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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和诗人叶舟结伴，去看一座北魏石窟，其时，蒙蒙春雨浇洒着窟外的麦田，窟内的大佛却像真理一般高耸无言，巨大的雾气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混沌不清，但是，一阵丧乐和接连的哭声却清晰地穿透雾气，来到了我的耳边——好像是一场神的教诲，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耳边不是他物，正是我的山河人间，如此山河人间。曾被杜甫目睹，曾被李白踏破，它当然也值得我为之号啕俯首，那些春雨、麦田和雾气，那些大佛、丧乐和哭声，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我决心以后不再写别的，就写埋藏在其中的美与劳苦。 行旅不止，一个更广大和泥沙俱下的人间在我身前依次展开，踏足山东山西，身逢离乱残疾，某种巨大的眷恋足以使我再三确认自己的命运，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要为我看见的“真实”而写作吗？在陕西潼关，当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人带领着我，再三向我指认他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我不应当只是记录他，相反，我甚至要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去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也许我可以这么武断地说：如果我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应当是所谓的“真实”，而应当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 所以，我怀疑，前人们既定的某种真实之感，极有可能对真正的真实造成了混淆，今日里最大的真实，恰恰可能是某种不真实：就像战胜了许多围棋高手的阿尔法狗，它的内心如何描述？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尺度上去触及它处境与内心的真实？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越来越需要故事化的暗示进行生活时，也许可以这么说：是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个杀猪卖肉之徒，照样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且愿意像他们那样进行故事化的创业，幻觉已经笼罩了他，然而，他就是今日人民中的一员，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诚实地写下这些变化中的人民，这里同样埋藏着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美与劳苦。 是的，我还是说到了“人民”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字，它让我觉得光明而堂堂正正，于我而言，人民不是别人，正是穷途末路上遇见的那些沦落人，正是他们，才为我别造了一座崭新的人间，在此处，我所获取的安慰，等同于写作之初博尔赫斯、里尔克给我的安慰；在此处，我愿意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个文人。于是，上天自有安排，在“人民”浮现之后，我触碰到了一个终生愿意去触碰的词汇：情义。 在我的人间，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情义”，似乎难以被任何一种现代性修辞所解释，对于许多怀抱大师情结的人来说，解释它甚至是羞耻的，是啊，它既不能证明纽约郊外的中产阶级失落，又不能证明《小城畸人》式的工业社会之畸零情形，可是，于我而言，这却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工厂里的务工青年仍然在桃园三结义，来自湖北的秦香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自己究竟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如此等等。依我看来，其实是中国人最初的模样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行进，我得紧盯它们、认领它们，如此，我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 也许，我夸大和矫饰了我所安营扎寨的地方，所以，诚恳是多么重要啊，在我的人间，我决心变得简朴起来，像杜甫和《古诗十九首》一样简朴：字就是字，词就是词，相信遭际，接受命运。朱熹有云，作文一途，无非“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继续在山河人烟里打转，所谓“实”，就是以一己之躯，去寻见、去校正那些命中注定的词汇，惟其如此，我的人间才能让我继续写作，继续实践我一再告诫过自己的话——面对写作，不要想得太多，我要写的无非只有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