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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没想到在生活和创作上，也是如此。 《小花旦的故事》从去年夏天开始动笔，中途经历了初为社会人的种种繁忙和焦虑，又经历了亲人离去和自己的病痛，这让我的思绪常常无法集中，时间也被碎片化了。写作变得很难像从前在大学那样全心和流畅，更无法拥有充足的自由来熬过漫长的阻塞。所以，这个被命名为“小花旦”的文档，在我一贯干净的电脑桌面上孤零零地悬挂着，起初像一个未完成的提示，后来渐渐成了尴尬的摆设，甚至我自己都视而不见了，不知不觉就挂到了冬天。 说真的，我一度不好意思打开它了。 然而当我终于敢重拾，主动迎向那个停留在很久之前的阻塞，当我开始接受和适应走走停停的节奏时，我似乎感到了正面推进的力量。这个漫长的过程不断打磨我的耐心，让那个在昏暗的文本中缓缓摸索的自己越来越平滑，不至于戳伤另一个拉着绳索、要憋着一口气走向终点的自己。两个我之间的角力与合作，构成了写作中的停顿和恢复，框架的打破和再拼凑，情感的溢出、回收和旋绕。在这个反复蹉跎的实验里，我把整块整块的时间拿出去，换回一小段一小段的文字，像在打磨一根形状和用途不明的针。 于是它成了一个漫长的突破，也是惊喜。这种惊喜并非只在几近停笔时才有，它常常跳脱出来，与迷惑、犹豫交织并行——比如文本在许多次的拐弯抹角中得到扩充，注入遥远的映射，也在延长中加剧忍耐的苦痛。可回过头看，会发现弯路不是弯路，而是捡宝石的好路。 再回头，半年四万字，小花旦成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它的横截面和纵深感远超出我最初的度量。原来把社区经验和情感泛开去写，投放到更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去，不仅没有稀释，反而更加厚重，甚至能触到更近内核的东西。这是我没料到的，又是我一直想要的，这很难得。 在小花旦之前，我已经写了二十多个关于城市旧空间的短篇，人的，动物的，小区里的，大街上的，但我仍然想写，总觉得没完，总觉得还有可探寻之处。我希望这个路径像挖矿一样，沿着历史和地域两条线扩大开去，并期盼这种努力能让更多东西得到联结和呼应。 冒着“重复”的危险写下去，与其说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多少精力，不如说是对我所热衷书写的空间倾注了多少感情。现在看来，这种求索是值得的。小说中“我”和小花旦的牵扯，嘉兴和上海的牵扯，扯出了人情，家庭，社区，工厂，大小城市，也扯出了看似统一的群像中普通人的秘密。它所能牵扯出的东西，几乎能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史，一类性别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和一些城市近十年的变化轨迹。 我曾听过两个故事，一个是绰号巴黎小姐的北京大爷，一个关于人民公园跳舞角，也见过不止一个被闲言围绕的未婚老人。我一直在想，阿莫多瓦的故事放在当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或许会因为奔走疾呼而受到关注，那么更老的人呢，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人呢？这些集体群像中的个体，带着隐微的秘密和对秘密的遮掩，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其内部又同大众生活、同复杂的时代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他们一定存在，或许早已建造起如地下金矿般厚重的世界，只是很多人没留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上海双年展的“51人”活动去到虹口区某舞厅，上世纪风格的灯光照亮了爷叔们在舞池中晃动的身影，他们衰老的母亲则在一旁静坐，抽烟。台上的人穿着隆重的礼服，反串身份，用假声唱着优美的歌。其中最红的歌手开心地发放了印有他写真的新年历，盘发束腰，那种粗糙、怪异但鲜活自适的美，令我难忘。 阮巧星这个人物，身上就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从工厂走出来，年轻时接触的是女性化的缫丝工种，下岗后在小区开剃头店，与老阿姨周旋。他因不可言说的失败而离婚，与母亲相依为命，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他的不同，但这又是不确定的——在大众话语里，娘娘腔，同志，异装，都会被粗暴地归入“不像个男人”的符号里，吞噬身份的细分。而这种印记投落在他的绰号上，他却不言语。小花旦最终被小区和亲人遗弃，或说主动跳脱旧框架，以新的自我转向都市游荡，其变化不在于身份的转换，而在空间的移动。 小花旦也说“口头语”，也讲江湖情义，但他与过去所写的街道英雄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可移动性——他的生活被身份割裂出新旧两个空间，却能和上大学的“我”一样在其中来去自如。他像一颗从旧工厂射出来的卫星，在旧地界闪着扎眼的光，又在新地界闪着复古的光，他的生活路径既有超出秩序，又有随大流的部分。 此处所提的新与旧绝不是大小城市的简单对比。“我”和小花旦的牵扯从嘉兴到上海，正好是对社区空间“泛开去”书写的一种实践。我把对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从一个原有的固定空间内拉出去，拉到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里去，也是“我”和小花旦乐于观看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很不“上海”，却正是构成上海的实体元素。而这种观看又因时间的“泛开”而生出另一种变动的轨迹——城市风景在“我”和小花旦的十年交往中展现着消失和更替。海宝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它以当年的微笑姿态残留在各条马路的角落，“当下”沦为一种记忆。许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样被人遗忘的小花旦还牢记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处边缘的人，颇有英雄相惜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轨迹适用于很多城市。几十年发展下来，你四处可见将成未成的现代奇观，也总能惊喜地发现自生不灭的旧地盘。 关于结尾的重逢，有人说是一种温情，我更愿说是一种信心。对时间冲刷后所剩有几的信心，对自在生长的人与世界的信心。就像这个挖矿过程一样，尽管身处黑暗，尽管手酸，脚软，可只要还没被掩埋、僵住，总觉得劲头在高涨，就愈有向前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