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克纳的处女作《士兵的报酬》中，重伤士兵唐纳德·马洪回到家乡，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世界。对于他，以及他所象征的那一代渴望在战争中解决问题、实现自我的年轻人而言，这个新世界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用四年时间耗尽一生，苦熬着换来一份并不牢靠的和平，尽管如此，转瞬间他们还是被这个由新道德宰制的世界抛弃了。看起来，以如此方式实现自我的成本显然是太大了。但此刻，作为青年作家的福克纳还没有能力去彻底地思考这个问题。他只是尽可能忠诚地去描述那心中之眼对时代的谛观。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关注的正是战争之后这个他们曾为之争取和平反过来又伤害他们的世界。这些人不是一个稳定的作家群，他们短暂地置身其中，继而分道扬镳。然而在这批作家最初的作品中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共相，譬如主人公不仅在肉体上遭受到可怕的重创，精神上同样未能幸免于难。肉体的损害发生于战争之中，精神的沉沦则落实在战争之后。甚至可以这么说，相较于道德维系、伦理观念与人生理想的过早失落，那在肉体上失掉的寻欢作乐的可能，不过是精神的一种隐喻和暗示而已。 《太阳照常升起》与《士兵的报酬》同年出版，小说中的杰克·巴恩斯也是受伤的一员，但重新将巴恩斯接纳的新世界，却是一个名叫勃莱特的女人处处留情、因此需要他时时救场的世界。不过，此种心态又无法被当代的怨恨解释学涵盖。当他在出租车中说出这样的话时——“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迷惘的一代”只能说是天真的、感伤的以及惶惑的。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亦是如此，战争的摧残已经使得马洪有口而不能言，有目而不能睹。他是一个正在死亡的神灵，安坐在椅子上，用简单的词语回答人们的疑惑和请求，用渐渐失去的视力注视着这个由他创造却倍感陌生的世间： 对唐纳德·马洪来说，时间正慢慢离他而去，不过这世上已经没有让他牵挂的东西，失去也无所谓，他望着窗外绿色的、纹丝不动的树叶：一片纹丝不动的模糊。 与这尊沉默或正在死去的神形成反差的，是周边人的态度与反应（福克纳在1954年的《寓言》中给出了他对此的看法：“对于这些拯救了世界的士兵来说，他们所拯救的世界不配让他们付出如此代价”），包括马洪的父亲、未婚妻以及马洪在退伍列车上偶然结识的朋友。德国观念论者对现实主义的拥护是很有道理的：在大多数人那里可能连现实主义这一层面都没有达到。老马洪便是这样的人，作为乡间一位虔敬的神父，他对于自己儿子在战场上的遭遇，只能抱着逃无可逃的鸵鸟心态，不时从他人那里讨一些安慰宽心。 至于马洪的未婚妻塞西莉小姐，则与《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勃莱特夫人如出一辙，其态度之多变诡异可发一噱。当塞西莉小姐最初听闻马洪即将归来时，内心所想的是，“现在我又是个订过婚的人啦”，“她沾沾自喜，等乔治听到这个消息，他的脸上该有多么惊讶的表情，她越想越乐不可支……她凝视着他，然后迅速将视线转移到一旁。真可笑，居然是因为一个局外人让她重新燃起对唐纳德的渴望，期盼他的归来。她木然地点点头，心头一阵痛楚，怅然所失”。紧接着，她便因为战争在马洪脸上留下的可怕伤口而认为自己“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并且顺理成章地发展到下一阶段：“‘不，我跟他结束了，听好啦。他当着她的面让我难堪。’她的手终于得到解放，她快步向落地窗方向走去……‘我已经忘了他。他不再需要我了。’”事情至此并没有告一段落，此后又接连出现两个短暂的高潮，其一是塞西莉小姐突然宣布要和行将就木的马洪结婚，其二是同自己的情人乔治·法尔在亚特兰大迅速举办了婚礼。这样的女性形象还将在《圣殿》中以谭波儿的名字出现。 在这些人里，马洪在列车上偶然结识的朋友乔·吉利根与玛格丽特则与他父亲和未婚妻的态度形成了二次反差。值得注意的是吉利根这个人物形象。小说开篇时，他是那个在火车上假借酒意寻衅闹事的——虽然他自始至终都很清醒，他懂得将自己灌醉以此避免与这个战后的世界直接打交道——“亚普汉克”，然而随着吉利根同玛格丽特在美国南方小镇悉心照顾马洪，吉利根的善良本性逐渐显露出来。诚如他在小说即将结束时对玛格丽特的那番告白：“虽然我们的看法不同，世事的变化却一如既往。我猜这是人类旧有的本性，像做批发生意，让我们对一切不再惊讶，更不用担心我们会迎来怎样的人生，是否如愿以偿。”战后的经历对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教育，即不必再借助醉生梦死来掩饰不安。故事在马洪下葬之后没有戛然而止，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量：福克纳需要努力写出一个新人形象：那个“亚普汉克”已经让渡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乔·吉利根。 战争曾是马洪和巴恩斯这批年轻人的启蒙课堂。他们从未理解战争为何物，是炮火激发了他们年轻的心，于是他们便懵懵懂懂地、怀揣着渴望借此摆脱自身不成熟状态的愿望投身到可怕的风暴眼中——也许即使在南北战争期间青年人也是如此，诚如《押沙龙，押沙龙》中亨利对邦的劝导：“可是你必须等待！你必须给我时间！说不定战争会解决这个问题，无需我们操心。”彼得·艾奇格尔于《小说中的美国士兵》中评价福克纳的这部处女作说：“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象征，它还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理想主义者在残酷恐怖的战争面前精神上受到了何等巨大的创伤，他们为了认识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使他们的理解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社会个体——被摧毁了。”事情的真相恐怕并没有他描述得这样乐观。战争结束后，作为个体的士兵确实被摧毁了，这没错，但他们的理解能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遽然结束而飞升到一个新水平（后一点只有在自我启蒙的事业中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他们在日后才能明白的事情：教育与生活的同步性）。因为所谓摧毁，只能是肉体的创伤连同精神的幻灭。《太阳照常升起》与《士兵的报酬》写的都是战后青年人的心灵之死： 这样处理看来可以解决问题了。就是这样。送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出走。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让她陪他出走。现在又要去把她接回来。而且在电报上写上“爱你的”。事实就是这样。我进屋吃中饭。 ——《太阳照常升起》 他们欢迎他的加入，跟他寒暄，他们受邀参加舞会，却不太清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也不知道主人邀请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总之，这些土生土长的乡村男孩似乎闯入与淳朴家园风格迥异的繁华都市，一时手足无措。他们觉得自己是乡下的粗人：发现传统的品行一夜之间变得过时，这实在让人费解……战争曾是人们说不尽的谈资，战场的洗礼也将他们从少年成长为男人；但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找到其他饮料解渴，而他们还不习惯。 ——《士兵的报酬》 至于这一切为何能在瞬间完成，则需要我们追溯到战前与战后时代精神的转变之上：这是一种名为现代主义的新道德对长久盘桓在美国上空的维多利亚式传统道德的猛烈冲击。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没有太多可供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坚持其信念的土壤，亦即去坚持一种人格同一性的信条，不过是福克纳家乡的封闭性依然为此制造出了一种忠诚于传统文化的幻觉。两种道德的冲突，准确地说是思想态度的抵牾，而在思想态度的背后则是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对立。现代主义拒绝承认人格的同一，这在此刻依旧是可能的，因此每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其说是接受一种遗赠式的传承，毋宁说是需要个人不断且主动地去为自身制造面具。对现代主义而言，重要的是感受性的体验，而非理解性的知识，进而在充分接近无意识的层面抵达本真意义上的真实。现代主义者毫无疑问是反叛的，但他们的反叛是实用性的，是为了重建一个包罗生活万象、没有等级宰制的日常秩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是像福克纳这样的南方之子。如我们所知，自从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南方就成了旧神话的王国，而旧神话是南方赖以生存的自尊。 置身于这种可怕张力之间的艺术探索，并没有毁灭一个艺术家，相反，张力本身塑造了福克纳——借用丹尼尔·J.辛格的说法——福克纳渐渐学会了“一种倾听内心发出的声音而后尽可能忠实地将其复制书写下来的写作方式”。这个时候，作为作家的福克纳就能够处理张力的困境：通过深入到每个人物的意识之内，从而将张力移置到故事层面，借此保障了错综复杂的意识与困境同在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多重意识的真实性，它以杀死作者的声音，或逼迫其退隐到文本幕布之后为前提。我们不妨将福克纳的所有创作皆视为内在于这种困境的个人实践活动，而在其艺术巅峰时期，每一部杰作的产生都有赖于对这两种道德游刃有余的处理。 因此，如果说在1926年的福克纳笔下，展现的是两种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之后的道德废墟，那不过是因为他还没能意识到自身依旧在两种思想态度之间摇摆不定，也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写作方式去升华惶惑的根源所在。此刻的福克纳只能带着不确定性去描述诸种场景，他无法准确地认识它们。《士兵的报酬》便是如此，它既是福克纳的处女作，也是其创作的源头，后者指的是他能够通过写作来提出问题，而问题总是延异的。这是一个年轻作家面对那种名为现代主义的新世界的大惑不解。他像马洪一样沉默和惶惑，热忱地等待着三年后的自己来回答此刻的疑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