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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认知与海洋实践 相较于《山海经》的海洋观念，方志资料所呈现的海洋认知流变则更具科学性。在《山海经》文本关于认知空间的建构之外，海洋文化的演进还体现在海洋实践的拓展。具体而言，相关方志中丰富的海洋实践信息主要包含以下三个侧面。 第一，规避海难事故。海潮飓风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温州府志》记：“外海风潮里至：温与台接壤，台之外海大陈山与温之外海邳山交界，自大陈山乘东北风，一日可至邳山，自邳山长潮向西南上行，半晌可至大鹿，自大鹿半潮可至横坎二门。”这些记载与包括《文献通考》《宋史》等在内的其他史籍形成了呼应，两部史籍多次记载的日本海难事故和高丽海难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海难的多发性。而方志显示，人们已经可以根据季节时令及海潮、风向的规律，指导出海活动，规避海难的风险。 第二，加强海防。对海贼、海盗的防范也多见于方志记载，如《温州府志》曾记：“日本居大海中……视风之变迁，北风多则犯广东，东风多则犯福建，东北风多则至韮山、大陈、积谷、邳山、大鹿而犯温州，或进乌纱门普陀而犯舟山、定海，或径由韮山而犯象山、昌国、台州。”又记汛期来临时“夏至后南风盛，海水热，蛟龙起，飓风作，彼既难来，我亦难哨，故此时撤防。小汛以十月小阳，东北风与南风时或连作，故防之。冬至后海寒，北风欲沍，故十一月撤防。惟四月渔船出洋，乘掠盐米、壮男，不敢深入内地”。海上倭寇来犯具有时令和季节性，而地方的海防政策多要据此而定。 第三，扩大海商。在《宁波府志》《温州府志》等方志材料中，多可见对于“番航”的记载，如对“元延祐四年六月十七日黄昏时分有无柁小船在永嘉县海岛中界山地名燕宫飘流”一事的记录，即典型的通商所为。同时，上述方志“海防”一目下也多有关于海商贸易的相关记载。海商贸易成为海洋实践的重要组成。此外，海洋实践在沿海造船业、航海笔记文学、民间海洋信仰的传播等各个层面也有很多体现。 区域文化与海洋精神 海洋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经由上古时期海洋观念到方志所载海洋认知和海洋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山海经》和方志的比对是研究传统海洋思维较为合适的路径。方志所示区域海洋意识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地域表征和缩影，在彰显区域文化特殊性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国传统海洋精神的总体发展趋势和规律。具体而论有如下三点特征。 其一，杂糅着想象的传统海洋意识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珍贵起点，是对主流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必要补充，在传统儒家政治礼制思想之外，保留了可贵的艺术思维和艺术精神的萌芽。其二，区域海洋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以求真的海洋认知逐步引导海洋思维日趋明朗，最终固化为地域文化精神中宝贵一维的过程。其三，海洋文化也为特定的区域文学尤其是山水文学提供了发展动力和审美质素，使之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合适范本。 （本文系浙江省之江青年哲社课题“汉代自然审美经验的图像美学研究”（16ZJQN48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