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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和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相遇，我的感受由荣幸、惭愧、感谢、责任等几个词写成。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这是我时常告诫自己的话。 已经变得遥远的少年时代，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呐喊》和《彷徨》，并在作文时模仿先生的笔法。毫不犹豫选择中文系、选择文学研究为业，很大程度上与青少年时期阅读鲁迅有关。我们在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成长，那是思想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文学的年代。回到“五四”、重读鲁迅，赓续传统、吸纳西学，是延续至今的脉络。此时我又想到鲁迅先生《文化偏至论》中的那句名言：“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然周，爰生自觉。” 作为近四十年文学的观察者，我偏好在这样的脉络中研究当代文学史，讨论当代作家作品，即在来龙去脉中对当代文学做“关联性”研究。当我讨论当代文学与“旧传统”、“新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我不时和汪曾祺相逢。汪曾祺是位有“异秉”的作家，但他的创作并非孤立的现象。汪曾祺衔接了“旧传统”、“新传统”和“外来文化”，在贯通中完成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汪曾祺的选择和转换，在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性。当我试图对汪曾祺和汪曾祺创作做出这样那样解释时，一些困惑消除了，一些困惑产生了，我在行文中留下了自己思想、精神和文字的状态。 重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成就之一；这一关系建立在文学信仰基础上，生存于健康的文化生态中。如果意义、思想、价值、审美、诗性、彼岸等仍然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考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