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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逊漂流记》这篇小说，在清末就开始翻译到我国，并进入学生的课外阅读视野；民国初年直至内战期间作为经典课文被选入至少16套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每个时代的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赋予这篇小说不同的教育功能，并对其主旨做过不同的阐释，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国语文教育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翻译文学态度的转化轨迹。 《鲁宾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1719年发表的一篇小说：青年鲁宾逊在乘船去伦敦的途中遇到风浪，后又几次遇险，最后漂流到南美洲的一个小岛。在这荒芜的小岛上，他仅靠自己的双手和简单的木石工具建造房屋，开辟园地，种植麦子、葡萄，驯养山羊，缝衣，制伞。他还曾耗费5个月时间开凿了一艘独木舟以备逃离小岛之用，但因无法将其拖下水而失败。他曾拯救过被野人捕获的俘虏，并取名“星期五”，自己也差点被野人杀死。在岛上呆了28年后，他跟随一艘途经该岛的船返回了英国，并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而后结婚生子，颐享天年。 这篇小说，在清末就开始翻译到我国，并进入学生的课外阅读视野；民国初年直至内战期间作为经典课文被选入至少16套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每个时代的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赋予这篇小说不同的教育功能，并对其主旨做过不同的阐释，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国语文教育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翻译文学态度的转化轨迹。 清末（1902—1911）：“启冒险进取之思想” 《鲁宾逊漂流记》在清末的最早译本是 《大陆》1902年创刊号刊登后陆续连载的《鲁宾孙漂流记》[滕梅、于晓霞在《笛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 〈鲁滨逊漂流记〉为例》称：“《鲁滨逊飘流记》于1902年被沈祖芬（跛少年）翻译成了中文，译名为《绝岛飘流记》，这是笛福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不知此说所本]。其题上标明为“冒险小说”，题下加注：“原名Robinson Crusoe英国德富著”。译本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采用了古白话这种传统小说常用的叙述语体，又用中国传统演义体小说所有的回目体例，如第一回目为“违慈训少年作远游 遇大风孤舟发虚想”，第五回目为“苦绝粮忽遇救星 误行舟重遭大劫”，第十一回目为“归旧洞沿途谈保种 驾小舟入海救同胞”。这样译者改起来不费事，读者读起来有趣味。有时还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加入译者的解说，如第二回“风起海涌游子遇难 时过境换雄心又生”中在“这船竟变成个无桅的光船了”后的括号内写道：“看官须晓得他们所坐的船，是寻常的木舟，因此时火船的制度，尚未发明，若坐火轮船，那有这样遇着风就怕的？”原著与中国传统小说叙述方式不同的是采用了第一人称“自叙”而非第三人称“他叙”，如第一回的开头即为“一千六百三十三年，我生于约克城。我父有三子，我其季也。平生不知营生为何事，惟好动的思想装满脑中，常踊踊跃跃不能自已……” 俗话说：治世崇文，乱世尚武。译者之所以选译而《大陆》杂志之所以选登这篇小说，大概因为译者和编者认为其彰显了“冒险”的精神，鲁宾逊独处荒岛谋生似乎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般伟大，能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确立一个榜样。 清末，小学国文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各科实用知识和进行思想道德教化，中学是训练学生写作能力，所以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多数是用以介绍知识、阐发思想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很少有文学作品；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古文的汇集。这样一来，《鲁宾逊漂流记》就不可能出现在国文教科书中作课文来供学生阅读。但是，清末教育学者已意识到学校教科书的不足及课外读物的重要，1909年的《教育杂志》在一插页广告中开列了《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逊漂流记》（二册）和《澳洲历险记》三部翻译小说，并标明“以上三种学部审定为宣讲用书”。其广告语中特别指出了小说的教育作用，包括启发神智、增进文学、振起国民之精神、发爱国孝亲之至性、启冒险进取之思想，并涉及科学实业等。 该广告的边栏中有“有益小说”“少年必读”和“宣讲实用”三个提示性的词语，提示语不仅说明了这些小说是对学生有益的，而且指出其适合课外阅读，从“宣讲实用”的提示及在所列书名之间所加的“以上三种学部审定为宣讲用书”的注解可以看出，编辑认为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也可以在学生学习教科书之余由教师宣讲给他们听（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学生听）。《鲁宾逊漂流记》经清朝最高教育机关学部审定，说明学部希望学生能通过读、听此书而由此“启冒险进取之精神”。 清学部将其选作课外读物，与当时的主要教育宗旨是相关的，如1906年3月学部奏请朝廷建议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为教育宗旨，而《鲁宾逊漂流记》中彰显的冒险精神和 “尚武”救国 （“振起国民之精神”）的教育宗旨是一样的。 民初（1912—1921）：“为图自立者之模范” 1912年，民国成立。天翼在《艺苑琐谈》中称：《鲁滨逊飘流记》为“冒险小说之佼佼者。”（天翼《艺苑琐谈：鲁滨逊飘流记》，《进步》，1912年第一卷第六期第10页）该书在我国有了新的译本，首先是林纾、曾宗巩合译，商务印书馆于1913年 2月出版的 《鲁滨孙飘流记》，其次是1921年严叔平翻译、崇文书局出版的 《鲁滨孙漂流记》。林纾“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甚多，“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影响巨大。林纾在该书的序言中同样称其为 “探险之书”，且竭力夸赞鲁宾逊的开拓精神，甚至认为其超越了中国先圣孔子的中庸思想而兼有开创中国文明的先祖们的智慧，希望国民读此小说后能抛弃陈腐的传统观念，然后开拓进取，建奇功立伟业！译者将其阐释为 “探险”，是希望国民改变因受传统儒家教化而形成的柔弱的性格，进而勇于战胜艰难险阻以成就人生伟业。 民初的教育思想和清末区别不大。“实利”和“尚武”以强国在民初的主要教育宗旨中仍是重要的两项。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校秋季始业《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第4册将这篇小说缩写之后以《鲁滨孙》为题收作课文。教科书中，编辑大意的第七、八条分别是“注意体育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和“注重国民生活上之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文中多次出现 “好奇耐苦”“忍苦执役”“精力坚固”和“思想缜密”等，赞扬其具有“坚忍之力”；也介绍其“一身营数业”，如建屋，锄犁，利用羊皮缝衣和制伞，采野留种繁殖，斩木取火，削杵舂食，等等。编者在课文的结尾又议论道：“呜呼！鲁滨孙居孤立无助之世界，衣食日用取之不竭，可谓能自立矣。今或居人烟稠密之地，百业并举，物用皆备，乃犹束手嗟贫，谋生无术，能勿耻欤？”很显然是借此来激励学生：只有兼具创业的精神和谋生的技能才能自立于世。 高等小学校用《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1915）的编辑大意称选材时，“文字注重适用”（实用），“欧美读本，亦有选译，惟仍以无戾我国国情为断”，“道德、知识，新旧并重”，“详言女子生计艺能及家政概要”，“国民知识为女子不可缺者，择要列入”。其第 2册的第31-33课分别为《英民之特性》《鲁滨孙》和《乐羊子妻》。《英民之特性》认为国民性与国家富强存在直接的关系，“英民之特性，好勤而恶惰。人各有职业，以尽力于社会。举国无游民专事分利者，又辅之以信义，不轻约，约必践；不妄应，应必行。英民营业无往不利，胥赖此也”。讨论的是性格与营利的关系问题。很显然，随后所选英国小说 《鲁滨孙》就是用来印证 《英民之特性》所阐发的观点的。课文概述其曲折的经历，重点介绍其如何求生，最后写道：“天灾人患，毒虫猛兽，俱不足以死之。卒能生还故国，享有令名，虽古贤豪间，殆不易数见云。”可见，编者认为鲁滨逊虽是英国人，但其独立营生的精神和本领是值得国人学习的。《乐羊子妻》就是借乐羊子之妻鼓励丈夫不拾遗获利、不中途弃学的行为，让女生们成人妻后能鼓励丈夫向鲁滨逊那样坚韧不屈，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说清末让学生于课外阅读或由教师宣讲《鲁宾逊漂流记》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用以启发学生的冒险进取之心的话，那么民初教科书选用其作为课文则更多的是从学生个人利益出发，希望教育能满足学生日后适应成人之后的生活的需要，所以更强调“自立”营生时所需的“坚忍之力”和“创制之才”，所以对其中涉及的知识和思想均予以了阐释。 1919年，杜威来华宣传其教育思想。儿童本位审美主义教育思潮高涨。1920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儿童的文学》。在文中，他对教科书中充满各类知识的说明文和各种训诫的议论文大加批评，儿童有阅读文学作品的需要，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心理特点供给不同的文学作品。针对处于少年后期的中学阶段的学生，他指出应读诗歌、传说、写实故事、寓言和戏曲等。他在举例解说写实故事与写实小说的区别时提到了《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这与现代的写实小说不同，单指多含现实分子的故事，如欧洲的 《鲁滨孙》（Robinson Crusoe）或 《堂 克 诃台》（Don Quixote）而言。”（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第八卷第四号第6页）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掀起了儿童文学教育的大潮。其中提到《鲁宾逊漂流记》自然会对其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这篇作品的接受命运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新学制时期（1922—1928）：“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像力和思想力” 1922年，实行新学制。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颁布，其“目的”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像力和思想力”。这样就以“涵养性情”取代了以前国文课程目的中的“启发其智德”，将各种知识及道德教育放在其他学科中去完成。据此编写的新学制小学国语、国文教科书均以纯美有趣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体，而将议论文、说明文等实用文章剔除出去。除了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被大量选作课文或列为课外阅读书目外，一些翻译文学作品也是如此。1923年颁布的、叶绍钧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的“毕业最低限度标准”之“略读书目举例”中就明确列出了 “林纾译的小说若干种”，林纾译的《鲁滨孙飘流记》自然就包含在内了。 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收入《鲁宾逊漂流记》，主要不再像此前教科书从启发学生冒险精神和训练其自立营生的技能等出发，而是从其情节曲折、想象丰富可“引起读书趣味……并涵养性情”出发的。 高等小学 《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1923）封面标示“新学制适应”，显然遵从新学制的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兴趣培养的基本精神。收入其第3册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开头便写道：“假设有一个人，脱离社会，跑到荒寂无人的地方，衣、食、住一无凭藉，谁还相信他能生存着，更不论那生存年限的短长了；可是竟有一个人在一座远隔重洋的荒岛上，辛苦经营，生存了二十八年之久，这人是谁？便是中外闻名的鲁滨孙。”这种开头一下子就激发了儿童的阅读兴趣。为了提高儿童学习的兴趣，与之配套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教授书》（1923）要求教师带领学生将课文分成“遇险”“经营”“救人”和“归国”四幕，让学生分角色表演。不过，《教授书》称本课教学目的是 “使知鲁滨孙的漂流荒岛、独力生存，以养成他们勇敢自立的志趣”。甚至要求教师准备欧洲和美洲的地图，要求教师在上课时带领学生 “参观地图，查出鲁滨孙的本国和从巴西到几内亚的航路”。要求“和园艺科联络，种麦；和工艺科联络，缝衣、造船、制烛……等”。可见，仍有学习知识、砥砺品质的痕迹。这是因为虽然该书标明为“新学制”使用，但是其出版时间为1923年1月，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颁布时间是 1923年 6月。所以，《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的编者更多的是根据这期间基本的教育精神及诸多先行刊发的课程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等而编写的，所以基本体现了新学制精神，而又留有清末民初的基础教育思想的痕迹。 《初级国语读本》（1924）则出版于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颁布后，完全是按照纲要编写的。其“编辑大纲撮要”称：“材料有‘文学’和‘语言’两种：文学材料，重在能扩充想像，开发思想，和陶冶优美情感，养成读书兴味。语言材料，首重日常应用的动作语，次重会话，演讲等”，“材料选择，处处顾到儿童生活，低年级供给儿童想像生活的材料，高年级供给儿童现实生活的材料，内容又多可以表演的以助儿童兴趣，并使他的观念确实”。收入其第 8册中的《鲁滨逊漂流记》（一）和《鲁滨逊漂流记》（二）作为“文学材料”自然是发挥其设定的欣赏功能。其前7课是《死诸葛吓走孙仲达》《李广射石》、《武松打虎》（一）（二）、《孙唐斗师》（一）（二）、《卖油条》，其后8课是《世界奇异的风俗》（一）（二）、《田家乐》、《一个老翁的自述》（一）（二）（三）、《怪铜元》（一）（二），从题目中的“奇异”“乐”和“怪”等字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组写离奇的情节、神奇的人物、怪异的风俗等有趣的、让人感到快乐的故事。 新标准及抗战时期（1929—1937）：“足以奋兴民族精神……养成民生观念的”与“使儿童知道欧洲人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 （侵略殖民）的谬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 “党化教育”，将 “三民主义”确定为全国的教育宗旨。1929年，大学院（教育部）整顿各级学制、颁布暂行标准，规定教科书选材要注意选择“不背本党主义，或是足以奋兴民族精神，启发民权思想，养成民生观念的”，“积极前进，乐观解放，而非消极退缩，悲观束缚的”，“提倡合作，互动，勇敢，劳动，规律，而非自私自利懒惰浪漫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编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保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1931、1932年 ，“一·二 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抵抗日本的军事和文化侵略，中小学教育强调满足可提高军事斗争技能的各种生存知识教育和用以激发斗争精神的民族主义思想教育。此前教科书摒弃教化、剔除知识，只收录充满情趣的鸟言兽语式的纯美儿童文学受到广泛的批评，被认为是 “不实用”。所以，1929年之后多数人主张小学国语、国文与其他学科联络，在国语、国文科内灌输其他学科的知识。1934年有人指出国文教育目标不是养成一些文学家，而是应该从属于复兴民族的教育目标，即唯欲救贫，故宜实施“生产教育”；唯欲救愚，故宜实施“科学教育”；唯欲救乱，故宜实施“国防教育”。（狂喊《在复兴民族教育目标下对中学国文教学法之蠡测》，《文化与社会》，1935年第一卷第十二期第41页）1935年，有人在谈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时提到其五点“编辑总则”：一、发扬民族精神，避免一切萎靡颓废之思想；二、提倡科学精神，摒除一切荒诞离奇之神话；三、鼓舞生产劳作之兴趣，矫正享乐偷逸之习气；四、注重本省乡土材料，以启发儿童之观感；五、遵照部颁小学课程标准，以符法令之规定（陈纷芳《三年来江苏之初等教育》，《江苏教育》，1935年第四卷第一、二期第 182页）。 鲁宾逊荒岛求生的技能及不屈的抗争精神正契合1929年之后的主要教育宗旨，以至于鲁宾逊成了代表求生和抗争的经典形象。同时，鲁宾逊那种脱离社会崇尚个人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合全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时代精神；而鲁宾逊开疆拓土的行为所暗含的殖民思想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行为一致，这也是要加以批判的。所以，鲁宾逊既可做正面教材，让人学习其中的求生精神与吃苦耐劳的品质，又可做反面教材来让儿童认识到个人主义、殖民主义的危害，以及团结互助、抵抗外侮的必要。 当时的教科书编者或将鲁宾逊做正面模范，或做反面典型，或二者兼有。 薛天汉编、民智书局于1931年7月初版的民智新课程 《高级小学国语教科书》、1931年4月72版初级小学（前期小学）用《新主义国语读本》、赵景深、李小峰编，青光书局 1933年9月初版的 《高小国语读本》都将鲁宾逊作为正面典型来阐释的。朱翊新编、世界书局1933年9月第14版新课程标准世界教科书小学高级学生用 《国语读本》的第3册收入了《鲁滨逊飘流荒岛》（一）（二）。该文之前的3课为 《佛兰克林》（一）（二）和《台湾抗日始末》。《佛兰克林》写富兰克林小时候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最而终发明了电，青年时代投身抗击英国统治、谋求美国独立的运动中。《台湾抗日始末》写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割占，丘仙根领导广大民众全力抗日。之后的5课为《最后一课》（一）（二）（三）和《国父孙中山先生》（一）（二）。将《鲁滨逊飘流荒岛》置于其间显然主要是希望学生能像鲁宾逊那样不畏艰险，抗击日本侵略，完成国父孙中山的遗志。《鲁滨逊飘流荒岛》（一）（二）的课后“思考”有一项“比较”练习：“试把《台湾抗日的始末》课末段文字，和本段末课文字比较，说明它们在全文中有甚么作用？”很显然，两文末段的议论文字起到点明题旨的作用。《台湾抗日始末》的末段文字为：“台民明知道对于强暴的日本无法抵御，但是不愿做亡国奴，要拼命抗日，这种精神真令人敬佩！”《鲁滨逊飘流荒岛》的末段文字为：“鲁滨逊从飘流到回国，其间共历二十八年，全靠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以及自己手足之力，维持生活。他和草昧环境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该课之后的补充课文《春明访问王先生与情态词知识的获得》，借问答的形式介绍情态词的用法，开头写道：“春明读了《鲁滨逊飘流荒岛》，十分钦佩那鲁滨逊的奋斗精神，他禁不住说了一声：‘啊！像鲁滨逊那样的奋斗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呀！……”显然，编者把鲁宾逊当成奋斗的榜样希望能以此激发学生的抗日之思想。 由民智新课程《高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的校订者吴研因编写、世界书局于1933年初版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初小《国语新读本》的第 8册收入了《鲁滨逊漂流荒岛》一文。课文的开头写道：“我听见一个小朋友讲《鲁滨逊漂流记》，没有听完全。有一次，我要求老师讲这故事。老师说：‘《鲁滨逊漂流记》有好几种：有的很长，很详细；有的很短，很简略：是欧洲人做的小说，虽然不是真的事实，却可以代表欧洲人的个人发展，和冒险、殖民的思想。说着便把下面的一段，讲给我们听。”编者指出该文代表了 “欧洲人的个人发展，和冒险、殖民的思想”，不过并没有对其好坏下断语，编者在课后设置的“想”的练习为 “欧洲人的个人发展和冒险、殖民的思想，错误不错误？为甚么？”与之配套的《初小国语教学法》在“课文分析”中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思想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传说体。实质有关于公民思想。篇首的一段，说明本文的来历，介绍关于此类的小说，而依次叙述鲁滨逊的遇难，流落荒岛，以及得回祖国等。全文先写鲁滨逊的冒险精神，次写鲁滨逊的个人发展，再次写鲁滨逊的奴蓄生番，救助同种，出船长于险地，弃水手于荒岛，无非是贱视有色人种，拥护统治阶级，移殖国民，开辟荒岛，十足地显示欧人的侵略的谬误思想。”给前述“想”的练习提供的答案为：“欧洲人的冒险思想是不错的，因为人应当勇敢；个人发展和殖民的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只顾个人，不顾群众，只顾己族，不顾他族，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称本文的“要旨”为“使儿童知道欧洲人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谬妄，以引起儿童合群互助的社会思想。”当然，其“教学目的”中也明确指出 “明瞭鲁滨逊冒险的事实，唤起儿童冒险的精神。”在对“实质方面”进行分析时也提到“衣食住行四大问题都靠自己解决”。显然，编者只对其中的个人奋斗和殖民思想持否定的态度。这大概与当时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需要全民团结抵抗日寇的形势有直接的关系。 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编写，中华书局 1937年 2月初版修正课程标准适应 《新编高小国语读本》的第2册收录了 《鲁滨孙漂流记》，同样作为反面教材被使用。但也有的教材持既肯定又否定的辩证态度，如小学初级使用 《开明国语课本》（1932），编者既赞扬了鲁宾逊的生存技能和不屈精神，但是又认为在现代生活中社会由不同的职业的群体组成，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只有相互服务才能拥有现代的生活，所以鲁宾逊的独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寻觅又并不足取。 抗战期间（1937—1945）：“培养儿童的德性……训练儿童生活的技能”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因为此前国民政府拟推行教科书国定制，又因为战争导致出版困难，所以抗战期间各书局几乎不再新编教科书而是重印以前编订的教科书，教育部也只是购买此前一些优秀的民编教科书的版权而更名作为官编教科书出版。1941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甚至将“国语”和“常识”合并，小学各级国语课程内容由集中体现了民族、民生的常识构成。1942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了《我对于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意见》，他说：“所以编辑小学教科书，应多取历史故事，藉以激发儿童的民族意识；应充分发扬吾国故有之道德知能，藉以培养儿童的德性；应采取关于人生衣食居行最重要最普通的材料，藉以训练儿童生活的技能。”（陈立夫：《我对于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意见》，《学生之友》，1940年第一卷第四期第 5页）教育部还于1943年出版了 《初小国语·常识课本》。 在《初小国语·常识课本》出版前，教育部（总署）编审会通过购买民编教科书版权的形式出版的教科书中也出现了 《鲁滨逊漂流记》。如1939年12月教育部编审会出版的《修正高小国语教科书》的第3册第 27-32课是《群儿放洋记（一）》《群儿放洋记（二）》《人落在鲸鱼的嘴里》《荒岛上的鲁滨逊》《草船借箭（一）》和《草船借箭（二）》。这一课的课文和课后练习完全照搬于上述 1933年9月初版的 《高小国语读本》中的《荒岛上的鲁滨逊》。所以从该课前后课文及课后练习，并参照其改编时所依照的教科书来看，应该是借此鼓励学生不畏艰险，积极生活。1938—1941年，教育总署编审会出版了8册《初小国语教科书》。其中出版于 1940年8月30日的第7册收录了《鲁滨逊》（一）（二）。从教科书来看，如《开明国语课本》对其解读相似，一方面认为鲁宾逊生存的技能、不屈的精神应当仿效，另一方面又将其离群索居作为反面材料，由此正面论述合群生活的重要。 大概因为小说中所写的险恶环境与学生所处的环境相似，所介绍的生存知识和抗战精神也是学生所需的，所以《鲁滨逊漂流记》在课外也是中小学生喜欢阅读的书籍。而且因为《鲁滨逊漂流记》被翻译成多种不同版本出版，学生阅读此书也相对容易些。有人统计，从1931年至1948年，该书在我国至少出版了11种译本（滕梅、于晓霞《笛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 〈鲁滨逊漂流记〉为例》）。1944年春天，李之朴在陕西、甘肃、四川等7省26所中学319名男女学生中进行过一项阅读兴趣的调查，发现排在初高中喜欢阅读的前47种书籍中，外国作品有7种，其中《鲁滨逊漂流记》排名第28位，其中初中有3人，占被调查的初中总人数的1.60%；高中有4人，占被调查的高中总人数的3.05%；初高中共7人，占被调查总数的2.19%。调查者在结论中称：“对于翻译的书籍，如茶花女、天方夜谭、鲁滨逊漂流记等皆较初中阅读人数的百分比为高。”那么为什么学生喜欢阅读 《鲁滨逊漂流记》呢？调查者没有对此进行分析。不过，他在调查“中学生阅读报纸所注意的问题”的调查中发现中美两国中学生的关注重点差异较大，美国中学生注意的是“游戏、诙谐文字与戏剧”等，中国中学生注意的是“时事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在平时，社会升平，一切政治多上轨道，所以中学生平日对于政治并不大关心，而对于娱乐活动则极感兴趣。至于我国，不特平日社会秩序紊乱，会引起学生的注意，且其时适当与日本战争的时候，中学生自然多注意于国内外的时事。这种事实的对照，显然的表明了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于学生阅读报纸的影响极大。”（李之朴《中学生课外阅读的分析》，《中华教育界》，1947年复刊第十一期第20、22页）其实这也可为学生喜欢阅读《鲁宾逊漂流记》作一注脚，大概除了书中情节曲折吸引学生之外，更因为其中的环境能让学生感同身受，而其中所介绍的生存技能和阐扬的抗争精神也是在战争中所必需的。当然，也与小说的人物行为、故事情节等契合中学生的一般心理有关，因为12岁以后的中学阶段“正为崇拜英雄及模拟英雄之时期”（徐侍峰《中学学生之心理的分析》，《师大月刊》，1932年第五期第8页）。 内战时期（1946—1949）：“边疆屯垦员及工程师之培养”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虽然内战在即，但相对于抗战期间民族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言，此时危急的形势有所缓和，民族主义教育相对于民生教育而言也变得相对次要。当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成为时代的主题。1945年，就有人指出，以前出版的国定教科书不适宜：“可是这一套书以抗战为中心，现在应该改用建国为中心了。其中不免有些不合时宜的课文。”所以，各学校应自编适合形势需要的临时教材（沈百英《胜利后的教科书》，《教师生活 》，1945年创刊号第4页）。1946年7月，国立编译馆主编、吴鼎等编写、国立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发行、教育部审定修订标准本《高级小学国语》出版，这是真正的官编国定高小国语教科书，直接、完全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也就不足为奇。其“编辑大意”称：“本书选材根据《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及中央政策。本书指导儿童学习平易的语体文，并欣赏儿童文学，以培养阅读能力和兴趣。本书取材标准系遵照总裁手著《中国之命运》第五章所指示之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项建国基本工作，故特别注重小学教师、军人、飞行员、乡社自治员、边疆屯垦员及工程师之培养，选取最新材料，以供儿童精读之用。”虽然像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一样标出“欣赏儿童文学，以培养阅读能力和兴趣”，但实际上是借儿童文学来宣传政党思想。 该书的第2册收入了《鲁滨孙漂流记》。其前8课为《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郑国渠开凿经过）、《伊资》（美国南北战争中童工出身的伊资制造舰艇、大桥帮助军队取胜）、《西北的乐园——迪化》（新疆迪化是“一个美丽的乐园 ”）、《我 爱西北》（西北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林则徐和左宗棠》（驻守新疆的林则徐在伊犁掘井、左宗棠在天山南北种柳）、《保长会议》（乡公所设养老院 ）、《航空员》（飞行员的在平时和战时的作用）和《开辟荒林的王瑞生》（从小立志去远方创业的王瑞生到黑龙江垦荒）。其后一课为《滇湎公路》（被称为除万里长城之外的我国第二大工程滇湎公路修建过程）。很显然，编者是将鲁宾逊在荒岛求生与古代开辟边疆的林则徐、左宗棠及当今开辟荒林的王瑞生相比附，激发学生投身于边疆等地的生产建设中去。《鲁滨孙漂流记》中，编者只在开头和结尾各用了一小段文字写他在海上遇险和返回英国，其他均是写他如何在岛上生存：建屋、打猎、畜牧、耕种、磨面、缝衣、制烛、制伞、伐木、造船，这些“凡人生日用必需的工作样样都得自己亲手做。这样一日一月一年的过去，他毕竟还是生存者”。课后的 “说话”练习为：“鲁滨孙怎样流浪到一个荒岛上去？他怎样把船上的东西搬到岸上？他在荒岛上怎样生活？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生活，那几件事情最值得我们钦佩？后来他怎样回到英国？”“作文”练习为：“读了本文后，发生怎样的感想，试写出来。”显然，课文不重点写其传奇经历，是因为编者不希望用本文来“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像力和思想力”而培养文人；重点写岛上生活，是让学生通过此文的学习来掌握野外的生存技能，希望其日后能成为“边疆屯垦员及工程师”。 开明书店出版的顾正均译《鲁滨逊漂流记》等原著，此时也成为学生选读的对象。1947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就连载有《鲁滨逊漂流记》。1949年，《中华英语半月刊》也开始连载这篇小说。1948年，程朋就在开明书店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该书的读后感，对此书大加批评，称《鲁滨逊飘流记》虽然在不久前才读过，虽然也曾让自己神往过一段时间，但最终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原因是该书反映了帝国主义殖民思想，并不值得赞赏。 《鲁宾逊漂流记》也容易让人产生消极避世的思想 [如1949年啼黎在《假如我是鲁滨孙》（《新儿童世界》，1949年第二十四期第44页）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是鲁滨孙，你将会怎样？’我一定很快的答道：‘假如我是鲁滨孙，当我重新回到尘世的时候，我要带领许多善良的人民，回到那幸福的岛上，建立起一个人民理想中幸福快乐的天地。’那里永远听不到炮声；听不到呻吟声；听不到不幸者的哀嚎声；也看不到流亡，看不到饥饿；人民在安乐地工作，过着安逸的生活。我决不像鲁滨孙这样傻：渴望着回到烽火弥天的世界来！”短文反映出小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但也有《桃花源记》中“避秦难”的消极意味]，所以鲁宾逊也不值得青年们效仿：青年“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我国青年……也许，他会接受了 《鲁滨孙飘流记》，幻想着像鲁滨孙一样地到孤岛上去创造世外乐园……而鲁滨孙也不是人人能做的，即使能做到像鲁滨孙那样，漂流到世外去，也不过是逃避了现实。这对于今天我国的青年都是毫无益处的”。所以应该读读高尔基的《母亲》，看看周围的世界，体味当下的生活，抛弃鲁滨孙，热爱《母亲》中的伯惠尔，“勇敢的奔向伯惠尔的道路的”[程朋 《〈西游记〉〈鲁滨逊飘流记〉和〈母亲〉》,《中学生》，1948年第一九六期第76-77页。这篇读后感可能受1947年杨晦写的长文《笛福和他的〈鲁滨孙漂流记〉》（《时与文》，1947年第二期第15-18页）中的观点影响，他在文章开头提到了杨晦的文章。杨晦在文中提到可将这篇小说与《西游记》《母亲》比较着读，可以发现这三篇小说写的三个人物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走他们要走的或者应该走的道路，都是有着坚定的信心，坚强的意志，使出了他们全部力量，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灰心，不退缩地去实现他们的志愿。他又认为，笛福的这篇小说写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英国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很多使得去海外冒险成为时尚，所以才会诞生这篇“荒岛殖民的小说”]。 很显然，从作者对《鲁滨孙漂流记》的批判及对高尔基的 《母亲》的推崇可以看出，其受左翼文学的影响较大；而刊登此文的《中学生》中就多次出现标题带有“苏联”和“莫斯科”等字样的文章。还有学生认为读完这篇小说后生发了两点感想：“一、我深信航海事业的重要”，“二、我以为鲁滨逊是我们青年的典型”，因为他的刻苦奋斗（生活）和见义勇为（救人）（任甫文 《读 〈鲁滨逊漂流记〉之后》，《新儿童世界》，1948年第十三期第29页）。 以上两种解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的理念，但是均强调关注当下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