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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手性”和“现实性”并行不悖 “上手性”之所以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在于文学理论作为“理论”的自身性质和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器物”和“工具”，一种供人方便使用、具有“上手性”的“器物”、“工具”。无可置疑的是，将“理论”视作“器物”、“工具”等并非海氏的新创，早有亚里士多德的后学们就曾把先师的逻辑学名之为《工具论》，更有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直接将自己的理论名之为《新工具论》，海德格尔的“器物说”和“上手论”不过是将这一理念纳入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语境。就文学理论作为“理论”而言，它并没有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只是为整个文学学术提供某种实用的、适用的、“上手的”工具。由此反观某些以“学科建设”的名义所展开的“理论研究”，背后涌动的往往是“自我循环”的暗流，且不说那些即便“自我循环”都不可能的所谓理论。再以近年来的“文学图像论”研究为例，其中同样出现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之所以能被相关研究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诸如“语图互仿”、“图像修辞”、“语象与图像”、“语图符号比较”等，一方面是借鉴了既往的“上手性”理论，同时也因为这些概念与范畴本身能为整个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提供某种“上手性”的理论参照，理论作为“器物”和“工具”的本真性在这一“当下上手状态”被充分显现出来。 当然，将“上手性”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并不意味着鄙弃“现实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渗的、互补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现实性”以文学理论之外的“现实”为参照，“上手性”则以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为参照；前者属于外在价值参照，后者属于内在价值参照。“现实性”和“上手性”并行不悖，共同建构了文学理论反思与评价的坐标。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坐标系统，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不可偏执。 如是，文学理论的价值导向正大而光明，文学理论的反思与文论史的书写不再偏于一隅，为“老问题”寻找“新说法”不再成为理论反思的唯一。于此，中国文学理论形塑自身、与世界对话等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