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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0年代末到90年代：美学在低谷中求索 当回首审视改革开放美学四十年发展时，学界普遍认为，在80年代末，美学逐渐淡出了社会知识关注的中心，回归这个学科应有的位置。相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热闹与荣光，80年代末开始的回归总是显得有些冷清和寥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之视为低谷期。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学科自身原因，但主要还是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反思和批判“左”倾思潮及“左”倾政治带给国人的伤害，拨乱反正，慰藉人们的心灵，努力在思想和心理上恢复正常的秩序；另一方面，它呼唤新思维和新的社会规则，为改革开放，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建设思路鸣锣开道。美学承担的，主要是前一方面。然而，主导社会前进的力量，却是后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浪潮的到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观念成了主宰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一切向钱看。举国上下都忙于如何赚钱，从城市到乡村，从政界到文人圈，“下海”经商，在商海中搏击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体制运转的主轴，在将改革开放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推向纵深的同时，也更深层次地改变了曾经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大地。经济腾飞带给社会突飞猛进的变化以及随处可见的改革红利，使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经济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物质实用主义很快成为主导价值取向。同样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也进入了快节奏，工作需要出效率，吃饭是快餐。日常生活的更新也在加速，各种生活物品不断更新换代，漫天的广告告诉人们的是它们在技术上的不断向前。新的生活模式需要新的思想体系与之相适应，而讲求对现实利害的超越以及耽于沉思冥想的美学显然与飞速变化和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大地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龃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但当时并不特别明显。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积累，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开始变得明确而直接，这种龃龉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物质欲望扩张和横行的语境中，人们把目光主要聚焦于实际的经济效益与富足享乐的日常生活，美学的边缘化局面直接摆在了研究者面前，成为难以扭转的文化趋势。 不仅如此，从学科内部关联来看，曾经与美学联系紧密的文学和艺术，也逐渐分道扬镳，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路程。与经济领域的情形相类，美学与它们之间的隔膜也可以追踪到8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经济带给社会的巨大冲击力尚未得到充分展示，而拨乱反正，从思想意识上清算“左”倾思潮带给社会和个体的伤害，则是当务之急。美学，与当时的政治导向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诉求处于同步。美学界在进行拨乱反正，反思和控诉，文学、艺术同样如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道主义艺术”等，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内容。美学满足了时代需求，且能够从学理层面为文学和艺术提供支持，因而大行其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是80年代“美学热”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改革和思想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整个社会打开了知识视野，一个多元化时代迅速到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经过80年代的翻译运动，大量外国著作和思潮进入中国，拓宽了国人的思考空间，加深和重构了作家、艺术家对文学和艺术的本质理解，更新了他们的创作模式和表现手法。同时，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文学和艺术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回应。于是在80年代中期，正当美学进行学科试验，探索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时，文学中却出现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实验戏剧等，而在艺术领域出现了新潮的“85美术运动”。陈晓明总结80年代中期文学发展时说：“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已经汇聚了多样化的经验……在文学方面，普遍为一种乐观情绪所支配，似乎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可以标志整个社会的变革，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变得理直气壮，因为它被认为是反映了历史的主导精神——它是现代化进步的文化象征，也是现代化必然胜利的精神成果。”[4] 325高名潞在总结“85美术运动”时指出：“85美术运动的针对性则是面对开放后的西方文化的再次冲击，反思传统，检验上一个创作时代（上一个运动），其指向性，则是中国美术的现代化。”[5] 107陈晓明和高名潞的话指出了文学与美术在80年代中期表现出的一个共性，即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文学与美术出现现代化转型。文学与美术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代社会发展同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然而，从它们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变化能够看出，它们的发展与美学正在进行的学科探索之间已经有很大距离。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学、文学和美术开始各自独立发展。 美学在80年代出现热潮，究其实，是以它与社会关切的话题，以及与文学、艺术的紧密联系为前提的；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正如前述，无论是与社会普遍聚焦，还是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疏离，这种疏离，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除经济大潮对整个社会观念的冲击这一大环境外，就学科而言，一个突出的因素则是其学科固有的封闭性。中国美学是在本土文化受到西方影响和冲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美学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行者，如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都深受康德主义影响。这就使中国美学在建构的过程中，有着浓郁的康德主义色彩。新时期之初，出于对“左”倾思潮和政治的反拨，康德主义的审美无利害以及艺术自律等观念变得特别有吸引力，获得了极为广泛的认同。“伴随着国际上反理性主义美学思潮、文艺思潮的发展，和西方20世纪各种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代表著作的译介和阐释，在我国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开始出现了‘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倾向”[6] 111。这方面可以李泽厚为代表，1981年他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今年国际会议上有个议题之一就叫‘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我的回答：都要。但如果必须选择其一，那就要康德，不要黑格尔！”[7] 54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融合了康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突出意义在于把康德主义转变为强有力的推动现实的力量。在李泽厚的影响下，“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80年代的新长征”[8] 2。这种话语背景使得新时期的美学成了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微妙结合。然而尽管康德主义美学命题中的审美无功利、主体性以及审美超越性等思想曾经在80年代激动人心，但这种价值取向中也暗示出了现代美学的短板，即如果过分强调美学与现实、与生活、与政治等无关，必然会导致学科自身的封闭性，与活泼生动的社会发生脱节。美学在80年代的中国发展也恰好验证了这一情况。随着美学对自足性的强调，它越来越从社会中抽离，回归到学科内部的发展。在80年代早期，形象思维的讨论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等，很快就淡出学科视野，代之而起的是美学学科自身的体系建设和开拓等问题，如关于美的本质和美的定义的思考、新的美学方法等。就一个学科而言，这些问题当然是基础性问题，值得讨论，然而，相对于新时期伊始美学与社会、与文学和艺术的紧密联系，这种讨论显得不接地气，缺少了深厚的现实和社会根基。 从我们的论述分析中可知，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学就已经出现与社会关注、与文学和艺术脱节的现象，但当时还鲜有人意识到美学的边缘化危机已经悄然来临。注意到这一现象，还需要滞后一段时间。因为事物达到峰值后，在走向低谷的过程中，同样还需要一段时间。美学边缘化的迹象，虽然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展露，但由隐在到浮出地表，衍变成新的文化现象，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正是由于这种滞后，让我们把美学的边缘化与低谷期的出现，定格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这种边缘化，真正被学界普遍意识到，则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即已经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需要指出的是，学界之所以会在90年代之后才意识到美学走入低谷，还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美学已经实实在在被社会抛向边缘，成为象牙塔内的智力游戏；其二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使90年代的知识界从80年代的浪漫激情中走出来，开始反思这种激情中无法避免的浮躁和乌托邦色彩。 随着90年代的降临，美学学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清局面。很多美学研究者从美学领域淡出，开始从事其他方面研究。高建平曾经在其论文中回忆90年代后期他刚回国时的情况，来到书店，书架上只能找到一两本美学著作，这种萧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9]。然而那时的美学研究者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他们也在尽可能地使美学重回中心，有的放矢。这表现在90年代中期前后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审美文化”这一术语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使用，较早使用者如潘一，他在论文中指出“青年审美文化的产生正是文化分化和整合的某种结果”[10]，他的分析，主要还是立足于青年群体这一特殊的文化圈，与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之间有理论联系，但二者并非同义。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文化，作为一个受到关注、且有着自己独立价值诉求的新的美学生长点，则是在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学者的反思以及期望美学从既有的康德主义体系中突围有关。80年代，美学领域对康德主义审美自律观念的认同与召唤，最终导致了美学将自身封闭于象牙塔之内，越来越与社会脱节。审美文化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大众文化与变化中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试图重建美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90年代之后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除了与走出美学学科发展瓶颈的直接诉求有关外，至少还关涉到如下几方面因素。其一，它是80年代“文化热”的延续。80年代是一个文化上的特殊时代，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交汇在一起，使那时的中国成了各种思想的操练场。在重重对立、冲突和杂糅中，一股从文化视角反思中国与应对当下的潮流兴起。“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系列丛书，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学子。李泽厚在同期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等，也都带有浓郁的文化意味。他在80年代美学界特殊的地位，自然会使这种隐含的文化意蕴在其后学中得到延伸。除此之外，反思传统文化的系列丛书也大量涌现。在这股潮流下，思想领域的各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些许文化色彩。其二，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出现在人们面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很快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新一轮经济大发展，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审美化倾向日趋明显，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这无疑会给寻求突围、重返社会的美学提供机遇。其三，知识分子内部学源背景更新带来兴奋点的转移。80年代的美学研究者，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受到苏联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对政治有着难以名状的敏感，话语体系也主要是在苏式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打转。90年代之后的很多学者，则成长于80年代西学大放异彩的时代，他们对各种“后”学，如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如数家珍，受这些思想影响，他们质疑80年代新构建起来的美学体系，如进入90年代之后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同时对权力、文化政治、性别诗学等充满兴趣，因而用新的视角和理论解读当下中国，成了他们的自觉选择。其四，它还是90年代学者有意识推动的学术产物。有学者已经指出，“审美文化研究的勃兴与学术团体的积极倡导有着很大的关联。1988年底，中华美学会成立了青年学术研究会，1994年又成立了‘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研究会’。这两个分支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大量与审美文化有关的研讨会”[11] 295。根据文献显示，这两个分支学会在90年代组织了不下七次审美文化方面学术会议，一些刊物如《文艺研究》、《浙江学刊》等也组织了专门笔谈。在学者们的有力推动下，审美文化研究成了90年代最亮丽的一道美学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