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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学的种种作品中，从未描绘过一个纯洁的世界，但书写血与火的战栗史诗，并不等同于歌颂死亡，因为如果对死亡的描述不是根植于知识分子出于责任感的公认的立场，或者基于对人的同情与爱，就是单纯地蔑视生命。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曾谈到：“一种职业的伟大之处或许首先在于把人们团结起来：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珍贵的关系。”在战争中，人与人或者时代之间的关系被放置在极端的情境下被催化，产生极大的戏剧张力，这或许是军事文学的肇始。战争环境中的战友关系，甚至敌我关系，都有可能在忧郁与痛苦中走向永恒与伟大。 同时，战争和戍边的军队生活给了不同文明相互打量、彼此观照的机会。 像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他们都曾用宏伟瑰丽的笔触深入俄国高加索地区，描绘今车臣地区的戎马生活与风土人情。中国古代的边塞诗歌中，有很多西域题材的作品体现对当地文明的观察和认知。像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高适的《塞上听吹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诗歌，无不勾勒出边陲塞外的景色风貌。 这种“描绘”的举动本身是一种努力——一方面用文学语言构建所属文明的文化立场对外输出，另一方面将对不同文明文学化的观察向内地输入，将此作为帝国文明整体框架内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对一个民族聚居区、一种文明所在地的各种“讲述”重叠、混杂在一起。不会有一种始终稳定、定型、封闭的讲述，也不存在未经“讲述”的世界，连最简单的事物和生物也闪烁着复杂性的光辉。但就像沙漠覆盖公路，再用扫路车铲走砂砾，尽管表述的内容会被风化，但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人讲述。谨慎而精心地选择讲述故事的口吻，构建所属文明的姿态与立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而要使用清晰、诚恳的语言，力求做有效力的表述。一位学者认为，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事实是什么”，而是事实如何被描述以便支持一种解释模式而非另一种模式。可以说，军事文学的写作者也会面对如此问题。 布莱恩·巴利在《社会正义论》里说到：“在《我为什么而写作》中，乔治·奥威尔指出，所有作家都是在四个混合的动机驱动下写作的。第一个动机是‘纯粹的自我主义’……第二个动机是‘审美的热情’，奥威尔认为这表现为对作品的形式（或许仅仅是外观的关注）。第三个动机是‘历史性的冲动’，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从事物本身的意义上观看事物的欲望’。最后一个动机是‘政治目的’——这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一词的。这就是想要沿着某一方向推动世界，或是改变人们对认为应当追求的那种社会的观念”。 很多军事文学作品对“推动世界”、“改变观念”有着强烈诉求。像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雅歌塔的《恶童日记》，用极简的文字逼近战争的酷虐，作者的立场既是隐藏的，也是显现的。他们将笔锋对准不同的人和文化之间深深的隔膜，每个人都认可“行而宜之之谓义”，可是“宜之”的标准却是因人、民族、国家、立场不同而异的，于是他们在巨大的悲剧性中寻求惟一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试图划定人性最基本的底线。而像《二十二条军规》《西线无战事》以及美国越战文学、伊战文学等等，显示了作者哲学层面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在抵御虚无时所做的“存在”层面的努力。人类虽然时时感到无常和空虚，但这无根无源的感受在战争中尤为明显——面对无数生命的戛然而止，破碎的瓦砾难以重组，但每日如期降临的黄昏却又依旧炙热明朗，直刺双目，人该如何自处？在那一时刻求索生命意义的努力，显得尤为动人。 只不过，作者们的思考似乎应证了汤因比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悖谬的是，军事文学的起始与延续也基于此。不过尽管人类的矛盾与冲突总是极端化的，但军事文学永远不是直奔极端而去，对仇恨、暴力的迷狂和渲染，只会降低艺术的价值，甚至难以存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