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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有个短故事文件夹，里面躺着37个没有了呼吸的短故事。准确的说，不是完整的故事，是那种刚啄破种皮，冒出胚芽，进化过程就结束了，不会再有继续的故事尸首。 这些年，我有过几次被突如其来的故事念头疯狂袭击的经历。它们有个特点，完全陌生，不是我经验中的，以我笨拙的涉世，我对它们的预知力几乎为零，但某种情感驱动非常强烈。它们总是如潮般袭来，疾如旋踵，第一个没看清，第二个就到了，然后是第三个。我在南海边写下的几十个故事，都是这么完成的，深思熟虑的极少，若有，因为工整到能看出故事的聪明，大体也不喜欢。而遗落在文档中的37个短胚胎，是因为某种原因，我半途走开去做别的事，再回来时，已不觅当初的感觉，试过重新开始，基本以失败告终，甚至奇怪为何当时会写下它们。 这种体验，我在长篇写作中从未有过。 长篇是作家个人经验的结果，不管使用了多少抽象手段，规律循跡可缉。这使长篇有点像生物进化，靠着漫长的起缘、过度和发展，利用古老语言形成故事形态、构造和习性，有序有形，可见可辩，其间每一步进化都拈得出逻辑，即使深入骨髓的内心描写，也给出了完整的纹路，那红黄两色的造血组织就是有形处，辩得出清晰的文明堆积层。事实上，几乎所有长篇都掩藏不住从无细胞结构到有细胞结构生物，从原核生物到真核单细胞生物的发展过程，然后，它们按各自的诉求和命中注定走向不同方向，成为真菌、植物或动物，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与藻类、祼蕨、蕨类、祼子、被子，鞭毛虫、脊椎动物、两栖动物、哺乳类动物或鸟类这些生命一一进行分类、排序、归纳和解构，试试，不会有错。 故事是语言的产物，语言不仅因为构造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也因体量的长短形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是一种经验材质的塑造过程。作为故事体例，短篇不但构成了故事的特点，同时也定义了故事的含义，如果仅仅认为最重要的变量就是修辞手段的不同，则大错特错。 毫无疑问，短故事不拥有时空优势，无法依靠约定俗成的万物生长规律来漫延故事，在结构方式、思想表达和情感抒发上，短故事必须漠视和反抗时空维度带来的限制，做一次传统叙事的叛变，就是说，短故事必然地要以提供不同于有形的长故事的无形世界秘密来完成它的体例使命。 然而，那是什么？ 柏拉图最早对语言的恒久能力表示出他的质疑和担忧，这并非没有道理。想一想，如果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没有把空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公元14世纪人们没有因为钟表的发明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情况，人类是否还生活在永恒和模糊的时空概念里，自然的权威没有被剥夺到体无完肤，个体经验是否会更加多元而奇妙？ 这当然只是一个反动于因果存在的超验假设，但短故事恰恰正是在这么干着——它组织新的时空概念，用令人惊讶的寓意构建故事，与其说是表形，不如说它把有形世界隐藏起来，用隐秘手段建立通往未知世界的途径，并试图生长成新的物种。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故事不是进化出来的，而是生长环境模糊的异化结果；它没有层次分明的结构，没有专门化的类型功能，没有内环境控制的不断完善和外环境控制的不断强大，在故事的遗传因子和信息量上一无所是，但它是生命异化的自主现象，有着反经验的奇异魔力，它用隐蔽有力的隐喻、寓意和象征，来重新定义已知现实世界，以及已知现实世界背后更大的未知世界，让人在令人沮丧的进化史中突然看到打破常规的可能；这不但是时空背景的改变，而且是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改变——它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故事的起点，给了故事一个超越的意义载体。 只是，它们大多数不能从种皮中脱颖而出，会成为尸首。 二 我母亲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 我母亲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他们先后离她而去，关于这个，她是知道的。等到父亲离开后，母亲突然有了一种心灰意冷的消残感，她启动了遗忘程序，患上了阿尔氏海默病，生命长篇开始次递坍塌。以后的十多年，每提及父亲，母亲就会落泪，他们共同生活了60年，恩恩怨怨半个世纪，父亲始终如同她的腹稿，再怎么修改，她都从未修改过父亲弃她而去这个负心的结局。可是，对兄弟姐妹则不然，母亲由疏渐密，不断向我询问他们的情况，每次听到他们先她而去时，她都十分吃惊，不肯接受，一定要追究细节，然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黯伤，以及与伤感形影不离的哮喘发作。对92岁的母亲，这不是什么好事，事情反复发生，母亲经历的不只是身体伤害，还有亲人们一次次离开她的“事实”折磨，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要充当那个不断告诉她糟糕的长篇结局的可恶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隔二十来天就要重复一次。 我不太清楚其他生物的情况，比如大象和章鱼，含羞草和捕蝇草，它们的记忆谱系隐藏在哪一维空间和时间里，存续和链接的情况怎样；我总是固执地认为，我不知道那些记忆能力比我强的生命，找不到参照系，改变不了母亲的长篇结局，我为这个自责。 我家旁边有个郊野公园，公园依塘朗山而建，山里生长着珍稀的桫椤、仙湖苏铁、粘木和土沉香，流淌着干净泉水，种植着大片古荔林。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下午，我都会和母亲去公园里散步。散步的形式是格式化的，母亲在前，我在后，我俩边走边聊天。母亲耳背，又不肯戴助听器，说话要大声，有风的时候，或者园林工使用除草机的时候，我俩得头凑着头喊，挺费劲。这样也有个好处，旁边的人看着我俩大声喊叫着聊天，会乐，他们一乐，母亲就笑吟吟朝路人招手，她以为他们向她问候，不能来而不往，得答礼。 早先两年，我总是从离家近的东门进公园，那里有一大片草坪，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跌跤，活泼可爱。坡上还有个小山亭，有6到7位老人在亭子里练习大提琴，这样的年纪，这样深沉复杂的抒情乐器，怎么都令人敬佩。我和母亲每次都会进到凉亭，听上两三曲，然后去别的地方。路上我问母亲，他们拉得怎么样。母亲没有听清人家的曲目，却严肃地批评，他们只顾着看别人，一心二用，不好。我就笑，说幸亏指挥不是你，不然人家会不开心。 后来我偶然发现，公园西门进门处的路边种着大片海棠花。我三姨小名海棠。于是我改变了路线，每次都绕道走西门，到海棠花丛边停下来，轮椅车调整好，让母亲对着随风摇曳的花丛，一脸严肃地对她说，来，看看你三姐。蕙圃风生中，母亲眼睛一亮，脱口说起一两件她小时候的事情。我认真地听，听完用力点头，表示知道了。以后发展成，每次到了海棠花径前，我故作惊讶地说，看，这是谁？母亲严肃地脸上立刻荡漾起童稚的笑意，说，我三姐，然后开始讲那两件小时候的事情。我呢，则认真听，听完认真点头，然后我们离开那里，去别的地方。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道德，但它管用。这是属于母亲和我之间“问海棠花下，又何如”的保留情节。 城市里活着的鸭子不好找，能找到的，大体只能是从超市买来的冻鸭，所以，我没法把二姨请到母亲面前，让母亲脸上荡漾起“鸭头春水木兰船”的笑容，叫出一声，二姐，然后她俩拉着手唠嗑。不过，真个是“今古流通无间断，枝枝叶叶尽芬芳”，山里有得是芬芳花草，我大姨小名“香”，母亲经常能“见”到她。何况，我就住在群山怀抱里，那些形状各异的山峰，它们有的是“大山”，有的是“海山”，有的是“宝山”，分别是我大舅、二舅和三舅，每次翘首指给母亲，看，你大哥，二哥，弟弟，母亲都默契地点头，嘴角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是那种“行了，别说破”的秘密守护者的微笑，而我只是她那两个翻来覆去的儿时故事的倾听者，并不明白秘密中有着怎样的情感构造。再说，“石榴花发海南天”，南海不缺石榴，我经常带石榴回家，洗干净，剖瓤，去膜，晶莹剔透的榴籽盛在碗里给母亲。母亲得意地笑，榴籽送进嘴里，甜甜蜜蜜说，这是我，我叫石榴，然后再把那一两件儿时的故事拿出来重新说上一遍。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母亲的长篇坍塌了，但她还保留了一些珍贵的短篇，它们隐藏在母亲的某一处意识里，每一个的出现对母亲都是喜悦，证明着她生命的存续。我这么想着，离开红颊千年的母亲，去书房坐下，看书写作。 几天前，我和母亲去公园散步，见两位园林工在换路边的花。散步是每天的事，花却不常换，问题是，换掉的是海棠。我莫名地愤怒，把轮椅推进遮天蔽日的古荔林，车刹锁死，留母亲一人仰脸研究荔枝图，转头穿过小路去问园林工，花好好的，为什么要拔掉。园林工回答，换地方了，这里要种别的花，说罢指了海棠新的栖息地给我看。我说，哦，辛苦了。我的意思是，园林工和海棠花，它们都辛苦了。 我回头看那些海棠，它们被连同草皮一起挖出，堆在路边，样子难看极了。我知道公园是花的监狱，不缺花，别的地方还有别的花，但我还是有点难受。 现在，我回忆这段几天前的往事，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几堆正等着丢掉的海棠花，它们当中有一株，我不知道它在哪一堆，在花堆上面、下面还是中间，总之，它在我和园林工说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在我扭头去推母亲离开古荔林的时候，又看了我一眼。当时并没有印象，说起来，是我的片断回忆。我知道那株海棠的生命正在消失，但我可能不知道，它还有我不具备的特殊能力，它想和我沟通，对我说点什么，只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明白它要告诉我什么，我说不好——现在还说不好，我得去知道。 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我的确从那株在不同的时候分别看了我一眼的海棠花边走过，没有和它交谈，现在，在我俩分开后，我打算去隐喻世界寻里找它，写下它的故事——这一次，如果它活着，并且在我和它的对话中绽开种皮，露出胚芽，我保证不会再留下一个开了头的故事尸首。 2018年4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