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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晔 摘要：《全宋词》录陈德武《白雪遗音》词64首，学界一直认为是宋末元初的作品。其实，据《（正统）宁夏志》《百川书志》中的材料，可知陈德武是元末明初人，其词当编入《全明词》而非《全宋词》。他在明开国大将廖永忠幕下长期任职，游历广东、湖广、南直隶等地区，与江南文人叶见泰等多有交往。洪武九年获罪谪居宁夏，与庆靖王朱㮵一起，成为宁夏词坛的首开风气之人。《白雪遗音》中的豪迈、悲怆之气，与他在洪武初年所经历的时局变化有一定关系。随之而来的谪北经历，使宁夏词坛在发展伊始，就与元末明初的南方词坛有了实在的词脉关系。 关键词：陈德武 《白雪遗音》 元末明初 宁夏词 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从《唐宋名贤百家词》中辑录署名陈德武的《白雪遗音》一卷，共得词64首。从词文献的角度来说，《白雪遗音》是宋末元初存世不多的词籍之一，词作数量亦颇为可观。但陈德武的生平事迹很难考证，《全宋词》小传仅有“三山人，有《白雪遗音》”[1]寥寥数语，至今没有任何关于此人生平考辨的研究成果。其词作的文学研究，也因为没有太多历史事实可以参照，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本篇的目的，在于廓清陈德武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事迹，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陈德武《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 陈德武的生活时代为元末明初 有关陈德武的原始资料很少，学界之所以判定他是宋末人，最重要的依据是明前期吴讷编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陈德武的《白雪词》已赫然在列。其它的辅助证据，如朱彝尊《词综》、王奕清《历代诗余》等词总集，都将陈德武归为宋人；清福建词人谢章铤，在论述闽中词学传统时，亦视陈德武为先驱之一，其《赌棋山庄词话》曰：“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日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鴂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赵以夫、陈德武、葛长庚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2]然以上种种，看似铁证如山，其实只有一条证据，即历代学人对《唐宋名贤百家词》的充分信任。 现存《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没有任何标示陈德武为宋人的信息，只不过书名中的“唐宋名贤”字样，加上陈德武排在蒋捷之后，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宋末人。但事实上，《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不少元词别集，甚至还有明初词人王达的《耐轩词》；而且全书排序多有混乱之处，如北宋杜安世的《杜寿域词》，就被排在《白雪词》之后，无理可循。虽然明人吴讷编订了这套书，但在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已有“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3]之记载，一般认为这是同名异书，[4]但吴讷是否对宋刻《百家词》有过借鉴甚至增补删定，实难考知。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则将陈德武视为宋人的唯一证据也很成问题了。朱彝尊、王奕清、谢章铤等人的史料来源为何，是否依据《唐宋名贤百家词》，我们无法考知，但笔者发现，成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百川书志》中，有“《白雪遗音》一卷，皇明三山陈德武著，六十七首”[5]的记载，置于《皇明御制乐府》之后，刘基《写情集》之前，可见高儒视陈德武为明初人。清初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亦录有“陈德武《白雪遗音》一卷”，自曰“不知何人”，置于马洪《花影集》之后，郭珍《宾竹诗余》之前，[6]虽对其生活年代的判定略有偏差，但至少也认为这是一位明人。在《唐宋名贤百家词》的词人时代存在争议、又没有其它早期文献可佐证的情况下，明中叶高儒的可信度，无疑要比朱彝尊等清人高出一截。 以上只是目录学层面的梳理，并不能作为证明陈德武为明人的直接史料。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明词辑佚的研究成果，先后读到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汪超《〈全明词〉辑补62首》，[7]他们都对《（正统）宁夏志》[8]中的朱㮵、朱秩炅词有所关注。在翻检原典后，笔者发现书中还有一位名叫陈德武的词人，未署朝代，与明初朱㮵、陈宗大等人多有交往。正统志不仅选录了他的两首词，还收录了他的《宁夏十景》诗并序，在“艺文志”中算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位文人。 随着《（正统）宁夏志》进入词学研究的视野，陈德武的身份变得混乱起来。二人都有填词的经历，一是宋末元初人，一是元末明初人，并不存在时间上的交集，按理来说只是同名同姓而已。但《宁夏志》称之为“三山陈德武”，而《唐宋名贤百家词》中的《白雪词》，亦署名“三山陈德武”；《宁夏志》中的陈德武，是一位流寓宁夏的南方文人，而《白雪词》中恰有《醉春风·三月二十七日出禁谪宁夏安置》一首，可证此作者亦有贬谪宁夏的经历。这两个陈德武，同是福州人，同流寓宁夏，未免巧合。我们与其固执地认为宋末、明初有两个陈德武，不若反思一下《唐宋名贤百家词》、《（正统）宁夏志》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 其实，只要我们够细心，是可以在《白雪遗音》的词文本中发现一些时代线索的。集中有《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三首，此“叶夷仲”在明初别集中经常出现，即天台人叶见泰，《两浙名贤录》《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等皆有小传。洪武九年（1376），宋濂受其弟叶见恭（字惠仲）的委请，撰写了《叶夷仲文集序》，[9]序中提到叶见泰时任睢宁知县。而《白雪遗音》中有《望海潮·和韵寄别叶睢宁》一首，此“叶睢宁”是叶见泰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中，有“自淮阳别后，一回首、又穷年” [10]一句（明睢宁县属淮安府），已暗示睢宁知县（正七品）是叶见泰任桂林府通判（正六品）的前一任官职。集中还有《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一首，亦赠寄叶见泰之作，词中“圯桥风月，睢陵桃李，几回良遇”[11]一句，正是对他们睢宁交往经历的回顾。以上种种，皆表明陈德武的生活时代为元末明初。 另外，有关陈德武的籍贯问题，《白雪遗音》《宁夏志》皆题署“三山陈德武”，但“三山”是福州的别称，我们无法借此考证其籍贯是福州府的哪个县。所幸《白雪遗音》一卷被著录在《（民国）闽侯县志》的闽县艺文志中，[12]如果我们相信这条五百多年后的孤证史料的真实性，则陈德武为福州府闽县人。 综上所述，根据《（正统）宁夏志》、高儒《百川书志》等书的著录，以及对《白雪遗音》中“叶夷仲”其人的时代考定，笔者认为，《白雪遗音》的作者陈德武，并非宋末元初人，而是元末明初人，其籍贯为福州府闽县。至于他的详细生平事迹，则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陈德武生平事迹考索 虽然落实了陈德武的生活时代，纠正了以往学界将之视为宋人的研究误区，但我们对他的生平事迹一无所知，对其词作的理解，也没有因为其朝代归属的变化而有所改观。笔者能力有限，没能在其他历史典籍中找到有关陈德武的任何材料，因此只能以《白雪遗音》的词文本为研究对象，尝试勾勒其生平事迹。考虑到前辈学者从没有在《白雪遗音》中找到过有用的线索，笔者接下来的推究，似乎存在某些风险。 前面说过，整部《白雪遗音》中最明显的历史信息，就是叶见泰。通过考察陈德武寄赠叶见泰的五首词，可知他们的文字交往，主要在叶氏任睢宁知县、桂林府通判期间。而叶见泰的生平经历，《两浙名贤录》述之甚明： 叶见泰，字夷仲，临海人。王师取台州，见泰衣褐造军门，谒其帅。帅趣见，语三日夜不休，署部从事。遂下永嘉，取福建，收两广，皆与有力焉。未几，使安南，卒能谕其君长来贡。以功授高唐州判官，迁睢宁令，终刑部主事。[13] 与叶见泰的任官经历作一对应，可推知《望海潮•和韵寄别叶睢宁》《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二首，作于叶氏任睢宁知县期间；《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三首，则作于叶氏任桂林府通判的后期，因词中有“南来忽闻归兴，岂苍天、故意要储贤”一句，应指陈德武听闻好友即将升刑部主事、从地方返京的消息，流露出英雄用武的喜悦。但根据这五首词，我们只能考订陈德武的人际关系，无法探究他的活动区域。 总的来说，《白雪遗音》中的作品，侧重文学意象的描绘，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而缺少时间、地点、人物等外在要素的点染，有时甚至感觉在刻意回避这些要素，这给考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是学界一直未能考证陈德武其人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对词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了解陈德武的活动区域，大致在南京、杭州、睢宁、宁夏等地，多在故乡福州以北。有几首涉及福州以南地名的作品，显得格外显眼。首先是《水龙吟》，其小序曰：“十月二十三日阻雨，住长乐兴宁驿馆舍，寂甚。偶见窗外桃花数朵，遂成此调以寓意焉。”[14]这是所有地点可考的词中，距离他家乡最近的，长乐县在福州府南部，与府城隔闽江相望。第二首是《西江月·漳州丹霞驿》，创作于福建漳州府城南，已在闽南地区。第三首是《望海潮·拱日亭》，此亭即番禺浴日亭，“前瞰大海，茫然无际，鸡鸣见日，若凌倒景。明洪武二年平章廖永忠易名‘拱日’，今仍名‘浴日’。”[15]第四首是《西江月·冬至》，词中的“石湾江”，位于廉州府合浦县（今属广西北海市）。《读史方舆纪要》曰：“（廉州）府北二十里有石湾江，府北十里有猛水江，皆廉江分流也。”[16]《肇域志》曰：“（合浦）入海之水，其最著者曰南流江；循油滩而下至石康，曰宴江；西南流至石湾渡，曰石湾江。”[17]这四首词，分别指向福州、漳州、广州、廉州四个地点，基本上是一条陈德武从家乡一路南下的路线。 我们或能隐约察觉到，这条陈德武走过的路线，正是他的好友叶见泰在出任高唐州判官之前，辅佐明军统帅南下征抚福建、两广的那条路线，即《两浙名贤录》所说的“下永嘉，取福建，收两广，皆与有力焉”。虽然徐象梅只提到“见泰衣褐造军门，谒其帅”，并没有明说这位统帅是谁，但熟悉《明史》的读者不难知晓，这里指的是开国大将廖永忠。巧合的是，《白雪遗音》中提到的“拱日亭”，原名叫“浴日亭”，而将“浴日”易名为“拱日”的，正是这位廖永忠将军，后又复名“浴日”。故笔者认为，陈德武和叶见泰，并不是在睢宁才认识的，早在廖永忠南征途中，从浙江、福建等地陆续征招了一批幕府文士，陈、叶二人都是他的幕客。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阐读先前提到的《水龙吟》《西江月》等作品。《水龙吟》作于长乐兴宁驿，离陈德武的家乡咫尺之遥，词中有“今日玉骢来到”、“早趁东风，移根换叶，脱身池沼”诸句，正是他刚应召入幕、打算大展宏图的心理表现，时在洪武元年（1368）。《西江月》作于漳州丹霞驿，史载廖永忠平定福建后，经海道取广东，词中“山拱罗城四面，柳营横接江东”一句，正是当时明军在漳州府整装待发、从镇海卫扬帆出海的场景。罗城一般指城市的外郭防御体系，柳营则用西汉周亚夫治军的典故，此篇的创作背景肯定与军事活动有关。《望海潮》作于珠江口浴日亭（今属广州市黄埔区），时在洪武二年（1369）。此时元左丞何真已迎降，海寇邵宗愚被斩杀，广民欣悦，南方的九真、日南、朱厓、儋耳三十余城，皆纳印请吏。[18]南征大局已定，作为定国开疆事业的亲历者，陈德武的“万水朝宗，众星环极，平生此志无忘”一句，既是对廖永忠易亭名曰“拱日”的呼应，也流露出自己踌躇满志的人生抱负。 平定两广之后，叶见泰奉使安南，以功授高唐州判官，离开了廖永忠幕府。陈德武是否继续留在其帐下，据现有史料，很难确考。在《白雪遗音》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于闽、广地区的词外，其他地点可考的作品，涉及南京、睢宁、宁夏、杭州、武昌等地。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杭州在南征返京途中；睢宁是叶见泰的任职地，有多首作品可证陈德武与之有交往；宁夏是陈德武的贬谪地，有《宁夏志》中的史料可予佐证。他在这些地区留下作品，在情理之中。唯《西江月·题洞箫亭》一首，有明确的景观指向，又有“凤舞汉阳月丽，龙吟汉水波飞”[19]一句，按照来说指武昌无疑。可惜笔者未能在古籍文献中找到“洞箫亭”的相关线索，不敢妄言。但我们考察廖永忠的军事经历，可知他在平定两广后，被授命平蜀事宜，而平蜀的关键之战，是廖永忠经夔州大溪口攻占重庆一役，可知当时廖永忠部是从湖广进入四川的。如此，陈德武的这首《西江月》，很可能创作于明军在武昌府休整军备之时，说明至晚在洪武四年（1371），他仍在廖永忠幕下任职。 从《白雪遗音》的内容来看，陈德武在苏北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无疑问。但他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来到此地的，已不可考。其友叶见泰在睢宁知县的任职时间，史料亦有分歧。《（康熙）睢宁县志》记叶见泰“洪武九年任”，[20]但同书记睢宁县学宫，却有“洪武六年，知县叶见泰复建”[21]的记载。既然同一种地方文献的记载有出入，我们不妨从其后辈方孝孺的文字中另窥端倪： 某童时，侍先人左右，闻先生、长者论议，辄闻执事名。年十二三，执事自安南还，枉传至歌诗，耳闻之愈熟。后四年，先人守鲁，执事手笔至，复获观之。后又见他文十余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过者也，某已私识之。又四年，来金华，执事自睢宁回，始获拜于翰林太史公馆下。[22] 方孝孺生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叶见泰奉使安南还朝并赴任高唐州判官，在洪武二年（1369），[23]正合文中“年十二三”之数。后四年则洪武六年（1373），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州，观其语气，叶见泰仍在高唐州判官任上，两地都在山东西部，相去不远，往来方便。又四年则洪武十年（1377），叶见泰有过返乡，时在睢宁知县任上。如此，叶见泰的睢宁知县任期，从洪武六年（1373）始，至洪武十三年（1380）终。[24]《睢宁县志》记他洪武九年（1376）任，或由于资料久远缺失之故，编者未知前一任的情况（明代知县三年一考任），误以为叶见泰的任期是从洪武九年开始的（洪武九年时，陈德武已谪宁夏，见后文考证）。 陈德武当时的情况，有可能在苏北地区临近睢宁的另一个县任职。因为《白雪遗音》中《一剪梅·九日》一首，有“身在河南。心在江南。渊明何日解征骖”[25]一句，可知他在苏北地区生活的原因，与陶渊明辛劳奔波相妨，担任下层地方官员的可能性较大。明代黄河夺淮入海，睢宁县在黄河南岸不远。可惜笔者没能在此地区的其它方志中找到更多线索。在这几年中，陈德武流露出明显的思乡之情，其《满江红》（记得年时）一首，有“江南烟雨，淮阳风雪”“千里梦，三更月”“羞见慈乌啼反哺，厌闻乳燕调新舌。睹禽物、愈觉倍伤情，归心切”[26]诸句，怀念故乡尊亲的情绪甚浓。年岁日长又久居下僚的他，早已没有了南征西讨时期的壮志雄心，长年离别家乡的苦楚日涌心头。其《望远行》中有“最是家山千里，远劳归梦”“怅望江南，天际白云飞处，念我高堂人老”[27]诸句，应该也是作于这一时期。笔者发现，陈德武在贬谪宁夏后，多改用“万里”一词，以表思乡之情，如《西江月·咏云》曰“法受三千谪路，翻成万里思亲”；[28]送两位好友远任浔州，亦有“南冠一载，西流万里”[29]之语。在他的笔下，“万里”有流边之意，“千里”则是正常的宦居而已。故《庆春宫·立春》中有“三年客里情怀。千里亲闱，一寸灵台”[30]一句，作于苏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这里所说的“三年客里”，或许可为我们寻找陈德武的生平线索指示一个方向。 将《白雪遗音》《（正统）宁夏志》这两部毫无关系的古籍牵系在起来的直接线索，就是《醉春风·三月二十七日出禁谪宁夏安置》一词。“安置”本是宋代黜降制度中的用语，指对获罪官员进行地区羁管，这里概指贬谪之事；而这里的“出禁”，恐非泛指，当指洪武初年的亲军都尉府，即锦衣卫的前身。廖永忠最为人熟知的，一是他在平南、平蜀中展现出的军事才能，二是他成为第一位被朱元璋赐死的开国勋臣，于洪武八年（1375）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31]陈德武被逮入禁卫，并最终被谪边安置，当与此事有关。因为宁夏卫是在稍后的洪武九年（1376）设置的。“国朝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至洪武九年，复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宁夏卫指挥，率谪戍之人及延安、庆阳骑士立宁夏卫，缮城郭以守之。”[32]《白雪遗音》中有《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二首，中有“南冠一载，西流万里”“长安古道长亭。叹马蹄不驻，车辙难停”[33]诸句，这里的鲁子振、李宗深二人，笔者未能在《浔州府志》及所辖各县县志中找到线索，很可能是与陈德武有相同经历的廖永忠幕下文士。他们在洪武八年（1375）受廖永忠案牵连下狱，经过一年的羁押审讯，至洪武九年（1376），被万里流边。鲁、李二人被外放到广西浔州府任府、县学宫教职；而陈德武的去处，正碰上那一年太祖设置宁夏卫，需要大量谪戍之人修缮城郭，故谪宁夏安置。此词创作于诸人在南京离别之际。另《（嘉靖）宁夏新志》中有陈德武《西夏城》七绝一首，中有“新卫开西夏”[34]一句，亦可证明他见证了宁夏卫的初置。 陈德武流贬宁夏后的事迹，就只能通过《宁夏志》来梳理了。[35]有学者推测陈德武时任庆王府长史，[36]但并没有直接史料的支持，也不符合官员流贬宁夏的常规待遇。他与朱㮵的相交，在理论上，至早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㮵初封庆王、封地韦州之时，不过那时朱㮵只有十四岁，二人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庆王府从韦州徙至宁夏，朱㮵“因古有八景咏题，又重而删修之”。[37]《（正统）宁夏志》所收的陈德武十景诗，用的正是朱㮵修改后的新题，可知此时二人已有交往，这也是有关他生平的最晚信息。其卒年不可考，客死他乡还是晚归故里，亦不可考。 重新认识《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 以往学界讨论《白雪遗音》的文学价值，大多挖掘其中的辛派词风，或咏物词的创作，但由于未能建立起陈德武与周边词人的词缘关系，难免落入一种孤立的观察视角。随着以上对陈德武生活时代及生平事迹的廓清和考证，其词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接续。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考察《白雪遗音》的词史意义，会有一些与前不同的新认识。 先前学界对陈德武的定位，一般认为属宋遗民词人兼辛派后期词人。[38]现在既然已经证实为元末明初人，再说他是辛派词人，恐怕不妥，但其词中有明显的豪迈之气，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代表作《水龙吟·西湖怀古》中，既有“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的呐喊，又有“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39]的悲愤；另一篇《望海潮·钱塘怀古》，感慨“乐极西湖，愁多南渡，他都是梦魂空”，留下了“感古恨无穷，叹表忠无观，古墓谁封”[40]的遗憾。这与元末明初风靡江南的清丽词风，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倒确实有些晚宋辛派词风的影子。一旦我们将陈德武定位在元末明初，那么，其词史意义将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辛派词人，而是一位将南方的填词风气带入宁夏地区，并首开明代边塞词创作先河的关键人物。64首词的创作量，在明初词人中颇为可观，虽没有什么名气，至少掌握了娴熟的填词技法。对毫无词学根基的宁夏地区来说，陈德武及其豪迈词风的到来，与明初宁夏拓边御敌的大环境相得益彰，让宁夏词坛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成熟、符合地情的发展之路。 宁夏地区迎来了这样一位流寓词人，若只是孤立的个体，即便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意义也是有限的。但这位陈德武与庆靖王朱㮵等人交游甚密，我们不得不考虑他对庆藩词学传统的影响。明代的宗室文学一向繁荣，宁夏庆藩一支陆续涌现出朱㮵、朱秩炅、朱台瀚等多位词人。特别是庆靖王朱㮵，在封藩以前一直生活在南京，对南方风物有很浓厚的感情，晚年填词时经常流露出对江南的思念，这些与陈德武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 菩萨蛮·归思 陈德武 凉风淅淅凉云湿，羁怀何事归思急。秋气入单衣，偏增久客悲。 贺兰三百里，只隔黄河水。何日是归程，中秋正月明。 [41] 浪淘沙·秋 朱㮵 塞下景荒凉，淡薄秋光，金风淅淅透衣裳。读罢安仁秋兴赋，憀栗悲伤。 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天边鸿雁又南翔。借问夏城屯戍客，是否思乡。 [42] 从这两首词不难看出，陈、朱二人的作品，都是在浓郁的秋意中，表达了暮年词人对南方故土的怀念。陈德武的“凉风淅淅凉云湿”“秋气入单衣”，正对应朱㮵的“金风淅淅透衣裳”，皆有萧条冷落之感；陈的“偏增久客悲”，与朱的“廿载住边疆，两鬓成霜”，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陈的“羁怀何事归思急”，与朱的“借问夏城屯戍客，是否思乡”，所发出的更是同一个疑问。朱㮵词是否也作于中秋之夜，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他在编纂《宁夏志》时将陈德武的这首词收录其中，自有他颇为欣赏的一面。而他的这首《浪淘沙·秋》，亦可视作朱㮵晚年对这位前辈词人的一次追忆和致敬。 从生活时代来看，陈德武与朱㮵之间，至少有四十年的岁龄差距，二人可谓忘年文友，朱㮵理应从陈德武身上学到了不少文学经验。这种经验的习得，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一种是狭义的诗词创作能力的传授，以上对陈、朱二人边塞词中南归情结的比较，可窥一斑；另一种则是文学精神的整体传承，我们可从《宁夏八景》诗的创作中看出一些端倪来。在陈德武的《宁夏八景诗序》中，提到一位戍边武人陈宗大，装潢了一册宁夏八景诗卷，请他作序。[43]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庆王府从韦州徙至宁夏，朱㮵“因古有八景咏题，又重而删修之”，[44]从此“宁夏八景”有新、旧之别。《（正统）宁夏志》所收的陈德武八首诗，用的是朱㮵修改后的新题，倒是庆王府纪善王逊的八首诗，仍用原来旧题。考虑到王逊在永乐二年（1404）撰有《宁夏莎罗模龙王碑记》一文，那他并非没有重题八景的机会，只是对文学之事没有陈、朱二人那么热衷罢了。据现有线索来看，朱㮵对“宁夏八景”的兴趣，或受陈德武以前的旧八景创作实践的感染；而面对朱㮵的新八景，陈德武也在第一时间作了创作上的回应。这种文学精神与热情的延续，对整个宁夏文坛来说，或许比具体某一种文体的传授与代兴更重要。 其实，不仅陈德武的晚年经历在元明词史中有一定的独特性，他被贬谪之前的词作，同样有别于同时代其他词人的特殊一面。一般提到明初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基、高启、杨基等人。这些作家的朝代归属虽为明，大多数作品却系年于元末，故以文本属性来界说，他们的作品更多呈现的是元末面貌，而非明初面貌。而且刘基、高启等人，属于词坛上的旗帜性人物，他们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精英文学的世界，与下层文人生活关系不大。其次想到的，是张肯、贝琼、瞿佑等人。这些人在世时，词坛地位相对不高，对下层文人生活有一定的感受，但其词风又多偏于清绝或艳丽，较少高亢悲凉之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德武早期游幕从戎、中期久居下僚、晚年流寓宁夏的人生经历，在明初词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词人类型，可视为明初下层官僚之文学世界的一个缩影。其实，余意在《明代词史》中已经关注到了这一话题，他在讨论元明之际词坛时，专设“承平时的羁旅与词”一节。[45]但他所举的邵亨贞、高启、杨基、瞿佑诸人作品，本质上是地方精英晚年流寓境遇的写照，而不是下层官僚之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呈现。也就意味着这些羁旅作品，只是词人们整体创作面貌之外的一个特例。在这方面，陈德武的词创作无疑更具典型性，他自始至终一直处在官僚体制的底层，得以更全面地展现明初下层官僚词人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历程，进一步丰富明初词的多维内涵。 总的来说，陈德武的词作，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词史意义。首先，他与朱㮵是宁夏词坛的首开风气之人。他们在中国边塞词史中的意义，应作进一步的考察。更因为他的存在，宁夏词坛得以与宋元南方词坛发生实在的联系，不再是一个孤立、自闭的文学成长环境。其次，明代有相当数量的宗室词人，宁夏庆藩的朱㮵、朱秩炅、朱台瀚等，只是词坛一隅而已。另如周王朱有燉、兴王朱祐杬、赵王朱厚煜、蜀王朱让栩、辽王朱宪㸅等，都有不少词作存世，他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词人类型，自有其意义所在。这些宗室词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学界一般认为是宗藩制度对王权的限制所致，使得藩王们将兴趣转移至文学、音乐等领域。但闭塞的环境不可能促成艺术的真正繁荣，各类流寓文人、地方士人、王府官员与宗室文人的互动，同样是很重要的一面。陈德武对庆靖王朱㮵的影响，无疑是较早的一个案例，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明代宗室词人的创作生态。最后，现存的明初词中，涉及王朝开边拓土和政治迫害等主题的作品较少，《白雪遗音》中的一系列词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明初下层官吏幕僚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以及在明初政治斗争中的微渺处境。这是以前的明初词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领域，将有助于充实和提高这一时段作品的内涵丰富度。 注释： [1]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3451页。 [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五“炯甫为予序词话后”条，《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387页。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歌词类”《笑笑词集》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 [4]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页。 [5]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6]万斯同《明史》卷一三七《艺文志•词曲类》，《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第571页。 [7]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是最早提到庆藩词的研究论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汪超《〈全明词〉辑补62首》则在词文献层面予以辑录，《钦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8]有关此志的定名，吴忠礼定名为《宣德宁夏志》，胡玉冰定名为《正统宁夏志》，本篇从后说。详见胡玉冰、孙瑜校注《正统宁夏志•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 [9]宋濂《翰苑别集》卷四《叶夷仲文集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28-1029页。 [10]陈德武《木兰花慢•寄桂林通判叶夷仲》，《全宋词》，第3452页。 [11]陈德武《水龙吟•次韵寄别叶尹》，《全宋词》，第3456页。 [12]《（民国）闽侯县志》卷四七《艺文上•闽县》，《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3册，第143页。 [13]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三九“刑部主事叶夷仲见泰”条，《续修四库全书》第543册，第385页。 [14]陈德武《水龙吟》，《全宋词》，第3451页。 [15]《（同治）番禺县志》卷二三“浴日亭”条，《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48册，第285页。 [1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四“合浦县•廉江”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4756页。 [17]顾炎武《肇域志》“廉州府•合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95页。 [18]《明史》卷一二九《廖永忠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5页。 [19]陈德武《西江月•题洞箫亭》，《全宋词》，第3454页。 [20]《（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三《官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31册，第143页。 [21]《（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二《建置•学宫》。第113页。 [2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九《与叶夷仲先生》，《四部丛刊初编》第253册，上海书店，1989年。 [23]宋禧《送天台叶夷仲之官高唐》有“黄河北渡之官去，白象南来奉使还”一句，安南国朝贡白象在洪武二年（1369）六月，曾棨《白象赋》小序可证。 [24]《（康熙）睢宁县旧志》卷三《官师》，记叶见泰的后一任知县毛本静，洪武十三年任，第143页。 [25]陈德武《一剪梅•九日》，《全宋词》，第3462页。 [26]陈德武《满江红》，《全宋词》，第3461页。 [27]陈德武《望远行》，《全宋词》，第3461页。 [28]陈德武《西江月•咏云》，《全宋词》，第3455页。 [29]陈德武《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其一，《全宋词》，第3454页。 [30]陈德武《庆春宫•立春》，《全宋词》，第3455-3456页。 [31]《明史》卷一二九《廖永忠列传》，第3806页。 [32]吴忠礼《宁夏志笺证》卷上，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有关宁夏的置卫时间，《明史•地理志》所载有异：“宁夏卫，洪武三年为府，五年府废，二十六年七月置卫。”吴忠礼对此已作考证，当以“洪武九年”说为是，第13页。 [33]陈德武《望海潮•寄别浔郡鲁教谕子振、李训导宗深》其一，《全宋词》，第3454页。 [34]陈德武《西夏城》，《（嘉靖）宁夏新志》卷七《文苑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35]《（嘉靖）宁夏新志》卷七录陈德武《黑水故城》诗，有“见《流寓》”小注，但本志卷二《人物•流寓》中未见此人。嘉靖志中“流寓”的内容，系承袭弘治志而来，《（弘治）宁夏新志》中亦未有陈德武的相关线索。 [36]吴忠礼《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60页。 [37]朱㮵《西夏八景图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78-381页。 [38]单芳《南宋辛派词人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第55页。 [39]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全宋词》，第3451页。 [40]陈德武《望海潮•钱塘怀古》，《全宋词》，第3451页。 [41]陈德武《菩萨蛮•归思》，《宁夏志笺证》卷下，第422页。 [42]朱㮵《浪淘沙•秋》，《宁夏志笺证》卷下，第417-418页。 [43]陈德武《宁夏旧八景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57-359页。 [44]朱㮵《西夏八景图诗序》，《宁夏志笺证》卷下，第378-381页。 [45]余意《明代词史》，中华书局，2015年，第40-45页。 作者简介：叶晔，1981年生，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通代视域下的明词研究及其思维范式”（17AZW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原载《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