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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俐萍 “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6月23-24日在安徽大学召开。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和安徽大学联合主办，安徽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6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安徽大学文学院吴早生教授主持。安徽大学党委李仁群书记致开幕辞。他首先对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安徽大学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及安大简帛的整理与研究情况。指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安徽方言作为汉语方言南北过渡地带，具有多样性，应该加强研究。最后，他希望与会专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安徽大学的语言研究工作。  安徽大学党委李仁群书记 安徽大学文学院吴怀东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了安徽大学文学院和汉语言文字学科的基本情况，认为此次方言语法的学术盛会，必将极大地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怀东教授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致辞，题为《方言语法研究的定位和前景》。他回顾了汉语方言语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指出只要我们认清目标，掌握方法，一定能在方言语法研究的领域里开采到更多的学术黄金和宝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 会议为期两天，七位专家进行了大会报告。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研究员《“到”语法化的又一去向：吴江（同里）方言的条件标记“到”》、香港中文大学邓思颖教授《说“说”——以粤语为例》、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西部官话中名词小称形式的分布和类型研究》、复旦大学陶寰教授《温州方言受事成分句法位置及允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项开喜研究员《安徽枞阳方言的疑问副词“么事”与“么话”》、安徽大学吴早生教授《安徽旌德三溪话疑问标记“唉”及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定副研究员《汉语方言“工具—伴随”介词的多功能性》、复旦大学盛益民副教授《吴语绍兴方言VOR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限制》。会议共设置九场分组讨论，话题涉及各大方言区的不同语法范畴，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发展态势。 大会闭幕式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秘书长、《方言》副主编沈明研究员主持。邢向东教授对本届会议做了总结发言。下届会议承办方代表、河南大学辛永芬教授致辞，她介绍了历史名都开封以及河南大学的基本情况，热情邀请各位专家学者2020年相聚开封。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秘书长沈明研究员  河南大学辛永芬教授  语言所参会学者和学生合影 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总结 邢向东  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共有50多位代表做了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研究对象遍及汉语各大方言，内容涉及构词、构形、虚词、句法、语义、语用等等方言语法的各个层面。我仔细拜读了大家的论文或摘要，听了大会报告和分会的讨论，认为本次会议有以下特点。 一、方言语法研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刘丹青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方言语法研究的定位和前景把握得非常准确，既鼓舞人心，又使人头脑清醒。聆听各位学者的报告，拜读大家的论文，回顾这些年来自己亲历的方言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对刘先生的阐述深有同感。以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框架为例，首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是2002年12月在黑龙江大学召开的。那次会上，李小凡先生在他的论文《当前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中提出，“适用性、通用性、便捷性”应是当前选择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理论框架的基本标准。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因为那时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范式还没有形成，不少人是以《现代汉语》教材中的语法内容作为基准来描写方言语法现象，不同的人使用的理论框架十分混乱，难以互相对话、质疑，大家的讨论经常停留在“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们也有”这样的水平上。十六年过去了，到本次会议，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的方言语法研究，无论是调查方法还是研究范式，都取得了令整个语言学界瞩目的进展，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普遍引入了句法语义范畴，从句法限制、语义限制、语用功能等出发，来观察和解释方言语法现象，总结规律，探求理论。在理论方法多元化的前提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研究范式。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巨大进步。所以，不论从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看，还是从我们本身的发展规律看，方言语法的前景都是非常广阔的。 二十年前，方言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历史语法研究之间，还是输入关系，现在已经达到了互相输送研究成果的水平。比如江蓝生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第三期的论文《再论“们”的语源是“物”》，论文主要是从历史音变关系和方言文白异读的叠置来证明“物”和“们、弭、每”之间的关系。江西安福话、现代晋语和西北方言中还提供了直接证据，江先生在余论中表示，这些证据乃至论证的方法，都与方言语法和语音研究密不可分。方言语法在语言学科内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二、方言语法调查手段更加科学，语法事实的挖掘更加深入，分析描写更加细致，语法现象与语言理论的结合更加紧密。方言研究有一切以事实为准绳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的论文充分实践了这一传统。多数论文追求事实与理论的结合，不空谈理论，不用语言事实迁就理论，而是在对事实进行充分揭示、描写的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补充、提升。 如辛永芬先生的《豫北方言的D变韵及其语音演化过程》，列出了12个点的D变韵及其与基本韵母的对应关系，使文章对D变韵语音演化过程的探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再如陶寰、林依俐先生的论文《温州方言受事成分句法位置及允准条件》，对温州话中受事成分进入A、B、C、D四个句法槽的条件，分别从受事本身的结构、语义特点，与句中其他成分的互相制约，句子的语义和语用功能等角度，深入讨论受事成分进入不同句法槽的允准条件，总结出了其中的制约因素。项开喜先生的《安徽枞阳方言的疑问副词“么事”与“么话”》，也是穷尽性的事实挖掘、细致的描写与深入的理论解释相得益彰的论文。 三、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背景呈现多元化特点。类型学、功能语法、形式语法、历史语法等多种理论和视角，在会议论文中都有体现。其中功能语法仍然是本次研讨会论文中运用最普遍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数有关的论文对该理论的掌握比较纯熟，能够解释和解决问题。如盛益民、朱佳蕾的《吴语绍兴话VOR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限制》，主要考察一种重要构式“VOR”结构，讨论绍兴柯桥话VOR结构的构造规则，分别描写由人称代词宾语和量词、数量结构宾语所构成的VOR结构，并讨论了这种结构在语义限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最后从功能出发解释了VOR结构的句法、语义限制。这篇文章的后续研究计划向横、纵两个方向展开，对同类研究也颇有启发。唐正大的《关中方言的论元结构和动前状语显赫现象》，主要讨论下面两类句子形成的原因：（1）你把馍吃咧没？（2）我吃馍着呢。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二价及以上动词的第二论元到底实现为动词宾语，还是动词前的介词宾语？文章发现影响这一选择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1）第一层次的因素——谓语表达“事件”，还是“非事件”？在事件句中，他提出了关中话的两条规则。2）第二层次的因素：表达事件时表完结，还是表非完结？表完结时多用“把OV”语序，表非完结时多用“VO”语序，同时，关中话还有一些手段，将“VO”语序变为“把OV”语序。文章得出一个结论：关中方言属于动前状语显赫的方言。这个问题困扰关中方言研究者多年，唐先生的解释，简洁、明确、可信。再如多篇关于“量范畴”“量名结构”的论文，大都是采用了功能语法等各种语言学理论里的有用范畴和概念，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从类型学视角观察方言中某一类范畴的论文，也为数不少。如丁崇明《汉语方言处所介词及处所动词的类型考察》就是从语言类型的角度来讨论不同方言中介词与来源动词之间的关系。吴早生、郭艺丁《安徽旌德三溪话疑问标记“唉”及其来源》，在共时用法特点的描写和世界语言类型比较的基础上，推测这个“疑问词/咯……唉”疑问句的形成过程。 运用我国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方言语法现象，也是会议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运用了库藏类型学理论，描写、解释方言中的显赫范畴、多功能虚词等。比如夏俐萍《湘语显赫标记“咖”“哒”的分途与交汇》，在“显赫范畴”基础上提出“显赫标记”的概念，并从句法、语义等多个方面论述了湘语这两个标记的异同，对同类研究很有启发。 四、方言成分的语法化问题，仍然是方言语法研究的主流。本次会议论文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语法化”，说明在语法化和类型学视野下的普方古大三角的多维比较，已经成为方言虚词、特定结构研究的经典范式。与库藏类型学等理论的结合，更使得语法化研究如虎添翼。在这方面，刘丹青先生的报告《“到”字语法化的又一去向：吴江（同里）方言的条件标记“到”》很有示范意义，论文首先深入描写母语吴江方言的条件标记“到2”“到3”，并进一步讨论了“到”的语法化过程，重要的是，报告指出了“到”的语法化有多种可能性，对同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再如黄晓雪的《汉语方言伴随介词到受益格标记的演变》，史秀菊、郝晶晶的《从后置到前置：山西平遥方言复句关联标记“门”的和谐演变》等，都是运用语法化学说解释语法成分形成机制、演化过程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通过一定范围内方言同类现象的比较，对有关现象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五、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1.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邓思颖先生的《说“说”——以粤语为例》是一个立意很高的报告，他讨论了粤语中的言说动词的“讲”和“话”，认为“讲”基本上属于言语表达义的言谈动词，所表达的事件是有过程而可以重复的活动类事件；“话”表示告诉义，表达一次性的达成类事件。无论是句法还是语义，它们都有较大的区别。邓先生期望本文不仅能够加深对粤语语法的认识，也能为方言调查、方言语法研究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他还进一步倡议，方言语法研究应当重视实词的研究，比如从调查个别方言的“说”类动词开始，最终汇聚各地方言“说”类动词的特点，不仅揭示汉语方言的面貌，而且可以从跨语言的角度，比较“说”类动词的语法异同。邓先生的意见很有见地，非常中肯，这和老一辈语言学家提倡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刘丹青先生、邓思颖先生的报告，其实都是这个思路，希望年轻学者能够从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吸收有关的理论营养，而且从个人研究的出发点、落脚点上有更多思考。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开展，各个高校越来越不差钱，我们可以善用这个机会，利用“沙龙”“工作坊”“论坛”等多种模式，更多地开展这类专题性的研究。 2.语言接触的视角。会议论文中，刘玲、林华勇《贵港客家方言“去”的多功能性及其探源》就是从贵港壮语、粤语、客家话的共性特征出发，讨论语言接触对“去”的多功能性形成的作用。论文再次证明，语法成分的多功能性及其形成，固然有该成分不断语法化的因素，但促发语法化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3.语义地图。张定先生的《汉语方言“工具—伴随”介词的多功能性》，运用30多种方言和86种其他语言的材料，尝试构建以“工具—伴随”为核心的概念空间，绘制了相关的语义地图，展示汉语工具介词和伴随介词在多功能模式上的差异，以及汉语方言“工具—伴随”介词与其他语言的同类标记在多功能模式上的共性和差异。显示了语义地图方法在方言语法范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4.地理语言学的视角。邢向东《西部官话中名词小称形式的分布和类型研究》，汪化云、安拴军、桑宇红《河北方言的人称代词、指代词“乜”》，武玉芳、范晓林《山西方言指示代词的重叠和连用》，陈凌《赣客方言儿类后缀》等，都采取了地理语言学视角，考察的方言较多，同时结合语法化理论、句法语义范畴分析等方法考察某些成分的地理分布、类型和演变过程。这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某种语法现象进行考察，语法材料的可靠性是核心问题，要仔细调查、核实、甄别材料，才能使画出的方言地图、区分出来层次以及对相关现象的解释真实可靠，令人信服。 5.从域外文献和历史文献观察方言语法现象的视角。如林素娥《从早期吴语域外文献看吴语复数标记词源类型》，张辉《〈歧路灯〉和豫西南方言中的“不胜”差比句》,张静静《明清时期山东方言词“脱不了”》等。 以上说的是本次会议的特点和进展。如果要说不足，也有两点。一是个别年轻研究生的论文语料、事实不多，概念不少，运用理论比较生涩，反映出研究的目标不很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很清晰，还有提升的空间。二是参会代表的地域不平衡，整个西部地区只有一位代表参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总之，这次会议充分展示了方言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论文质量上乘，讨论热烈高效，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些年轻学者的参加，更使大会充满勃勃生机，显示了方言语法研究后继有人，后劲十足。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必定会在方言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起会议论文的丰富、精彩，我的总结一定是挂一漏万，错误百出。请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 会场花絮  开幕式  福建师范大学陈泽平教授  社科院语言所沈明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邓思颖教授  复旦大学陶寰教授  江苏师范大学汪化云教授  安徽大学吴早生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陈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  社科院语言所项开喜研究员  社科院语言所张定副研究员  社科院语言所夏俐萍副研究员  社科院语言所唐正大副研究员  社科院语言所完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