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高山族传统织布 李韵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传承人口述史是当前非遗保护新呈现的一个最鲜活、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理论创新，是我们为世界非遗保护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创造。我们必须把传承人口述史放在一个紧迫、严峻、重要的地位予以严重关切和强力推行，否则我们将继续失去；我们必须把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论结构、组合、完善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推广传承人口述史，必先建立和推行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论。 濒危，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要义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文化遗产的诸多形式受到文化单一化、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这种遗产的濒危性不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而是全球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因此，抢救和保护濒危就是率先要考虑课题和难题。挽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颓势，走出濒危的困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要义和全球共识。来自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报告显示，世界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共同面临着与时代或现代化格格不入，或者不相协调不太和谐的状况，但是每一种遗产、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时代、国情、文化、经济、环境等原因，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濒危的原因。正因如此，各国抢救和保护濒危的措施也是千差万别、因地制宜的。 记录历史，是人类送给未来最重要的礼物 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釆取的措施是抢救性记录。用文字、图片、录音、摄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有色、有声、有影地记录下来。记录就是留下火种，就是保存文化基因，就是留下文化遗产的动态和记忆，就是为未来造就文化宝库和典藏。就像生物学界为了保证未来的生物多样性，釆取一切措施建立种子库、野生生物资源库一样，这是人类献给自己未来最重要的礼物。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样本正是具有同样的意义。 人类曾经拥有无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但是它们基本没有被记录下来。现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或者古代人类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名胜、艺术，都令今人叹为观止。它们都曾经是古代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我们今天却猜不透它们的创作秘密和制作技艺了。金字塔的建造成了解不开的谜，阿尔塔米拉岩画和希腊雕塑让今人望尘莫及，兵马俑、青铜器、石窟等无不类于鬼斧神工。它们成为不可复制、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定格和静止在它们的历史时代。人类一直都在这样丢失我们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科学的记录没有抵达的地方，这种丢失和遗忘就还在继续。濒危的问题就不可能消解。哪怕暂时兴旺起来，似乎传承得热闹，如果一旦有什么变迁变故，有什么天灾人祸，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或事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必然暴露无遗，很容易就消失消亡。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记录的意义。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没记下来的比我们记下的多得多，我们丢失的遗产比我们拥有多得多，我们没看见过的遗产比我们见到的文物多得多——这就是我们没有记录历史或历史记录的后果。 记录传承人，是抢救保护的根本举措 非遗在它丰富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中，也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和共同性，那就是传承人。传承人是非遗的根本特征。人在艺在，人亡艺绝。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濒危的检验标准。有生动的、活跃的、活力的、可持续的传承和传承人，它就不会濒危，相反则濒危。解决传承人问题，就是解决濒危问题；记录传承人，也是记录、抢救、保护、延续濒危的根本举措。 对传承人的记录分两种：一是记录传承人的作品和他们的技艺，二是结合作品记录他们的口述史和技艺记忆。我们过去釆取了很多亡羊补牢的办法，加大了抢救性记录工作，但不得不说，基本上是侧重在第一种传承人记录上，第二种记录还没有真正全面地推广开来。 传承人口述史工作，实际上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牛鼻子。首先，口述史不同于作品制作、作品、技艺，它是传承人的生活史、技艺史，是口述的经验、智慧、悟性，是他的技艺之所以成为技艺的诀窍解读，是自我的分析，是生命史和传承的来龙去脉。这与单纯记录作品有显著区别。这样的工作对非遗具有唯一性和必须性。其次，在国家级传承人中基本没有开展统一的全面的口述史工作，而这些杰出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近年来陆续去世了很多传承人。例如，江苏省132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些年有20多人陆续去世，70岁以上的达到60%以上。这是一种十万火急的形势。国家认定的一批最顶尖、最优秀、最杰出的传承人却没有趁他们健在做完对他们的口述史工作，这是我们工作的重大不足和短板，此项工作如不抓紧弥补，将给我们的文化宝库和非遗保护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传承人口述史工作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度工作、深层次工作。它的重要性，是在我们大量记录、抢救、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后才真正显露出来的；是在成批高龄传承人逐渐故去，后继后续者依然不得其要领，各种保护措施没有彻底、根本解决人亡艺绝问题时显露出来的；是在历史学界如火如荼掀起口述史热，大大促进历史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学术影响下，而传承人口述史本应在此方法论下可以大有作为而又未有所为的情况下显露出来的。当年冯骥才先生领导我们开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濒危优先就是一条重要原则，后来我们又确定了六种处于最濒危之中的文化遗产形态加以重点抢救，其中就包括传承人问题。为此，釆取了调查认定命名杰出传承人工作，开展传承人传记写作，进而开展传承人口述史工作，直至通过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找到抓住濒危非遗抢救性保护的牛鼻子。这个研究成果和理论结论来之不易，是从十几年非遗保护中摸索总结出来的。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成果，更是当前非遗保护新呈现的最鲜活、最重大的一个理论问题和理论创新。是中国非遗保护为世界非遗保护特别是濒危非遗抢救性保护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创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非遗保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出“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传承人口述史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理论。 所以，我建议应该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利用科学的方法论，尽快对现在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一对一的、全面的口述史工作。首先要对保护工作者进行口述史方法论培训，使之掌握统一的方法、标准、技术，其次要深入了解被调查者的技术、艺术、个性、性格、习惯、爱好，在熟悉对象中深入了解对象，才能真正达到口述史的目的。我还是要再一次呼吁和强调：我们必须把传承人口述史放在一个紧迫、严峻、重要的地位予以严重关切和强力推行，否则我们将继续失去；我们必须把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论结构、组合、完善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推广传承人口述史，必先建立和推行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论。 （作者：向云驹，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