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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首先应是语言革命。用白话文创作文学可以看作是白话文运动的最高纲领和目标。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活文学，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又是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的运动，否则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王照则认为拼音不是用来记写文言的，“他的字母运动必须是一个‘白话教育’的运动”。白话文和拼音由此被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实现了言文互动，互为补充，其中蕴含的“言文一致”成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白话文运动中共同追求的目标。以胡适、王照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仅仅囿于书斋中讨论白话文的问题，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积极付诸实践。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与王照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一道，纷纷发表著述、讲学、发行白话文报刊，还通过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开办学校、培训学员等活动开展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经过这一系列白话文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白话文逐渐实现了“普及化”“知识化”和“雅化”。民众对白话文的知晓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赢得上层决策者的支持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在拼音和白话文的问题上，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空前团结，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彰显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变革相比，虽然汉字存废问题时有讨论，分歧不断，但是改良的总体方向没有偏离，汉语本身并没有被其他语言所替代，只是出于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来看，白话文运动都进行得相对温和和顺利。虽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复古读经回潮，但依然不能阻止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 白话文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上承晚清，下启“五四”，其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多有探讨。从语言规划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庶民的胜利”，也证明了语言规划自下而上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声望规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可以看作是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值得重新审视。 （作者：李英姿，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