经10年了，对此感慨良多。我们的文学刊物，上到国家，下到地方，做的都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刊物，都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都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扶持。作为一个身处边疆省份的省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我深感省级文学刊物在时下面临的尴尬。文学刊物做的都是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工作，它们对名作家和大作品的吸引力是无法与国家级刊物和名刊相比的。但它们的存在又是必要甚至是重要的。我供职的《边疆文学》创刊于1956年，比我的年龄还要大10岁。这样一本老牌刊物，60余年来一直默默地存在着，不哗众、不取宠，甚至在全国文学期刊界显得过于平凡了。但它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云南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它身后，站着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他们中有十余个是少小民族和直过民族。《边疆文学》是展示他们民族情感和边地特色的重要平台。我们一些跨境民族的作家，有发表和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学平台，这让他们境外的同胞作家们羡慕不已。可以说，我们的杂志，除繁荣云南文学和民族文学外，还做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工作。“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有了好编辑才有好刊物，有了好刊物才能推出好作品，有了好作品才能成就好作家。有了好作品，中国文学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和希望，才能为时代和人民筑就新的文艺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