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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STAR OVER CHINA的《红星照耀中国》时代 从图书出版角度而言，真正赋予了斯诺这本不朽名著以《红星照耀中国》的书名的，是译者董乐山。 在RED STAR OVER CHINA真正以《红星照耀中国》面世之前，在中文语境中，它以《西行漫记》以及纷纭繁复的译名产生过两次出版高峰。一次为1937-1938年间，这个时期以王福时等翻译、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开端，以复社版《西行漫记》为最高峰；一次是1946-1949年，这一时期它的面世，多围绕毛泽东进行，自1946年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开始，以1948年大连复社再版《西行漫记》与1949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长征25000里——中国的红星》为高峰，后者为多人新译，根据1938年7月美国版译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等诸多原因，直到1979年三十年间，中国内地没有公开出版过斯诺的这部作品。唯一一次内部出版，是在1960年，当时正值斯诺访华。这个版本由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三联书店推出，印量极少，没有公开对外发行。 检索中图版本及《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次以《红星照耀中国》书名出现，是在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斯诺文集》中，此文集中《红星照耀中国》采用的是董乐山的译本。1979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的董乐山译本，仍旧以《西行漫记》为主书名，封面标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作为一本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以原名直译面世，必然也代表了意识形态宣传口径的意思。在1984年出版的《纪念埃德加·斯诺》一书中，董乐山先生撰文《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谈到了这次三联书店的组稿过程： 1975年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来约我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我欣然从命，因为，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翻译一本名著。 那天，我与范用的谈话情不自禁地转到了1938至1939年间我们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初次读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欣喜若狂的情况。虽然经过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范用至今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40多年前出版的初版中译本。“是红布硬面的精装本”，他特别加了一句。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中译本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时，并不叫《红星照耀中国》，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西行漫记》。 这段写于1982年的文字传达出了两点信息：第一，RED STAR OVER CHINA的新译策划工作在“文革”结束前就已经开始；第二，在此之前，在出版物中，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使用《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名。 董乐山自1949年来北京工作后，一直从事着新闻类题材的翻译工作，1961年与其他几位译者一起，受命翻译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纪实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此书于1963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在1975年，才独立接手翻译斯诺这部作品，他在《我的第一本书》中自己陈述，《西行漫记》是他从事职业翻译30年后才出版的一本可以称得上个人劳动成果的东西。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时间为1979年。 三联书店的编辑沈昌文主要负责1979年版董乐山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编辑工作，在其作品《八十溯往》中，他这样回忆了这段组稿过程：“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受命组译《西行漫记》时，自然觉得，这工作非老董（董乐山）来做不可。”对于董乐山译本的评价，作为编辑，他既是第一读者，也是第一批评人，他认为：“重译《西行漫记》，可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老董毫无怨言地卓越地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是三联书店出过的优秀译品之一。” 作为一名具有职业追求的翻译家，董乐山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本上选取也有自己的考虑。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7年初版之后，埃德加·斯诺做了反复的修订，其主要版本有英国戈兰茨版（Victor Gollancz 1937），美国兰登书屋初版（Random House 1938）， 美国兰登书屋第一次修订版，美国兰登书屋第二次修订版（Random House 1944），格罗夫增补修订版（Grove Press 1968），英国戈兰茨增补修订版（Victor Gollancz 1968），企鹅出版社鹈鹕丛书版（Penguin Books 1972）。斯诺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修订增删这部经典作品，每一个版本相较上一个版本，都有不仅仅是字句和表述上的调整。在中宣部出版局、三联书店及翻译家董乐山经过慎重考虑和论证后，决定根据1937年的初版本译出。三联书店编辑部在该书《出版说明》中谈道：“我们深信，广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书中的问题的。” 1979年12月，在经历了《读书》《出版工作》《新闻战线》等报纸杂志近一年的预热后，董乐山译本《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在这一年当中，据不完全统计，与斯诺相关的文章就有《解放“内部书”》（雨辰著 《读书》1979.1）、《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胡愈之口述 三联书店整理《读书》1979.1）、《做斯诺式的记者》（白夜著 《新闻战线》1979.1）、《谈〈西行漫记〉及其他》（尼姆·威尔斯著 王福时译《读书》1979.3）》《〈西行漫记〉在中国》（张小鼎著《出版工作》1979.5）、《在斯诺的小客厅里》（陈翰伯著《读书》1979.5）等等。其中，和开上世纪80年代读书风气之先河的著名文章《读书无禁区》发在一起的《解放“内部书”》，更是在文末明确指出：“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一切为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董乐山文集》，第一卷的最后一幅插图，即是1984年董乐山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写的译后缀语的部分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到，董乐山最一开始的手迹为“《红星照耀中国》译后缀语”，后来修改成“《西行漫记》译后缀语”。我们无法还原董乐山真实的内心轨迹，这只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他一次纠结的表征。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over，在英文初版本中本是一次并不太小的印制事故——斯诺给它定的书名本是RED STAR IN CHINA，却不小心被排错了。这是一次让斯诺拍案叫绝的印制事故，over一词恰恰是这个书名最神来之笔。在《英汉大词典》over的词条中，它有笼罩，（势力）在……之上的意味。《西行漫记》的译名，是具有历史特色的策略性结果，毕竟只有让这本书在1938年出版了，才会有更多的进步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红星照耀中国》的译名则不同，它既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英文的本意，又呈现出了一种蓬勃且不可阻挡的势，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准确的写照。 1984年，《斯诺文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让斯诺纠结修改了近乎大半辈子的作品，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是董乐山以图书这一正式出版物为载体，赋予了它近半个世纪前就应有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 “部编本”语文教材上有一段胡愈之推荐《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字，这段文字是胡愈之为董乐山新译本写的。他在文中热情推荐出版于1979年的董乐山译本，同时在文中对1938年“复社版”的部分问题做了说明。 在今天，《红星照耀中国》被收入中学课本，以忠实的原貌走近更广大的青少年读者。 （作者：刘健，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