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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和《陌生女人的来信》

http://www.newdu.com 2018-09-03 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 麦家 参加讨论

    麦家,一九六四年生于浙江富阳。一九八一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一九八六年开始写作,出版有《解密》《暗算》《风声》等五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其中《解密》英文版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是中国首部收入该文库的当代小说;二〇一四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二〇一五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二〇一七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为“全球史上最佳二十部间谍小说”。由其本人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经典之作,深受观众喜爱。
    几乎看过所有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作品,但怪得很,提到他,我脑海里最先浮出的是一张黑白照片:一张单人铁床,一个瘦女人侧着身子,下巴搁在同样瘦的男人的肩头;男人鼻下留一撮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头枕着白色蓬松的棉花枕头,眼闭紧,嘴巴微张,是睡得香美的样子;女人也是睡得死沉的样子,或许在做梦。两人手牵着,穿着衣裳,感觉是在外奔波忙碌一天,回到家,累得不行,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直接上床睡了,并一下睡过去,天黑地黑的,酣得很。
    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地点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男人就是茨威格;女人叫伊丽莎白·绿蒂,是他第二任妻子,时年三十三岁,花样年华。我要伤心地告诉你,他们不是睡着了,而是死了。而且,更伤心的是,他们不是被人杀的,而是自杀,靠的是不知名的毒药。总之,他们是服毒自杀的。
    说到自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作家的自杀,列出一串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吓死人!莫泊桑、杰克·伦敦、海明威、叶赛宁、弗吉尼亚·伍尔芙、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更熟悉的尊姓大名:王国维、杨朔、徐迟、海子、顾城、老舍、傅雷、三毛,当然还有屈原,等等吧。这些是我记得的,如果去查资料,从古及今,国内国外,这名单可以翻几番。虽无考证过,但我几乎可以大胆认定,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不是“之一”,就是第一。为什么作家跟自杀的距离这么近?这说来话长,今天不说,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我那篇文章:《不该死的作家》。
    话说回来,茨威格是犹太人,这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希特勒滥杀犹太人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奥地利的一个出身优渥、养尊处优、感情细腻、尊严感极强的犹太人,离死亡比任何人都近。同时作为犹太人,茨威格也不失本族人早慧、聪颖、勤奋的基因,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诗歌,且出手不凡;二十岁,还在读大学便出版第一本诗集。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它们生下的儿女叫文学;用现在的话,他出身科班,文学功底和修养是十足的。
    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且体裁多样,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游记、传记及自传,样样涉足,遍地开花。散文和游记且不说吧,一个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总会留下这些笔墨,像一个画家总会有些素描、速写一样。这是点心,是路边野花,是顺手摘一朵的意思。分析一个作家,这只能作为旁证,当不了家的,除非专业的游记散文作家。茨威格当然不是这样的作家。我们来分析他创作走过的路,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从诗歌出道,然后戏剧,然后小说,然后传记,虽然中间有些交叉、穿插,但总体是这么一个进程:从诗歌出发,途经戏剧、小说、传记,止于自传。
    这个进程说明什么?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其实也是恰当的——诗歌是天上的东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有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意境,是空灵的;戏剧有情节,有人物,但没有小说的现实感,锅碗瓢盆,山川河流,街头巷尾,活色生香,总之是少了小说的烟火气、红尘味;传记就是史实,匍匐在真实的物是人非上,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虚构——自传更是如此,是对着镜子照出来的。虚构是小说飞翔的翅膀,到了传记,尤其是自传,翅膀被彻底折断、拆掉,只能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深思细想一下,不难发现,从诗歌到戏剧、小说、传记、自传,这个进程,其实是一个不断从远到近、从虚至实的过程。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诗歌是苍鹰,翱翔在天际的老鹰,独孤孤一只,孑然一身,有影无形,无声无息;戏剧是大雁,成群结队,有阵形,有声音——雁过留声嘛,甚至有羽毛飘落,近在眼前,又远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即;而小说就是麻雀了,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偷食拉屎,活灵活现,直接切入我们的生活。那么传记就是传记,比不了的,它就是自己,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一样又不一样,他们是非凡的、独特的,青史有名,后世不忘,镶在画框里,或竖在城市广场上。
    茨威格一生写下大量传记文学,一部分是文学家传记,如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等,都在他笔下复活;另一部分是历史人物传记,如伊拉斯、卡斯特里(两人均为欧洲人文主义先驱)、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玛丽·安托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等,都被他倾情泼墨,悉心勾勒,再造一个“同一个”,也是“另一个”。
    从高高在上、空灵务虚的诗歌,到戏剧,到小说,到真实得不容虚构的传记文学,这一路走来,其实是一路的“入世”。然而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生活的时代在一路冷落他、歧视他、抛弃他,以至整个欧洲没有他立锥之地,没有读者,没有尊严,如一只丧家犬,只能沦落异域,漂泊他乡。他要“入世”,但世界不要他,他的心路和身世完全背道而驰。这便是撕裂,是挣扎,最后挣扎不下去,撕开,断绝,以自杀结束,几乎是一道加法题:像一根绳子,在加法的拉力下,终归是要绷断的。
    假设一下,如果他创作的历程是反过来的,掉个头,转个向:从实出发,向虚而去,即始于传记,止于诗歌(超现实的语言、声音、阳光、天空、街角),我想他大概是不会自绝人寰的。或许他会当隐士,大隐于市,小隐于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自在;或许会遁入空门,卸掉自重,一心向灵,好吃不如茶泡饭,好活莫过晨钟暮鼓。人生在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团乱麻,两头乌黑。人年轻时虚无不得,因为年轻本身是空的,要装东西进去:感情,朋友,敌人,知识,趣味,钱财,荣誉,地位,都要一手一脚去盘。老了,日落西山,大漠孤烟直,不妨得过且过,一切随他去吧,较不得真。真实是有重量的,金属老了也会疲劳的,英勇地死,是因为过度疲劳。
    话说回来,茨威格能在文学界立世,靠的还是小说,而且主要是中短篇小说。给我印象深的也是中短篇小说,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月光胡同》《灼人的秘密》《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象棋的故事》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开始学写小说时,这些大作是我照虎画猫——不是照猫画虎——的范文。如今,不少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学影响挤到一边(有人说他是二流作家),我一直默默珍爱着他,把足够的敬意留给他。有时候我想,我这样待他是不是有点过于感情用事?但这次重读,我确信茨威格是值得尊敬的,也许他的文学趣味有些老化,但他的文学才能绝对不容置疑。
    我可以不谦虚,现在我对文学的欣赏力肯定比三十年前高得多,就感受力来讲又笃定麻木得多。我一度担心重读会破坏我对他的好感,但他依然把过去还给我,依然让我在痴痴迷迷中生出一波波的震惊和敬佩。茨威格的小说有种少见的令人窒息的文学密度和强度,随便读一篇都使我强烈地感到作家内心极其的丰富、敏感、脆弱、善良,而这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作家是靠内心生活的人,内心寡淡的人当作家属于先天不足。茨威格的内心也许不宽大、不刚强,但深到底、细到底、软到底。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比喻总是蹩脚的——有的小说像西瓜、苹果、香蕉,可以一口口吃,他的小说是石榴,得一粒粒剥着吃,一口咬就糟蹋了。现在我认为,茨威格被我们淡忘、疏远,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的文学能力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耐心出了问题。
    好,言归正传,来说说《陌生女人的来信》(下称《来信》)吧。茨威格有不少作品是以妇女的不幸命运与情感挣扎为题材,借助他一向擅长的细腻入微的描写,表达他对女性情感的深层开掘,虽不乏温存、体贴、尊重、同情、理解、怜悯,但总的说是俯视的,居高临下的。《来信》一以贯之,且变本加厉,把这一追求和风格推到极限,极致到有些变形、失真。
    小说主体是一封长又长的信:作家R收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信里燃着一个女人极端痴情又悲苦的心,悲得滴血,苦得要死。我要说,这是世上最凄婉动人的一封信,至少是之一吧。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我的唐璜一样倜傥风流的男人;我,一个十三岁就痴情你的少女,一个为你付出全部爱情的女人,一个为你生下孩子的女人,一个把你孩子养大的女人,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女人,一个已经苦得没法活下去、准备去死的女人,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写下这封惨绝人寰的绝命书。
    我真觉得这是一封惨绝人寰的信,她为你失去了少女的天真烂漫,姑娘的芳心恋情,生为女人的骄傲、娇宠、尊严、贞洁、妇道、孩子、生命: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因你而随风飘散,你却有眼不识,不知不晓;她为你低下头,弯下腰,跪下来,趴下去,钻到缝里,舔你脚趾,低到尘埃里,你却视她不如尘埃。天若有情天也老,但天在她面前残酷无情,失去了天理。
    我要问,这是一个误会吗?我要说,正因是误会,所以更为惨绝!我要问,这是女人自找的吗?我要说,正因是自找的,所以也更为惨绝!这不是一个故事、一篇小说。作为故事和小说,它缺乏故事和小说应有的理性,或者说逻辑性,也可以说是纪律。小说的参照体是现实,是生活,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毕竟稀有、罕见,缺乏普遍性。刚刚我在看王安忆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她看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感受,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
    王安忆说:“这是一部纯粹虚构的小说。我说‘纯粹虚构’,意思不是说还有不是虚构的小说。小说当然是虚构的性质,但小说是以现实的逻辑来演绎故事。我在此说的‘纯粹虚构’,指的是,史铁生的这部小说摆脱了外部的现实模拟性,以虚构来虚构。追其小说的究竟,情节为什么这样发生,而非那样发生,理由只是一条,那就是经验,我们共同承认的经验,这是虚构中人与事发生、进行,最终完成虚构的依附。而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完全推开了这依附,徒手走在了虚构的刀刃上,它将走到哪里去呢?这实在是很险的。”
    《来信》也是这样,这里面的人,这个陌生女人,缺乏现实基础;她是个案,是奇人怪事,是稀奇。怎么样让一个特殊人的一桩稀奇事,去打动一个普通人,一个被现实逻辑统治奴役的读者,这是需要技术和窍门的。我们古代,自魏晋南北朝起,有大量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包括“唐传奇”,讲的多是奇人异事,或轶事轶闻,新鲜刺激,好看得很,也好记得很,听了就可以转述,一等的谈资。但你很少也很难被感动,你可能会惊心动魄,但不会撕心裂肺。为什么?因为缺乏现实逻辑,缺乏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依托和支持,你不会把自己放进去;你会觉得,这是古代的事、天上的事,落不了地的,更不会落到你身上,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这种旁观的心态;你会把它当作谈资,不会化作心智。这是这类小说基因里的风险,搞不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浅薄得很。
    茨威格的许多小说,如《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旧书商门德尔》《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都是这类小说,主人公不是疯魔的痴情就是天赋异秉,不是置身怪诞乱世,就是身处怪力乱神。《来信》尤其如此,她不但让作家陌生,也让我们陌生。我们不禁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这不神经病嘛。当你这样发问时,这小说已经处于坠落悬崖——被你抛弃——的风险中;当你最后确实认为,这是一个犯神经的女人时,这小说彻底失败!
    这篇小说就是这样,从悬崖上开始生长,长在石头缝里,缺土少肥,吃风吃寒,很难长大的,长大了可能就会被重力和风力拽入悬崖。但最后坠落悬崖的不是它,小说,而是我们,读小说的人。这就是茨威格的了不得,他总是铤而走险,而又总能涉险过关,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当中暗藏着大量技术、魔术性的东西,语言的魅力、刻画的功力、人物的设计、情绪的收放、节奏的把控、细节的精致打磨,等等。我不想也无须完全展开来讲,挑两个最浅表的例子讲吧。
    一个是小说中“你”的身份是一位作家,长相好,名声大,夜生活丰富——经常深夜回家。后面这些且不说,一般都会这么设计。说说作家这个身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他不是作家,是富商,或者官员、演员、画家,小说真实的逻辑性就会受到一定伤害。为什么?因为这封信写得太好了!感情细腻、真切,情绪饱满,措辞考究,表达通透,前呼后拥,文学色彩这么浓厚的一封信,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但现在“你”是作家,她作为一个暗恋作家的女人,我们就会给她一个特权:文学的特权。
    人在青春期都爱看文学作品,因为单纯,要通过文学来丰满自己,这给一个十三岁少女暗恋作家提供了一定甚至是相当的现实基础。然后她一直痴情于他——一个作家——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有理由设想,她一直没有离开文学,至少在反复读他的书吧,或许还在日记本上反复给他写信呢。这么多年来,她“文采飞扬”我们便不足为怪,因为逻辑上她和文学的距离是近的;她是文学的邻居,所以她可以获得文学的特权。这权力,如果她是一个暗恋演员或者官员的女人,我们不一定愿意给。给她,我们是愿意的。
    其次,因为“他”是作家,我们很容易猜想,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有一定自传色彩。作为自传,它本身就是真实的;作为自传小说,作者在这里除了有些自恋外,更多的是在批判自己,没有直接的忏悔,隐隐的是有的。要的就是“隐”,话说一半,衣脱一层;脱光了就俗了,爆掉了。“隐”是引而不发,千钧一发,摇摇欲坠的,最让人提心吊胆。这就是技术,小说家的把戏,也是小说最基础的手艺。小说,说到底必定是假的,虚构的,你为什么明知是假还喜欢读?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假得不得了,可你照样喜欢看,信。这是技术和人性的合谋,配合好,上天入地,读者都认。这是小说存在的理由,若没有这个土壤,小说是长不出来的。茨威格通过一个“隐”字,透出一种诚恳,这种诚恳将和读者构建谅解的暗道,谅解了,就真实了。
    第二个例子,是信的第一句话:你,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是有丰沛的信息量的,它也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牢靠的基础。这个“啊”字和感叹号,是感情强度也是时间长度,然后的“你,从来也没有认识我”,这说明什么?是暗恋,是单相思,高强度、长时间的单相思,一下把这个女人的某种特性烘托出来:好奇、多情、腼腆、内敛,多少也有些偏执、好强、要面子。正因为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给我们心里打下了底子,于是后面的一系列稀奇,我们也有准备似的收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从标题到第一句话都和读者约定: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是寓言,是象征主义。所以,你看下去不会去要求客观真实、现实逻辑,你要的是超现实,是现实芯子的东西,不是表面的真实,是芯子里的真实。
    小说家和读者的约定必须一开始就建立,茨威格是深谙这个门道的。类似的例子,就是把稀奇变成不稀奇,把“铤而走险”化成“有惊无险”,小说里有许多。你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像拆枪一样,把小说拆开来看一看,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想装枪,首先要学会拆枪,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也是一把枪,它的子弹直穿人心——只穿身体的小说,一定不是好小说。
    最后顺便说一下,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了国葬,正是因为他写出一系列像《来信》这样深情精致的文学作品。没有文学、宗教、艺术,人类也许早已经灭亡,或者变成野兽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意义。文学不是一个专业,文学就是人生,我们在文学里相聚的意义,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从容,更宽广。匪夷所思的是,那么多创造文学的人那么急地去死了,似乎并不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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