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培育战士的哲学家和为战士提供见习模式的手工业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交互关系,一种通过转弯抹角建立的关系。哲学家也是奢华的一个产物,受过度行为支配而产生最迫切的需要的上端使格劳孔得以介入。为了保留扩大后的城邦的卫士,从而应该创造一个新的职能:统治者的职能,从而也产生了另外一种为了优化执行这种职能的本性,即哲学家的本性。 当然,“真正的”哲学家是指家畜饲养员而非猎杀牲畜的猎人,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满足表相的手工业者。为了和他们的模仿者——夸夸其谈之人或者诡辩士、伪政客或者伪学者——区分开来,真正的哲学家也应该向真正的艺术之师学习。他们不断地参考专家的动作以及工艺实践得到的经得起检验的结果。虽然没有神圣的引路人,《论政治》的作者也尽力将和谐编织长短不一、色彩各异的线头的织布黄金法则运用到社会结构的建构上来。《理想国》第四部中的思想卫士按照染匠染织出不会褪色的布匹的方式训导人们的灵魂;诡辩派的辩证论者为了界定哲学的净化,不惜在纺织工、鞣革工或是缩绒工的操作细节上浪费时间。因为“辩证方法应用于海绵或者药水,它提供净化的效果的大小是不可能无差别的。但是辩证方法在平等对待这种技艺的前提下。尽力观察各种技艺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的目的在于获得洞察力”。 辩证论者熟悉纺织工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具体的功能,那就是让辩证论者承认,在纺织工人的职业里,统治者的束缚比被统治者的结构更重要。在各种基础技艺中,他并非偶然才选择了织布技艺以及其辅助行业:织布技艺组合了社会范畴中的各种关系,染织技艺让战士的灵魂有了立场。另外还有辨别艺术、分拣艺术和筛选艺术。即使哲学家让他的讲话全文都纠缠在梳棉机刷或者缩绒池上面,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思想的净化避开各种职业的分类或是脱垢。至于净化,哲学家可能对具有最漂亮外表的名字并不在意,重要的是要将灵魂的净化和灵魂以外之物的清扫区别开来,将公正与卫生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至少理解了思想净化所做的要求,那么明确专属思想净化的特点并将之与别的事物做区别就成了哲学家的事业。” 对具体实践操作进行比较只是为了突出各种本质的无可比拟的特点。检验真理——手工艺提供的这块试金石——首先起到这种作用。最初一看,鞋匠或者鞣革工都是哲学家从诗歌、修辞或者诡辩言论中清除各种外表时的辅助手段。只需按照修鞋业的术语来阐释他们的主张,从而打破这些言论的浮夸。卡利克勒斯声称最优秀的人、最强的人理应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是否应该理解成鞋匠应该比他们不熟练的客户拥有更多、更大的鞋呢?这种想法的可笑之处足以显示这些使用华丽辞藻进行浮夸演说之士——“最优秀的人”、“最强的人”、“拥有最多”——只能勉强算是思想。但是卡利克勒斯感到愤怒并且要求比较可比较之物,不要将鞋匠和哲学家混在一起并没有错。因为比较会不断地预先假定它所断定之事,它抬高一切技艺的相似只是为了加强属于技艺范围之物和脱离技艺范围之物之间的区分:明智的培育。为了满足他的事业,哲学家赋予手工业者两种虚假的积极性。一方面,真理检验总是一种笑料的证明,一种卑鄙无耻的印记。告发了画家或者诡辩家后,手工业者陷入沉溺于一种捉虱子的人的“积极性”。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卡利克勒斯说,他的贵族思想只是一种善于应付的理念体系,一种鞋匠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揭露模仿者的同时,哲学家揭露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画家的主要错误不在于虚假地画出手工业者真实地造出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工艺技术来模仿神圣的成果,而这成果永远是有生命的,并且是唯一的。上帝不会粗制滥造,而哲学家也一样。鞋匠式比较的笑料,哲学家披露诡辩家的言论是编造的言论,是对自己的知识言论的活生生的伪造。 揭露模仿者后,这些“好的”手工业者又回头参照其技术的真相。由于技术是独立的,且不和目的科学相脱节,因此一切技术都是简单的伪造。有用造物主和模仿者的身份都是虚假的。所有的技术都不知道它固有的目的,任何事物的权利、伪造、谎言。诗人的作品、画家的作品,或者浮夸的演说家的作品使这种潜在能力在毫不犹疑地制造假象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硬。如果说能够拿手工业者来和他们相对比,他不是作为有用的技术人员来和他们对比,而仅仅是以单一技术人员、某一事物的生产者和某一唯一事物的生产者的身份来作比较。 手工业者的特殊性就在于:专职一事。一切技术自身拥有做其他事务的能力。技术自身所固有的这种“多工艺的”模仿应该被社会规则不断地矫正:摒弃了游戏、谎言和假象的手工业者才是手工业者制作者。画家或者诡辩士并不是假手工业者,他们是违背了规定其身份的规则的手工业者。 这里不再是缺少时间或者继续职业培训的问题。劳动的分工现在可以通过一项完全不受生产配额的影响的原则表现出来:手工业者是没有撒谎权利的技师。柏拉图引用了荷马的两句诗来说明这一点:“如果头目发现手工业者阶层里的任何一位手工业者撒谎,不管这位手工业者是医生、预言家,还是木匠,他都可以将之作为一个会颠覆或者使国家之舟灭亡的人来处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