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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面貌，大体可以用“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这五副面孔来概括。尽管这个概括可能会挂一漏万，但注重前沿问题，保持历史意识，尤其是注重文学本身，避免海阔天空的不着边际，这应是一切文学理论的宗旨所在。“法国理论”是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该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由此在文学与文化交集汇聚的难分纠葛之间，见证了文化在理论旅行中所扮演的隐身与显身角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是血亲还是仇家，是是非非似一言难尽。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系从文学研究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它也埋怨它的文学父亲有拉伊俄斯情结，恨不得将他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脚跟穿钉丢弃到荒山野林，但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文本研究和符号学分析，还是来自文学。同理，审美主义在经历了后现代的风雨之后，事实上不可能与文化批判绝缘。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中，重申文学和美学的基本权利，目的是激发新的视野、新的方向，而不是回到过去。性别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则不妨说是同根萌生，花开两朵。性别批评与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差异，并不仅仅表现在性别和性取向两个方面。性别批评同样关注“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后殖民批评背后的哲学和理论背景也大同小异，无外乎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等。但问题是，当诸如“酷儿理论”意欲超越性别批判，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平等一网打尽时，它同样面临着一个身份迷失的问题。而一旦性别、语言、发展、生态和本土权利等一并纳入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框架，这是显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白人伦理，还是理论多元化发展之必然？人们拭目以待。 在英文语境里，“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指的是文学性质的系统研究和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就后者而言，它更接近“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这个术语。事实上，在当代西方文论前沿研究中，更为通行的也是“批评”一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批评”不再是作品后面亦步亦趋的跟班，而焕然成为引领一切人文学科前进方向的新锐标识，大有昔年舍我其谁第一哲学的王者气派。就此而言，它就是“理论”。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理论与批评指南》（2012）就交叉使用“理论”与“批评”，两者在描述方式、描述对象上的差异几无区分。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等人一版再版的《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选本，则是将“批评”作为修饰词加诸“理论”之上，其重心也还是在“批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今人该怎样提纲挈领，描述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体面貌？ 一、为什么是五副面孔？ 将西方当代文论概括为“五副面孔”（“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灵感来自美国已故批评家卡林内斯库（M. Călinescu，1934—2009）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该书以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后现代主义为审美现代性的五个侧面，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深入浅出地论证美学和文学的现代性，应是继古典主义、巴洛克、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之后，续写了一段人们或者可以叫做现代主义的当代批评史。 所谓审美现代性，按照卡林内斯库的分析，是相对资产阶级的制度现代性而言；更具体地说，是对制度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文化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是它的另外两个名称。以现代性即是此时此刻当下都市审美体验的波德莱尔（C. P. Baudelaire，1821—1867），是它最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审美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从反叛、无政府、天启哲学到自我流放，表达厌恶的手段无所不及，表现了强烈的否定激情，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至此，人们可以发现，这个审美现代性与今天的“后现代性”非常相似。作者开篇就说： 过去的大致一百五十年间，诸如“现代”“现代性”和更晚近的“现代主义”一类术语，加上一系列相关概念，皆被用于艺术与文学文本，以传达一种与日俱增的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这个相对主义本身是传统的一种批评形式。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艺术家同中规中矩的过去以及它那些一成不变的规章，是割断了联系；传统在法理上已无权给他提供模仿范本，或指明前进方向。 现代性被用于艺术与文学文本，其锋芒所向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呼应日后被叫做后现代的文化批判。 其实，这五副面孔是不是“现代性”的面貌特征，无关紧要。诚如卡林内斯库所言，“现代性”可以有多副面孔，也可以只有一副面孔，或者干脆一副面孔也没有。具体来看，就现代主义而言，是19—20世纪之交的产物；它并不号称忠于历史，它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就先锋派而言，在19世纪，“先锋派”的概念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激进化的、高度乌托邦的说法，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对于“颓废”和“媚俗”这两个当代美学多作负面理解的概念，卡林内斯库指出，颓废的由来是人们总是感慨今不如昔，总是缅怀一个多半是子虚乌有的“黄金时代”；颓废意味着没落、腐败，世界末日正在来临，可是新的生命正孕育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媚俗，无论贵贱，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它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只有深入分析构成中产阶级心智特征的那一特有的享乐主义，才能理解媚俗艺术的本性。 “现代性”的最后一副面孔是“后现代主义”。这副姗姗来迟、后来居上的新面孔，并非是先锋派的余绪，而是与先锋派背道而驰。卡林内斯库给“后现代主义”的定位是，它最早用于文学是20世纪40年代，表示对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等人的现代主义的反动。诗歌上它包括“黑山派”诗人如奥尔森（C. Olson，1910—1970）、“垮掉派”诗人如金斯堡（A. Ginsberg,1926—1997）、“旧金山文艺复兴派”代表人物如斯奈德（Gary Snyder）、“纽约派”成员如阿什贝利（John Ashbery）。小说上则有巴斯（John Barth）、品钦（Thomas Pynchon）、加迪斯（W. Gaddis,1922—1998）、库弗（Robert Coover）等一应人众。在这个名单中，不少人其实也是当年现代派文学的中坚人物。再追溯上去，贝克特（S. Beckett，1906—1989）、乔伊斯（J. Joyce,1882—1941），乃至博尔赫斯（J. L. Borges,1899—1986）、纳博科夫（V. Nabokov,1899—1977），也都当仁不让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这些原本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人物，在“先锋”“颓废”“媚俗”之中游刃有余、斡旋其中！这样来看，现代性的文学、美学、文化内涵，是否更像是一种家族相似的集合？或者说，尽管现代性的面孔形形色色，终究在后现代主义中殊途同归？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被后来居上的后现代理论收编过去，起点大致在1966年；但是，理论与批评的大好时光，应是在1980年代。1979年，收入德里达（J. Derrida，1930—2004）和耶鲁大学四位名教授德曼（P. de Man，1919—1983）、布鲁姆（Harold Bloom）、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一人一篇长文的《解构与批评》出版，标志美国文学批评走出新批评之后迷茫失落的徘徊低谷时期，解构主义批评的霸权得以确立。虽然嗣后以格林布拉特（StephenJay Greenblatt）为代表的福柯（M. Foucault，1926—1984）传统新历史主义异军突起，但直到2004年德里达去世，解构主义批评基本还是保持了一路风行的态势。是时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理论”与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甚至自然科学盘根错节，纠葛难分，结果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唯独绕过了文学作品本身。卡勒（Jonathan Culler）在1982年出版的《论解构》书中说，当今文学理论中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而是在“理论”的大纛之下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学科，所以，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更好；在1988年出版的《框架符号》（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Institutions）中又说，过去批评史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如今文学史成了批评史的组成部分。这应是当时“理论”和“批评”一路走红现象的真实写照。 但是，“理论”的好光景持续时间并不长。1997年，在卡勒的一本小书《文学理论入门》中，对“理论”的热情已是明日黄花。作者写道，曾经是无边泛滥的“理论”大都与文学本身不相干：“理论”是德里达、福柯、依利格瑞（Lucelrigaray）、拉康（J. Lacan, 1901—1981）、巴特勒（Judith Bulter）、阿尔都塞（L. P. Althusser，1918—1990）、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事，但这些“理论”大多游离于文学之外。《文学理论入门》于2011年再版时，作者又增补了《伦理与美学》一章。2011年，卡勒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发表“当今的文学理论”的演讲，延续他当年《论解构》书中的话题，重申当今的文学理论依然是高谈阔论、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就是鲜有涉及文学的内容。但即便如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新近“理论”依然是斩获不凡： 在理论的巨大影响下，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或实践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研究自1970年代起经历过了一次重大的转化。理论使事物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到21世纪初，理论已经不再新潮，于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理论死亡的论调。 卡勒鼓吹“理论”有年，但他对“理论死了”的展望也相当乐观。在他看来，当年摧枯拉朽的“理论”不再风靡，是因为它们已经被传统收编，进入了高校的课程体系，其是耶非耶自可以心平气和地加以评估，不必横眉冷对、视为公敌了。即便如此，卡勒还是乐意指点迷津，列举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六种发展趋向：叙事学，德里达后期思想研究，伦理学转向特别是动物研究，生态批评，“后人类”批评，返归美学。人们不难发现，卡勒也给过去、未来的当代西方文论勾勒了许多面孔。现在进行时是叙事学、晚期德里达研究等六副；过去时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酷儿理论，也是六副。两者相加，就是十二副面孔。 按照维基百科的分法，20世纪流行过的文学理论流派多不胜数。以英语字母排列，计有唯美主义、实用主义、认知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社会进化论、解构理论、性别研究、形式主义、德国阐释学、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读者反应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生态批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大多与文学本身无关，其流行不衰是据信可以给文学批评提供高屋建瓴的跨学科灵感。无论如何，注重前沿问题，保持历史意识，尤其是注重文学本身，避免海阔天空地迷失在无关文学的形而上学里，这或许应是一切文学理论须应铭记的宗旨。 有鉴于斯，以“法国理论”、文化研究、审美主义、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这五副面孔来概括接续现代性的西方当代文论，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或许能有些启发意义。 二、“法国理论” 之所以给“法国理论”打上引号，因为它已不再是纯粹的法国土产文化，而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化的产物。故这副面孔的原文不是法语“théorie française”，而是英语“French theory”。就理论的旅行而言，“法国理论”具体是指过去将近半个世纪里，巴特（R. Barthes，1915—1980）、德里达、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1929—2007）、拉康、德勒兹（G. L. R. Deleuze,1925—1995）、伽塔利（F. Guattari,1930—1992）、福柯、利奥塔（J-F. Lyotard，1924—1998）、阿尔都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西苏（Hélène Cixous）这一批思想家云谲波诡、天马行空的艰涩文字。这些法国名字在它们的美国化旅途中，大都给“过度解码”了。攀援“法国理论”所走过的美国化、后现代化，然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路，可以连带出一系列问题：原本在法国处于起步阶段、多在边缘徘徊的这些新近理论，何以偏偏在美国星火燎原、红遍学术界？何以“理论”的旅行必走学院派路线？作为这些理论的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在传播“法国理论”的过程中又是如何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文化”如何交集汇聚、纠葛难分？文化在“法国理论”的旅行中扮演了怎样的隐身、显身角色？很显然，这里的话题远不是国别研究可以解决的。 如果以1966年作为后来风光无限各类后现代话语的起点的话，这一年正是法国的结构主义之年。它见证了巴特《批评与真理》、拉康《文集》、福柯《词与物》的出版。一些结构主义口头禅诸如“人之死”“范式转移”等等，都堂而皇之出现在主流媒体的头版上面。但是，当代西方文论前沿的确切起点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确切地说，是标志“结构主义”替代“新批评”成为文学理论主流，并且见证“后结构主义”几乎是同步登场的约翰·霍普金斯会议。是年，该校的两位教授迈克西（Richard Macksey）和多纳托（E. Donato，1937—1983）突生灵感，邀来法国结构主义一线人物，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于10月18日至21日在巴尔的摩校园召开了题为“批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研讨会。在百余人规模的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到场的十位法国明星：巴特、德里达、拉康、吉拉德（RenéNoël Théophile Girard）、希波利特（J. Hyppolite，1907—1968）、戈德曼（L. Goldmann,1913—1970）、莫哈泽（C. Morazé,1913—2003）、普莱（G. Poulet，1902—1991）、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韦尔南（J-P. Vernant,1914—2007）。 后来的故事可以证明，假如人们断言后现代的灵感和原生态理论几乎都是来源于法国理论，应当不是夸张；但“法国理论”在其本土长期夹持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地位尴尬，两面不讨好。它终究是假道美国文化的全球化途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故所谓“法国理论”，作为经过美国包装后的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实际上也体现了理论旅行过程中一种变异的必然性——通过创造性的误读误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成了“法国理论”全球化传播的再生产基地。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曾经这样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针对“颓废”欧洲价值的文化大攻击，进而高扬美国文化的优越性： 金钱力量被用来主导文化生产，左右文化价值（这是纽约从巴黎“偷窃”现代艺术理念的时代）。在确立全面霸权的斗争中，文化帝国主义一马当先。好莱坞、流行音乐、各种文化形式，甚至所有的政治运动，诸如民权运动等等，都发动起来，刺激欲望，追赶美国生活方式。 这是1950—1960年代的故事。哈维指出，这就是美国文化给资本扩张涂脂抹粉的意识形态使命。但是，1970年代呢？ 在1970年代，“法国理论”的美国化旅行又有所不同。它更多出于一种自发的追新本能，由此也与舍我其谁的美利坚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事实上，无论是斯皮瓦克划时代的德里达《文字学》英译本及其长序的面世，还是一批新锐刊物的创办，一开始都举步维艰。法国学者库塞（Francois Cusset）在《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一书中认为，有三家杂志是美国引进“法国理论”的先驱刊物——哥伦比亚大学的《符号文本》[Semiotext（e）]，康奈尔大学的《析辨》（Diacritics），威斯康星大学的《潜姿态》（SubStance）。1973年的《析辨》（夏季号）封底刊印了一首打油诗，惟妙惟肖地勾勒了一幅“法国理论”漫画式肖像： 在请进病人之前，拉康博士，请告诉我们 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和德曼的最新动向…… 黑格尔之后辩证的东西还能结构吗？ 名称的物化真的能替代面包圈吗？ 能指是不是果真就意味着所指呢？ 噢，妈的！拉康，你的病人自杀啦！ 虽然这也许是一幅自嘲式的游戏自画像，但是法国新锐理论的游戏世界作风显然也并非是一路畅通。即便当年名传一时的“耶鲁学派”，四位主将中除了始终是同床异梦的布鲁姆外，哈特曼后来也以现象学名义转而抨击解构主义。如果说这四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反传统、反偶像、去政治化和文本中心主义；此外，他们还都是德里达的朋友。文学批评家多诺霍（Denis Donoghue）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解构解构》的文章，称像布鲁姆、德曼这样的才俊被解构主义吸引过去，完全是因为它“认认真真说胡话”。这可见，假如把“耶鲁学派”仅仅视为解构主义乃至“法国理论”的一个美国版式，那未免小看了美国本土批评的反弹力量。 库塞的结论是，如果说美国对法国理论的再创造，它在法国本土的冷落，以及它的全球普及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话，那就是针对人们过于熟悉的那些两极分化表征和二元对立话语，有必要重建一种延续关系：诸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尼采主义；法国现象学对后结构主义多元多重主体即观点的“视角论”（perspectivism）；美国的社群主义对法国的普世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表面上是势不两立，骨子里却在暗送秋波。所以： 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到20世纪末叶，在美国有她自己的许多理由建立起一个大学机器，来研究某种观念生产，研究一个多元化的年轻国家，如何总是心安理得、时刻准备尝试“追新求异”，以及同一时期美利坚帝国的历史性胜利，与世纪末美国知识精英当中酝酿起来的新极端意识形态（西方对少数族裔），直到它可怕的利伯维尔场能力，将一切试图疏离在外的反对力量挪为己用。但是，这一切很快变成一场游戏，纯粹娱乐而已。 质言之，“法国理论”诚然是借道美国实现了它全球化的文化霸权，但是一旦威胁到美国自身的价值观念，它那似乎无坚不摧的批判锋芒顿时就化解为娱乐和游戏。1996年发端纽约，次年又将战火直接烧到法国本土的“索卡尔事件”，便是最好的说明。 三、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文学意义和文学内涵毫不相干。尽管这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事实却是，文化研究有意识叛逆高雅艺术，对经典文学和大众文化一视同仁。它非但拒绝对文学顶礼膜拜，而且埋怨它的文学父亲拉伊俄斯被神谕警告，恨不得将他这个蠢蠢欲动的婴儿脚跟穿钉，扔到荒山野林中去。但是，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文本研究和符号学分析，都是来自文学；从历时态、共时态的意义而言，文化研究也是从文学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 以美国性别研究学者安·芭·斯尼陶（Ann Barr Snitow）的一篇文章为例。1979年，《激进史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杂志刊发了她的《大众市场的罗曼司：女人的色情文学是不同的》一文。五年后，该文又收入《欲望：性政治学》一书。文章分析的是类似中国琼瑶小说的北美洲“禾林”（Harlequin）小说。它从1957年开始起步，1970年代风靡北美，由多伦多的禾林出版公司出版。虽然签约的百余位作者各不相同，浪漫爱情的题材也有差异，但针对的读者都是女性圈子。禾林小说结构精巧，套路大同小异，那就是年轻温柔的穷女孩遇到老于世故的“高富帅”，年龄一般是男方大女方10—15岁。女方自然渴望浪漫，但男方偏偏心怀鬼胎，只想逢场作戏，不思认真婚娶。不过，终究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简·奥斯汀（J. Austen，1775—1817）《傲慢与偏见》的著名开篇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都想有一个妻子,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现在禾林小说的构架倒过来是，每一个穷困的年轻女子，都想找一个英俊阔气的老公。这个传统往上推，不消说便是18世纪英国流行一时的伤感小说，如理查德逊（S. Richardson，1689—1761）的《帕美拉》。 “禾林”小说是大众文化，虽然读者数量可观，命运却同《傲慢与偏见》一类经典有着天壤之别，不但学术界懒得搭理，图书馆也不屑收藏。这样看来，斯尼陶同样是女性味道十足的分析文章，就格外令人瞩目。作者说道，女性的欲望是模糊的、被压制的；在使性欲浪漫化的过程中，快感就在于距离——等待、期盼、焦虑，这一切都指示着性体验的至高点。一旦女主人公知道男主人公是爱她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虽然最后的婚姻来得并不容易，女主人公处心积虑，方才修成正果。文章最后说： 虽然有人会不喜欢禾林小说女主人公的那种间接的性表达，但是这些小说的魅力正在于它们一再地坚持。对于女人来说，好的性行为应该与感情、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禾林小说就不会被禁止了。有人可能会不喜欢女主人公总是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性的前提，但看到性不是像在肉体关系中那样作为首要的事情来表现，而是像一出社会剧那样来表现性，是很有趣的。 这也许是1970年代的风情，在嗣后性别理论挟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视野中，已经显得小家败气了，但禾林小说作为大众文化，或许比较奥斯汀、理查德逊的同类经典，更真实地反映出了女性生活中对浪漫的期待。 曾经是“耶鲁学派”主将之一的米勒，写过一篇题为《跨国大学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长文，对今日全球化语境中，大学里文学、文化研究的定位表示忧虑。文章开篇就说，今日大学的内部和外部都在发生剧变。大学失去了它19世纪以降德国传统中坚持不懈的人文理念。今日的大学之中，师生员工趋之若鹜的是技术训练，而技术训练的服务对象已不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对此，米勒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新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用？我们是应当还是理应必须依然来研究文学？现今文学研究义务的资源又是什么——是谁、是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为了什么目的？是因为文学研究在今日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依然具有社会功效？还是它纯粹已是夕阳西下、苟延残喘，终而要消失在日益成型全球化社会中一路走红的那些实用学科之中？ 米勒承认，在近年来美国的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便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变化大致始于1980年代，以后的岁月见证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纷纷向文化研究转向。这里有多种原因。一些外部的事件诚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但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则是传播新技术与日俱增的影响，即人们所说的电子时代的到来。据米勒分析，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恰恰是大学教师、研究人员中被电视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当中许多人从孩提时代起，花在看电视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这不一定是坏事，但确实有所不同。而讲到文化，这里“文化”一语的含义已不再是阿诺德（M. Arnold, 1822—1888）所说的一个民族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而确切说应是全球消费主义经济中的传媒部分。这一新型文化很快替代了昔年的书本文化。所以，毫不奇怪，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更愿意研究他们熟悉的东西，虽然他们依然恋恋不舍在书的文化之中。而文学研究的不景气，事实上也在推波助澜，逼迫文学专业的学者看准门道改弦易辙，转而来研究大众文化、电影和流行刊物。米勒承认，所有这些新潮——文化研究、妇女研究、少数人话语研究等等，其目标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有关著述大都零乱，故将它们整理出来，设置到课堂课程之中，予以分类、编辑、出版和再版，还只是浩大工程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分档归类，恰恰有可能是损害了这些文档原生态的巨大的文化挑战力量。 作为当代美国屈指可数的一流资深文学批评家，米勒的忧虑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但文化研究本身也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当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替代阶级、种族、性别、边缘、权力政治，以及镇压和反抗等话题，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文本时，也使人担忧它从文学研究那里传承过来的文本分析方法反过来压倒自身，吞没了它的民族志和社会学研究的身份特征。文化研究很长时间以“游击队”自居，沉溺于在传统学科边缘发动突袭。就方法论而言，应是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1908—2009）结构主义人类学所谓的“就地取材”（bricolage）方法。但诚如麦奎根（Jim McGuigan）在其《文化研究方法论》（1997）序言中所言，这样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文化研究观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经过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转向，假道阿尔都塞引入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的意识形态概念之后，文化研究之热衷于在各式各类文化“文本”中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这样一种“泛抵抗主义”，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是非得失，引来反弹应是势所必然。 四、审美主义 1994年，曾经是“耶鲁学派”主将之一的布鲁姆反戈一击，出版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将所谓的“少数人话语”一股脑儿归之为“憎恨学派”，判定它们殊途同归，不过是无端怨恨“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进而呼吁“回归审美”，回归经典。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回归审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中译本的面世则是在十年之后。这十年，大体也显示了彼时中国译介西方当代文论的时间差距。作者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说，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 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但是，正如我在一些完全乱套的大学中对怀有敌意的听众所说的，我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不过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这可见，不甘于“经典”被纷扰的乱象所遮蔽，布鲁姆才揭竿而起，使审美主义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争执中脱颖而出。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长久交锋，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前沿问题。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书中抱怨，美国高校的文学系已经变成了文化研究系。十年之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一书中，以“理论”是文化的而不是文学的“专利”，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原因在于，当年制造新锐理论的“父母亲们”多已谢世，其著作也成为明日黄花。而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抱怨，文学研究不给它生路。早在1977年，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就曾撰文《文化研究的进路》，称文化研究虽然全盘接过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但它有意填补的知识空间已被充满敌意的“父亲”占领在先，后者有强烈动机将这个新生儿扼杀在襁褓之中。这亦非危言耸听。当今英美主流文学批评家如伊格尔顿、布鲁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卡勒等人大都不看好文化研究，便是例子。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纷争的结果是前者的全面胜出；曾经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地渗透到每一个人文学科的文化研究，如今又逐一交回当年的胜利果实。伯明翰中心的两位创始人霍加特（H. R. Hoggart,1918—2014）、霍尔（S. M. Hall，1932—2014）已分别在2014年的4月和2月谢世，前者甚至没有得到中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很显然，重振雄风的文学研究已经难分难解地同文化研究理论交织起来，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审美研究和社会背景阐释路线。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主流发展的基本走势，以及“法国理论”和文化研究对审美主义批评传统产生的实际影响，有一些问题应是亟待澄清的。比如，在新潮理论此起彼伏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文化批判之间究竟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审美主义究竟又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此外，文化研究走进大学之后，既有的学科何以反不如那些非主流“文本”显得有吸引力？ 审美主义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在缅怀当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叙事学的荣光。虽然有霍克斯（Terence Hawkes）等人热衷立足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视野重读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1564—1616），但是像米勒、布鲁姆等几经洗礼的理论中枢，依然是强调经典作家作品的审美质量。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中，布鲁姆自称他是一位年迈的体制性浪漫主义者，坚持文学的审美品位不与政治沾边： 或者是美学价值，或者是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多重决定，你必须选择。因为，如果你确信所有属于诗、戏剧或小说与故事的价值只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神话，那么，你为什么要读这些作品而不去为那些受剥削阶级的迫切要求服务呢？阅读受侮辱受损害作家的作品而不是莎士比亚就会帮助那些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这一思想是我们学院派提出的最奇怪的谬见之一。 所以，美学无关意识形态。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假如坚持美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那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憎恨学派”的窠臼。它的六个分支分别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 2000年，美国学者克拉克（Michael Clark）主编的文集《审美的报复：今日理论中文学的地位》出版，主题也是审美主义。该书收集了费希（Stanley Eugene Fish）、米勒、伊瑟尔（W. Iser,1926—2007）、克里格（M. Krieger，1923—2000）等名家的十一篇文章，分别就文学中的“符象化”（ekphrasis）、美感中的真与伪、克里格与德曼等人的诗学比较、什么是文学人类学等话题展开论述。主编克拉克除了自己撰写文章外，还在长篇序言中细述五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经历的风风雨雨。克拉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文学史家和新批评家激烈较量之余，审美价值与文学文本的优先地位得以确立。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专注于文学形式及语言的独特学科，标志着它在美国高校制度中站稳了脚跟。但转眼之间，结构主义登场，马上又演变成后结构主义。而在克拉克看来，后结构主义除了巴特和早期福柯外，鲜有直接讨论传统意义上特别是新批评意义上的文学问题的： 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它很快被米勒、哈特曼、德曼和其他人改造成为更专门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在他们手里，法国理论家们普遍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以解构主义的形式，集中聚焦到文学问题上面。它的颠覆目标是美国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信念之一：诗的语义独立和自身目的的一致性。它们被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内在连贯的语言系统。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当年“耶鲁四人帮”的名单里，唯独缺了布鲁姆的大名。可见布鲁姆一心想摆脱与解构主义干系的努力，大体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说到底，在当今的“理论”语境中，重申文学、美学的基本权利，目的是激发新的视野、新的方向，是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五、性别批评 这里所说的性别批评，有别于近年更为流行的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述行理论”（performative）为代表的性别研究；后者的批判锋芒波及广义上的社会与文化，不像性别批评主要是围绕文学批评和理论而展开。但是，性别批评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延伸，也不可能绕开性别研究的相关内容。例如，它关注的不光是女性，同时还有性别乃至性的建构，特别是所谓的“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的研究，故它不是仅仅把权力关系看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压制，而是从多方位、多层面来分析它的主导地位。由是观之，19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说到底是为白人女性设计，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并不相干。由此，性别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又现出了联系。在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降，法国的波伏娃（S. d. Beauvoir，1908—1986）、克里斯蒂娃、西苏等人的生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与英美米莉特（Kate Millet）、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等人的社会批判女性主义批评合流，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今天的女性问题很少被视为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更密切联系起来。其中一个倾向便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强调“女人”不是单独由性别界定，其他因素如宗教、阶级、性取向在“女人”的定义中一样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故不同群体女性的问题和目标，亦可能大相径庭。 就此而言，已故美国文学批评家塞芝维克（E. K. Sedgwick，1950—2009）1985年出版的《男人之间：英语文学与男同社交欲望》可视为性别批评的起点。作者开篇就说，她写作此书主要有两个考虑。首先,她心里的主要读者是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写作此书是因为女性主义学术还在单打独斗，远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独立学科；而她本人作为一个非常挑剔又多产的解构主义读者，被抬升到这个宏大理论波涛汹涌的中心地位，真是感激涕零。其次，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她也希望她的女性主义研究能够有所不同。特别是各式各样制度、观念、政治、族裔、情感方面的偶然性被削足适履、井井有条归纳到妇女研究领域，以至于主题、范式、展开研究的政治动力，甚至研究者本人，都是清一色地指向女性，这叫她深感不安，所以要另辟蹊径。 这个蹊径，就是“男同社交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对此,塞芝维克本人有如下说明： “男同社交欲望”：书名中的这个术语旨在同时表达歧视和悖论。“男同社交欲望”，让我从头说起，是一种矛盾修饰法。“同性社交”在历史上和社会科学中时有所见，它描述同一性别中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它是一个新词，很显然是根据“同性恋”推演而来，同样也有别于“同性恋”。事实上，它被用于“男性结合”这类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它可能意味着强烈的“恐同症”，即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恨。将“同性社交”拉回到“欲望”和潜在的情色轨道，那么，也就是假设同性社交与同性恋之间的某种延续关系，是完好无损的。 塞芝维克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上述延续关系被断然摧毁了。但是，她要坚持这关系完好存在。这里不是指基因遗传，而是指男人们怎样用它来塑造社会身份。是以有“男同社交欲望”之谓。塞芝维克本人对马克·吐温（M. Twain，1835—1910）《哈克贝利·芬》和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系列作品的分析，即以女性为父权制文学中的“社会胶水”，而使男人们的“同性社交”关系得以可能。按照她的看法，传统文化是以异性恋为规范的，故同性恋，特别是文学中的同性恋情是隐身的，必须通过异性人物的中介，然后才有可能被接受。如霍桑《红字》中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渥斯三个人的关系，《白鲸》中“裴廓德号”水手们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也被读出另一种意蕴来。此外，塞芝维克认为，狄更斯（C. Dickens，1812—1870）、亨利·詹姆斯（H. James,1843—1916）的小说中都有同性恋的副线，主张假如不对同性/异性恋的现代定义作批判分析，一切西方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为此，她还发明了“反恐同”（antihomophobic）这个术语。所以，性别批评的主旨之一，即是探究今天的性别视野与作品时代的性别视野有着何种差异，以及此种差异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缘由。 进一步看，性别批评与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差异，并不仅仅表现在性别和性取向两个方面。性别批评同样关注“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以往女性主义的全部策略，都是建立在“女人”这个一成不变的范畴之上，反之以颠覆潜藏在两元性别、两元性向、两元生物性别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社会等级秩序引为己任。由此，一系列第三者术语，诸如“自然双性别”（intersex）、“双性向”（bisexuality）、“性别跨越”（transgender）等，纷纷登堂入室。要之，性别批评研究文学作品如何构建了女性特质、男性特质、母性、婚姻等这一系列概念的文化标准，如何在性别和性取向的徘徊之间与作品和人物的社会认同、伦理认同、国家认同联系起来。但从它鼎力推崇的解构主义逻辑来看，人们又心存疑虑，会不会恰恰落入“去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 性别批评的理论背景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该理论奉福柯为圣徒，与主要以“非异性恋者”人群为对象的“酷儿研究”（queer studies）还是有区别的。“酷儿研究”主要关注同性恋行为的不平等地位，“酷儿理论”的视野则更广泛，倡导对一切性行为和性取向身份展开批判分析。美国性别批评家哈普林（David M. Halprin）在其大著《圣福柯：走向一种同性恋圣徒传》一书中，给“酷儿”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酷儿”从其定义上说，是指一切与规范、法理和主导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它并不必然特别专指任何对象。它是一种没有本质的身份。因此，“酷儿”界定的不是哪一种实证性，而是一种直面规范的关系结构。 哈普林因其在性别批评和“酷儿理论”方面的建树获得多种荣誉，本人也毫不掩饰他的同性恋倾向。问题是，当“酷儿理论”意欲超越性别批评，将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平等一网打尽，它是不是同样面临着一个身份迷失的问题？ 1999年，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再版序言”中，仍然不厌其烦地进一步解释她的“述行理论”。这一理论直接诉诸文学批评虽不多见，但巴特勒坦白她最初的灵感是来自德里达读卡夫卡小说《在法的前面》，认为人们对于性别的期待，多少类似于德里达看中卡夫卡的作品之典故。可是说到底，性别批评对于传统男权文化，甚至女权文化的解构热情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一些？生理性别对于人们基因的影响，对于人们身体欲望指向的规束，在文化和社会前赴后继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面前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六、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文学批评的经典可推萨义德（E. W. Said，1935—2003）1993年出版的文集《文化与帝国主义》。在该书“序言”中，作者对阿诺德的启蒙主义文化观念发难，认为那不过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血腥殖民的遮羞布。故文学批评不可能是四平八稳的描述，而必然背靠理论，无论它是女权主义、精神分析，还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等。在萨义德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他甚至以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为例，判定是部自欺欺人的小说：主人公孤儿匹普早年帮过一个逃犯马格维奇，此人流亡澳大利亚后，出于感恩赠予匹普一笔巨款，让不知究竟的匹普莫名其妙过上了上等人生活。几经波折，小说最后匹普终于接受了马格维奇，拜其为父。萨义德认为，狄更斯对待马格维奇的态度与大英帝国对待流放澳大利亚的罪犯如出一辙：他们可以成功发财，赎清罪孽，但前提是老老实实待在澳大利亚，甘于出局。 但是，为什么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前殖民地国家，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斯皮瓦克紧紧跟上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中实际上缺场？何以印度会后来居上，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第一祖国？印度的发展在美国并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印度裔后殖民批评家们对于祖国的现实问题也很少关心，这与萨义德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热情关怀无法相比。这是不是也暗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讽？ 斯皮瓦克早在1985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底层人能说话吗？》中，就显示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双重立场。该文援引福柯、德勒兹、马克思和德里达理论，在此典型的西方语境中将印度骇人听闻的寡妇自焚殉葬恶习推向前台。底层人能够说话吗？知识分子对此能够有何作为吗？斯皮瓦克发现： 在这个语境中，“妇女”的问题似乎是最有问题的。显然，如果你是穷人、黑人和女性，你便在三方面有问题。然而，如果把这个公式从第一世界的语境移入后殖民（并不等同于第三世界）的语境，“黑人”或“有色人”的描述便失去了说服力。 这或可以解释何以从斯皮瓦克关注第三世界女性命运、胡克斯（Bell Hooks）立足黑人身份以沟通视野来重构女性主义，到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以非殖民化来命名她“无边界的女性主义”，再到莉拉·甘地（LeelaGandhi）将“酷儿”视野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传统。它不是性别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简单拼合。像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莫汉蒂，拉美裔批评家胡克斯等一大批近年活跃的批评家，都具有女性主义者与后殖民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其实，它们背后的哲学和理论背景也大同小异，无外乎葛兰西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拉康精神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等。 近年来，斯皮瓦克表现出全球化、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1999年出版的《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正在消失的现状的历史》中对詹姆逊后现代理论的批评，包括对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1217—1274）的再次解读，对梵高（V. W. van Gogh，1853—1890）《农夫的鞋》与沃霍尔（A. Warhol，1928—1987）《钻石灰尘鞋》的再度阐释等，都是延续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文脉。2006年3月，斯皮瓦克在清华大学再度以“底层人能说话吗？”为题发表讲演，回顾当年写那篇同题文章时力图不让自己被福柯和德勒兹迷倒，因为对底层民众做语义分析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美国式的粗制滥造。如今，她愿意效法德里达从文字形而上学到关注社会正义的“政治学转向”，转向她自己的阶级——孟加拉国的中产阶级，将目光投向故乡。同时她发现，追踪“底层人能够说话吗”这条线索在今天依然有用，因为所有的殖民主义都没有终结，甚至老牌帝国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依然存在。故文学想象在当代的任务，毋宁说就是对语言、母亲、民族这类形象做坚持不懈的“去超验化”。 以英国批评家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为线索，人们或者可以一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和是非得失。他的《白色神话》（1990）应是为“后殖民批评”成为独立理论的正名之作。该书引斯皮瓦克所谓欧洲是通过将其殖民地定义为“他者”，而将自己巩固为君主主体的说法，评论道：“这种在今天正在得到解构的欧洲君主自我，表明欧洲的他者只是一个自恋的自我形象，欧洲通过他者构建自己，却不允许他者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作为拨乱反正，在欧洲王国郑重接纳他者的结果，罗伯特·杨这位正宗欧洲血统的白人批评家，毫不犹豫将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有色族裔作者纳入是书，接续了从卢卡奇（G. Lukács,1885—1971）、萨特（J-P. Sartre，1905—1980）、阿尔都塞，到福柯、詹姆逊的“高大上”批评谱系。十一年后，罗伯特·杨的《后殖民主义历史导论》将马克思甚至毛泽东（1893—1976）的农民运动也拉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中。这是出于一种历史主义判断，还是发扬光大了霍米·巴巴的“杂糅”传统，似也三言两语难以定夺。在《后殖民主义简论》（2003）一书中，罗伯特·杨又将性别、语言、发展、生态、本土权利等一并纳入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框架。这是显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白人伦理，还是理论多元化发展之必然？人们拭目以待。而这一切，对于文学批评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文原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第153-165页，转载未收录原文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