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抗战期间的延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知识生产源地，但中共的出版、发行能力有限，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知识流播基本依靠党的组织系统的运作，这限制了延安在全国知识市场上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战争致使一批30年代已在全国知识界有地位的左翼理论家从上海去延安，这造成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的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合作。生活书店是出版来自延安的作品最多的党外书店。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在对马列知识的信仰、对理论知识分子的推崇和对知识能够抗战建国的信心中，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 关键词：延安 生活书店 新华书店 出版 抗战文化 范雪，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研究员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的讨论，围绕着“体制”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这主要有三类说法：“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从中共的角度看，1935年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国统区争取文化机构，出现了一批进步书店，这些进步书店，即指共产党“统战”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政治化”说法多见于对战时国统区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期间全国文化会出现显著的倒向共产党的现象。[1]“一体化”关于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2]这虽然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抗战时段的问题，但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因此也需要我们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解释“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 通过上述三种说法，我们能看到体制化问题的三个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机构（在本文中是书店）。“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一个较为一致的特征是，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出版机构的过程。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政党、知识分子和书店三类要素的边界并不清晰，往往互生交错，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厘清他们以怎样的逻辑交往。第二，我们需要在知识的版图里，考察政党如何获得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随意地把长征后偏居西北的共产党处理为可以轻松进出其他领域的非历史的存在。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延安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全国知识市场？这首先关系着延安内部的知识生产格局，其次涉及延安与党外书店的关系。论文以新华书店和生活书店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两个书店分别是延安内外知识生产机构最重要的代表。论文第一、二节讨论延安的知识生产格局，第三节考察延安与生活书店的合作，第四节讨论生活书店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 新华书店与延安的出版发行 建国后的新华书店是全国最重要的官方出版机构，由总店、总分店、分支店建立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方的垂直出版发行系统，控制全国的出版物。[3]但是，49年后新华书店的规模、能力不只来自党办书店这一支传统。据相关研究，新华书店经过收编民营书店，学习、占有大型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经验、网络和结构，才得以形成建国后的格局。[4]可以说，从延安到全国，新华书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在建国后的“一体化”能力，并不能上推至延安时期。那么，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是怎样的？它说明了延安怎样的知识生产状况？ 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成立，它的成立是长征后的共产党完善苏区宣传体制的一个部分。在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中，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红色中华》，由“红中社”编辑。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开始改造和扩张党的新闻媒体，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改名为“新华社”和《新中华报》（1941年被《解放日报》取代），同时第二份官方刊物《解放》周刊创刊。为管理各类机关刊物，1937年初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出版发行科。“新华书店”一开始并非实体机构，而是出版发行科的一个名目。两年后，延安的出版规模有所扩大、重要性逐步升级，出版发行科遂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由组织副部长李富春兼任。[5]新华书店也于1939年9月在延安北门外建起了门市部，首次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这也是延安第一个可以展览、买卖的官方书店。[6] 那么，放在延安整体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新华书店是什么位置呢？下面所列项目是延安有编写、出版、印刷或发行权力的主要机构： 撰写、编审：马列学院编译部（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党校第三部）；新华社、解放社；《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突击》、《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编辑社 出版：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华社、解放社；各刊物编辑社 印刷：中央财经部印刷厂（原来专印苏票，后来印刷书籍）、八路军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各级党委、党支部，交通机关 尽管据书店自己的说法，从建成到1941年，新华书店发行解放社的书籍130多种、其他机关编辑社编纂的丛书30多、报纸杂志近10种，是延安知识出版的重要角色[7]，但就地位而言，新华书店的工作和权力范围很有限，书店是发行机构，基本只负责传播、分散、销售出版物。书店在成为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后，设置了六个科：批发、发行、进货、栈务、邮购、会计、门市，很显然，这些科不涉及任何书籍报刊的编审和出版工作。在延安，制造知识的权力掌握在领袖和知识分子手里，新华书店是较为工具性的角色。 即使是在发行上，新华书店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现代发行机构。现代书店的基本特征，是依靠人际、赞助、阅读群体和文化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发行网络。延安的发行工作并不依赖书店，而是沿党的组织系统展开，从中央到县，覆盖工农商学兵。这是从苏区传下来的经验，《红色中华》的发行即依靠地方党委宣传部和军团政治部。[8]1939年的一份文件要求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党委“一律设置发行部”，发行和兵站、军队的运输部门相挂钩，以实现散播出版物的目的。[9] 这样的发行状况，说明延安的知识生产有非市场导向的特征[10]，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市场导向给延安带来了什么困难？ 在延安，以出版物为载体的知识传播、流通，其基本方式是派发不是买卖，这对新华书店扩大、完善发行网有负面影响。1941年新华书店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议，称赠送及记账往来制度不利于书店业务的发展和健全，书店需要建立起买卖制度；同时书店应有独立的经济核算制度，有自己的代办处、推销处和代售处。[11]新华书店的要求引发了一些变化，但并未有根本性的变革。从一些材料看，1941年后书店加快建分店的速度，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建成后，报刊和书籍发行明确分工[12]，但整体而言，新华书店在1945年之前规模有限，有说法称直到华北书店（生活、读书、新知在根据地联合创建的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后，书店规模才扩大了一些。[13]可以说，直至抗战结束，共产党都未建起以书店为核心的有规模的出版发行事业。中共组织网络是知识传播、扩散的主要渠道。这意味着一个困难，在党的组织网络没有层级覆盖的地区，共产党在知识市场上的渠道和竞争力会非常有限，延安无法获得全国性的知识话语权。 延安的高级知识共同体 延安的知识创造，掌握在理论家和有理论能力的政治领袖手里，他们是延安知识生产格局中最显眼的群体。我认为在1942年整风之前，延安的理论知识生产者（包括中共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与理论出版物的读者（中共领袖、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知识类型与文本。 延安出版物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1943年之前，新华书店每年发行经售的书籍在30种以上，基本上都是马恩列斯著作、苏共钦定的理论著作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14]这些出版物和边区数量最大的“读者”群体——农民——并无太多关系。整风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整风中，党动用组织力量发动了“文化下乡”、“书报下乡”后，边区才开始比较多地出现《丰衣足食》、《怎样养娃娃》、《二流子转变》等一类通俗读物，有图有字的《大财东与老百姓》、《伤兵到处是家庭》、《日本兵上吊》等面向农民的出版物，以及农历、年历，领袖挂图、年画挂图等农民用得着的印刷产品。[15]其实，即使是在整风后，延安知识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仍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一点与其他根据地有鲜明差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1945年华北书店、新华书店供给的书籍中，五分之一是马列知识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近五分之三是通俗读物。[16]同年的延安新华书店虽然有通俗读物，但仍保持高级理论知识的出版势头，1944年1月的《解放日报》提醒人们，延安的书报有百分之九十是为知识分子干部准备的，并由此建议要出更多的通俗和中级读物。[17] 延安为什么要大量出版理论书籍？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称“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理论，他号召全党有研究能力的人，都要研究马恩列斯理论。[18]理论需要标准，需要有官方的钦定版本，延安的理论生产正是制造知识的标准，确立理论的准确版本。 在延安的出版机构中，解放社的政治重要性、出版量令人瞩目。解放社由党报委员会管理，中共中央指定解放社是党的文件、领导人言论、中共历史、马列斯著作的出版机构。解放社的代表性出版物，是四部大部头的书籍：《马恩丛书》、《抗日战争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我们可以以《列宁选集》的编订过程为例，看到知识标准的产生。解放社对《列宁选集》的翻译，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订的6卷本《列宁选集》为底本，其中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过的汉文版在延安是翻印，剩下的由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这个选集从列宁的海量文章中选定，实际上是确定了列宁学说的基本范围，并有各种文字的翻译版本，而其目的——在这个选集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掌握同一、标准的理论武器。[19] 一个由领袖和知识分子共享的知识共同体，以及作为知识标准的理论书籍，共同指向知识分子在延安的重要地位。当时一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翻译者、撰写者都在马列学院供职， 而马列学院是延安等级最高的学校，学员要在“抗大”、“陕公”、党校锻炼过，才有资格进马列学院进一步深造。我认为，整风前延安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地位颇高的知识共同体中，理论的价值在政治正确层面被广泛接受，他们在报刊上的发言、影响力也超过了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 知识共同体的运作，引出以“知识”为方式，延安与国统区书店建立起的关系网络，而这大大扭转了延安依靠党的组织网络进行知识传播的制度的限制。 在与延安发生诸多牵连的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中，以生活书店规模最大、关联最显著。延安和生活书店的牵连，从抗战爆发前一直延续到40年代，各种线索绵绵延延，在对交往史展开详细讨论前，我们可以先领略一下他们之间浓厚的缘分。1936年，毛泽东曾让叶剑英和刘鼎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20]，而此时这二人正是上海生活书店的撰稿人。战争爆发后，艾思奇到陕北成为延安知识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柳湜在生活书店做主编，1941年他带着生活书店的资源到延安创建华北书店。华北书店在延安创建后，由林默涵接管，而抗战初期林默涵曾在武汉做过《全民抗战》的编辑，这个杂志是生活书店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刊物，邹韬奋任刊物主编，柳湜是副主编。1938年，林默涵离开书店去了延安，随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入党。另外，据学者的研究，毛泽东的两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自他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详尽研读。[21]这本书的译者沈志远1938年被生活书店特聘为高级编辑，主编书店的高级理论刊物和书籍，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志远的刊物随后成为延安发起的“中国化”讨论在国统区的最重要的阵地。 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这些牵连表面看起来零星、断续，但背后正是抗战爆发前后国内知识格局的变化。尽管毛泽东说共产党有两路人马的传统——“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但30年代的中央苏区和上海左翼却不能混为一谈。中央苏区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且不重视知识分子，军队里有理论生产能力的人不多。这在“统战”政策确立后才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和武汉等文化中心的相继陷落，文化界已有大名的理论家奔赴延安，给在知识领域影响力甚微的陕北中共带来知识生产的资本，延安逐渐成为重要的知识源地。这场迁徙左右了战时中国知识生产的格局，也注定了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的发生。 知识合作：延安与生活书店 1932年成立的生活书店，其前身是1929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邹韬奋是书店的领袖，也是灵魂人物。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从上海搬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搬到重庆。1938年下半年，书店落脚重庆后开始了一段稳定发展的时期，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封禁生活书店重庆总店。向内陆迁徙为生活书店扩张规模提供了机遇。战前生活书店只有上海、广州两家分店，战争开始后它很快成为拥有五十二家分支店的大型书店，发行网络覆盖很广，旗下有近十种刊物。[22] 规模渐大的生活书店开始着手一项贯穿其重庆三年历史的工作：整顿机构。1938年具有非凡重要性的“编审委员会”成立。“编审委员会”是生活书店的大脑，直辖于总经理邹韬奋，控制一切杂志书籍的编校、印刷和收购等工作，也就是说，发表、出版什么人的作品，什么内容、类型、主题的文章和书，都由“编审委员会”决定。委员会成员如下所示，按照他们与生活书店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分作三类：[23] 挂名：胡愈之（主席）、沈兹九、刘思慕。他们1938年后主要在香港、南洋活动，与生活书店的直接关联少。 合作：茅盾、戈宝权。30年代就与邹韬奋交好的茅盾、戈宝权以文学、翻译的身份帮助书店文学类的出版物。戈宝权同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编委。 书店领导：沈志远（副主席）、邹韬奋、张仲实、金仲华（副主席）、史枚、柳湜、胡绳、艾逖生（秘书）。“编审委员会”的运作主要靠这些人。他们是书店高级干部，全店的选举和规章制度确认他们的领导权力。 “编审委员会”，特别是其中掌握实际权力的书店领导的重要特点，是与中共党员有相当高的重合。胡愈之、沈志远、张仲实、柳湜在抗战前就入了党，史枚、胡绳在1938年前后入党。 为什么书店成员会与中共党员重合？这如何发生？“统一战线”和“政治化”两种说法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分别以中共和书店为主角讨论党如何控制或影响书店领导层。这两类讨论的一个困境是，使书店发生变化的领导层是“统战”中被笼络的进步对象呢，还是“政治化”过程里渗入书店的共产党员？这当中的关键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历史叙述形成的过程中，不少30年代知识分子入党的时间是后来追认的，或称当时是秘密党员，先入为主地把他们看作党员、为完成党的任务而进入书店并不合适。我认为，在生活书店与中共交往合作的例子中，党、书店、领袖、知识分子等不同角色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权力等级关系。“政党”和“知识”是不同的领域，实现合作首先需要能够被对方认可，而这就关系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战时的主流知识是什么？ 30年代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城市中的职业工作信息和小家庭生活经验。[24]30年代后半期，马列理论成为全国市场上的流行知识。生活书店紧握市场好恶，与众多马列理论家建立合作，出版此类书籍，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读书出版社的一些重要成员收入生活书店，委以重任。 读书出版社是一间热衷唯物论辩证法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版社，据叶文心的研究，这个出版社有鲜明的左翼倾向。[25]它的三个主要负责人夏征农、艾思奇和柳湜（据称当时都是秘密的中共党员），是“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成员。但需要留意的是，在拥有左翼身份的同时，他们也有另一种身份：畅销书作者。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在1934年出版后，风靡全城乃至全国；柳湜在1936年3-8月间连续出版了5本畅销书：《国难与文化》、《街头讲话》、《社会相》、《实践论》和《救亡的基本认识》。1936年前后，邹韬奋吸收艾思奇和柳湜为《生活星期刊》撰稿人，通过艾思奇、柳湜，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书店建立联系，生活书店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出版商。 1937年抗战爆发成为改变知识生产版图的重要节点。艾思奇、陈伯达等奔赴延安，柳湜、胡绳、沈志远等正式进入生活书店。柳湜成为邹韬奋身边的重要编辑，掌握发行量最大的《全民抗战》；胡绳主持知识普及性的《读书月报》；沈志远主编书店的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 通过整理1931-45年生活书店的书籍出版类型（表1），可以看到战争开始后书店的出版格局大规模向马列和社会科学倾斜，同时战前生活书店以辩证法唯物论为核心的理论生产群体延续到了战争中。 类型[26] 1931-1936 1937-1945 1937-1945主要编著者（括号内为种类数） 马、列、斯 0册 24册 张仲实（3）、吴理屏（3） 哲学 2册 16册 艾思奇（2）、张申府（2）、胡绳（2）、沈志远（2） 中国政治 3册 16册 胡绳（2）、吴清友（2）、 国际政治外交 24册 47册 张建甫（2）、冷壁（2）、沈志远（2）、钱亦石（4）、张仲实（2）、世界知识社（2） 法律 1册 16册 全民抗战社（2）、韬奋（2）、韩幽桐（2）、沙千里（2） 军事 1册 36册 毛泽东（3）、金仲华（3）、郭化若（2）、朱德、李富春、冯玉祥、罗瑞卿 经济学 19册 31册 沈志远（5）、骆漠耕（3）、钱俊瑞（3） 基础社科读物 23册 107册 钱俊瑞（4）、曹伯韩（3）、胡愈之（3）、张友渔（2）、侯外庐（2）、李公朴（2）、金仲华（2）、沙千里（2） 个人言论 10册 27册 韬奋（7）、王明（2）、冯玉祥（2） 文艺作品 66册 61册 表1：生活书店抗战前后的出版类型与主要作者群体[27] 从30年代知识制造的大本营上海，到抗战中两个知识生产重镇，延安与重庆，共产党和生活书店共用一批熟练操作流行知识的理论家。他们也构成延安和书店的关系网络。艾思奇、何干之、吴亮平（吴理屏）、李初梨、张仲实、陈伯达等是生活书店30年代编撰群体的几个重要人物，抗战爆发后他们奔赴延安，但并未割断与知识界的网络，从表1看，他们仍是生活书店倚重的作者。 这是以“知识”为平台的交往史，生活书店和延安的革命政党都注意到握有文化资本的马列理论家的重要性。战争导致的知识生产者从上海去延安，是知识网络与格局变化的关键节点。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在延安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合作。 出版延安：“知识”与“政治” 生活书店与延安的交往合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日益看重延安的过程中，书店如何理解“政治”的延安和“知识”的延安？ 战争开始后，书店愈发感到马列理论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约稿延安，立意高远地出了一套“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丛书”由周扬主编，稿件均来自延安：洛甫《中国革命史》、陈伯达《革命的三民主义》、何干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艾思奇《中国化的辩证法》、王右铭《中国化的经济学》、周扬《文学的基本问题》、陈昌浩《现阶段民众运动》、吴理屏《抗日统一战线》、朱克《游记战术》以及艾思奇等集体创作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这套书出版后，各方销路非常好，后来又把毛泽东、陈昌浩写的《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列入其中。 由丛书的编排，我们能看到书店如何接受延安的“政治”和“知识”。这套丛书的作者几乎都参加了30年代上海左联的组织和活动，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是生活书店的合作者，尽管他们到延安后进入体制各司其职——周扬任边区教育厅厅长、艾思奇任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何干之在“陕公”教书、陈伯达先在“陕公”教书随后调至党校——但他们在丛书中的地位却不逊于中共领袖。后来加入的毛泽东在这套书里没能扮演掌握哲学思想等指导性理论话语权的角色，中国革命、统战、思想史、唯物论等重要话题均为染指，其所著的关于游击战争一书是一本军事类的作品。书店对毛泽东的定位大概仍是与“朱毛红军”或“八路军”挂钩的军事领袖。事实上，生活书店始终热心与理论知识分子合作，而不是政党领袖（参见表1）。抗战八年间，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中，毛泽东的个人论集有3本，冯玉祥有2本，蒋介石只有1本。“延安”的重要性是那些能够生产理论的知识分子，“延安”只有通过在30年代的知识市场上积累下资本的一批人，才能够在生活书店的出版版图中被呈现。 出版延安的“知识”和“政治”，可以通过书店刊物如何展开“中国化”的讨论，得到更为具体的图景。 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是最早对延安提出的“中国化”展开系统论述的刊物。沈志远1925年入党，随后去苏联读书，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常委。30年代时，他已是重要的马列理论作者，他的《新经济学大纲》曾是延安党校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1938年在出版理论学术名著上抱有雄心壮志的生活书店请沈志远担任“特约编译员”，“专为本店整理及翻译世界名著，每月至少在六万字以上，一年中希望能完成近百万字。”沈志远很快主编了一套书店引以为豪的“新中国学术丛书”，这是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物中，学术性最强的一套作品。[28]随后，沈志远又负责主编《理论与现实》，这个刊物表达了生活书店的文化抱负，1939年4月创刊后很快召集了一批身在延安、重庆等地的理论家，打造刊物的深度。撰稿者主要有潘梓年、沈志远、陈伯达、艾思奇、侯外庐、胡绳、周扬等。 “中国化”不是抗战时才有的概念，也不是延安最早提出来的。从20年代初开始，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基督教、教育界、社会学界都提出过“中国化”的问题，考虑外来的思想、技术如何落实在中国的环境中。中共提出“中国化”是抗战期间影响广泛的事件，从发文时间和人事关联上看，《理论与现实》对“中国化”的讨论，是对延安观点的回应。 延安最早提出“中国化”的，是张闻天在特区文化协会成立时的讲话和随后《解放》周刊上发表的署名从贤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这两份文献对“中国化”的理解，基本上是从大众化、民族形式方面入手，反对欧化、西洋化的文化，强调文化与老百姓的关联。[29]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新阶段》是延安“中国化”论述的核心文本。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0]这番意见虽不能简单概述为大众化，但显然毛泽东的“中国化”有一个重要落脚点：中国老百姓。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在武汉《自由中国》上的文章的重点，颇有不同。他认为“通俗化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全国学者所要努力的是“用中国的现实来发展哲学的理论”，方法上要以新哲学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核心，佐以其他哲学理论。[31]艾思奇显然不是在思考普及的问题，而是要综合各种理论和中国现实，创造新的哲学学说。陈伯达在创造新文化上的观点与艾思奇相似。他将“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挂钩，强调用民族/中国的旧的文化形式来实现大众化，新内容和旧形式的互相促进，将最终产生中国的新文化。 艾思奇和陈伯达是1936-37年“新启蒙运动”的干将。奔赴延安后的陈伯达，其看法虽渐往利用传统文化形式启蒙大众的方向走，但仍强调实现一个全新文化的总体愿望。艾思奇的观点则更多延续“新启蒙”的主干想法，“中国化”的概念反而使之释放了一直以来启蒙大众的压力，更看重综合各种理论获得“中国”的新声。1938年底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从《新哲学会缘起》这份发言词来看，这个团体的任务更贴近艾思奇的想法，即集中外古今各家之说，努力建立“更基本的、更一般的、更理论的”学说。[32] 艾、陈的论述与中共领袖的差异是，“中国化”的核心是否是“老百姓”。毛泽东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建立于对“老百姓”和“中国人民”的设想之上，而知识分子们则把理论家看作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体。 《理论与现实》诸家对“中国化”的申发与艾思奇和新哲学会一致，与中共领袖的说法差别较大。在创刊词中，沈志远说过去学术和现实之间缺乏关联，现在要做出改变，实现“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33]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人物》，他称学术是文化的“中枢”和“首脑”。[34]把理论知识分子视为中国新文化主体，在侯外庐的文章中更加清晰。侯外庐热情描述了清代朴学、公车上书、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中，知识阶层行动理论的传统，并将当下的学术传统归并至这一在理论和现实之间不断冲撞摩擦的历史中。在这一历史传统里，知识阶层不仅是学术的主体，更是中国革命的领导。[35] 《理论与现实》揭开“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序幕后，生活书店的另一个较为通俗的知识类杂志《读书月报》对这场文化活动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艾寒松、潘菽和柳湜的文章都强调“中国从一个旧国家变成一个新国家，当然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多需要，这种需要都要有待于近代学术的帮助解决”，但外国的学术和理论未必能够适应解决中国的需要，因此就需要一班各行各业的理论家设计出适合中国现实的方案。[36] 作为对延安提出的“中国化”问题最早的规模化的讨论，生活书店的这两份刊物显然是以知识生产者自身为主体来理解延安声音。毛泽东的《新阶段论》虽被引述，但有意思的是，讨论者只是借此说明这篇文章是使用“中国话”的范例。在对“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把握上，他们仍倾向由理论家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设计方案、做出指导。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兼有多重身份的理论家建立起书店和延安的联系，扩大了延安在知识市场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从政治核心的党与毛泽东，推及延安，再推及国统区书店的过程。我们对党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非常熟悉，但中共尚未建国时，知识分子接受中共的动机和方式，并不完全由党控制。“延安”对于书店这样一个文化机构的意义，也不是政党的逐渐渗透，政党的声音需要通过知识生产的逻辑才能够被认识和呈现。柳湜、沈志远等人在生活书店的地位，来自他们在知识市场上的资本，他们对自我角色的理解也兼有文化人（编辑、理论家）和组织干部两方面的自觉。真正的改变，发生在生活书店总店被国民党强行封禁之后。政府封禁书店的行为造成了两种后果，其效果都将书店更彻底地推向中共：一、书店总经理邹韬奋对政府极为怨恨，坚定转向中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埋在延安；二、生活书店联合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去太行和延安开店，由此转移了相当一批人才、资金和机器，中共自身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力由此逐渐走强。 结论 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体制化”问题，是不同领域互生交涉的过程。尽管延安被看作1949后中共国家政权的起源，但在抗战期间，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颇为多元，延安与左倾文化机构都在此语境之中。延安的知识生产状况可能比我们所了解的更为复杂。在这篇论文的例子中，30年代左翼的知识生产传统，与中央苏区和长征的传统，形成了延安知识格局的多种层次，而将之放在全国的知识生产中看，这些促成、构成了中共与党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也标示出延安在整个知识市场中的地位。 我们能看到“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包括知识类型、知识的意义、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论文强调的，“知识”是知识生产的运作逻辑。由此，我们需要讨论生活书店辨认、接受的是哪一部分的延安。鉴于篇幅原因，生活书店进一步靠近中共的“体制化”过程无法在这里展开，但这个过程与本文描述的历史相似，“体制化”伴随着书店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强化的过程，而非被政党悄悄接手。在文本所考察的出版延安的问题里，理论知识分子因战争爆发从上海到延安或重庆，具有节点性意义。我试图提出，在延安，特别是整风前的延安，政治文化高度重视“知识”的特征，这不仅是党在确立思想的标准，也是延安进入全国知识版图，建立其强大知识话语权的过程。 注释： [1] “政治化”的说法参见洪长泰和叶文心关于抗战文化的研究。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i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 in Frederic Wakeman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1992, pp. 186-238. [2] 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赵生明主编：《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246-253页，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4] Nicolai Volland, “The Control of the Medi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eidelberg University, 2003, pp.243-292. [5] 《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第61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332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周保昌：《回忆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书店工作史料 第一辑》，第35-37页，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年。 [6] 赵生明主编：《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62页。 [7] 叶林：《三年来的新华书店》，《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4日。 [8] 《把发行工作健全起来》，《红色中华》，1937年9月13日。 [9]史育才：《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地区的书报出版发行工作》，《书店工作史料 第一辑》，第83页，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年。 [10] Christopher Reed曾对这一特征有过专文讨论。Christopher A. Reed, “Advancing 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nt communism, 1921-1947” and the “introduction” in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ed.),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p.275-311. [11] 《为求书报推销合理化、新华书店改变发行制度、取消赠送实行购买制》，《新中华报》，1941年5月15日。 [12]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1938-1946》，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丁上》，第237-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 《新华书店发展简史》，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丙》，第256-2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4] “1937-1948年新华书店在延安发行（出版）及经售书刊目录”，赵生明：《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266-276页。 [15] 1943年砖窑骡马大会上，新华书店因这些一般农民感兴趣的出版物尝到了买卖的效益。参见赵生明：《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第158页。 [16] 齐武：《晋冀鲁豫边区的新闻出版工作，1938-1946》，《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丁上》，第242页。 [17] 黎文：《怎样把书报送到工农兵手里》，《解放日报》，1944年1月20日。 [18] 毛泽东：《学习》，《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532-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941年毛泽东设计整风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 《列宁选集中文版序言》，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丙》，第248-255页。 [20] 毛泽东：《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0-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1] 龚育之：《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4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22]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第116-1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23] 胡绳、曹靖华、廖庶谦稍后进入编委会。见《生活书店史稿》，第101页。 [24] Wen-hsin Yeh,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01-128. [25] Wen-hsin Yeh, Shanghai splendor, pp. 129-151. [26] 表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均为翻译类；其他各项不包括翻译作品。 [27] 根据“生活书店图书目录”整理，参见《生活书店史稿》，第389-430页。 [28] 这套书有侯外庐《实践伦理学大纲》、李季谷《物观世界史纲》、李绍鹏《苏联经济之理论与实际》、李达《通货膨胀讲话》、钱俊瑞和沈志远合著的《中国经济问题与国防经济建设》、张仲实《前资本主义社会史》。 [29]《张闻天年谱 上卷》，第52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1937年第23期，第10-12页。 [30]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第4-37页。 [31]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自由中国》创刊号，1938年4月1日，第45-48页。 [32] 艾思奇等：《新哲学会缘起》，《战时文化》1939年第1期，第 79-80页。 [33] 沈志远：《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第1-2页。 [34] 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第1-6页。 [35] 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第7-17页。 [36] 逖：《谈“中国化”》、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3期，第109-110、111-117、118-1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