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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侯世达坚持参与了自己的科普巨著《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的中文翻译工作。这本书以类比的方式，通过描述版画家艾舍尔、音乐家巴赫的工作，以图说明数学家哥德尔的工作，书中包含了数理逻辑学、可计算理论、人工智能学、语言学、遗传学、音乐、绘画等理论，因此组织了一支由中外的数学、文学、哲学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国际翻译团队。但给译者带来无尽困扰的，不是庞大的科学知识架构，而是侯世达的类比。首先，类比只能接近描述对象而永远无法精确地刻画对象；其次，这些类比常用西方文化典故，在翻译过程中转换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事物，这种移译的方式——既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相当于第二次类比。从对象出发经历了两次无限接近的描述，的确实现了帮助读者快速理解的效率，但也令着迷于哥德尔的读者感到浑身不适，因为书中侯世达的思考方式、哲学思辨给人留下的印象远远比哥德尔来得深刻。也许是因为在科技领域内广而深的涉猎，这部译本至今仍被读者宽容地认为是一部新的创作。 但是，文学翻译中的林少华和冯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每当有村上春树新作面世，都免不了一场比较林少华、赖明珠、施小炜翻译风格的“大讨论”。尽管三人年龄相近，但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明确无误地烙印于作品中。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上世纪80年代，立足于日本文化又兼顾了中日文化之微妙纽带，林少华左右逢源地翻译出早期一批作品，实属难得。赖明珠和施小炜的翻译又迥异于林少华，其实是相当忠于所处文化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个人喜好与风格的选择。 如果说，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围绕着村上春树做出了自己所理解的“忠实”的翻译，或忠实于文本、或忠实于语言、或忠实于风格，那么冯唐翻译泰戈尔更像是一部“导演作品”，他完全放下了原文的语言和内容，选择演绎意蕴，用自己的话、中文的样式表达泰戈尔。这已经类似于艺术家的工作了——用自己的语汇开始创造性劳动，需要的是译者的眼界、能力、理解和生发。这样的作品像是一部加密处理的译作，更容易令相同爱好的人击节，被同等水平的人破译。 现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忠实文字所携带的意向和信息，甚至有意避开那些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华美公式……世界文学的潮流，一直对读者提出着新的审美要求。现代译者也需要更深的领悟，调动更多知识储备和翻译策略。一部作品很难再以“译者完成式”的封闭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文化程度较高的读者更愿意主动参与到翻译作品中，在字里行间中寻找与自己共鸣的频率。因此，现代翻译对译者和读者的要求是同步的，译者有选择地留下了一些空间，成为对读者隐形的尊重和邀请。好的翻译作品，是译者的语言引领和读者的阅读合作共同完成的，两者都要经历着语言、文化、形式、逻辑的转换与再生成，一前一后，教学相长。 若能如此拓宽对翻译质量的评价，那么即便是经典名著，也就获得一翻再翻的意义了。面对目前市面上已有二十余种狄金森诗选的译本，复旦大学的王柏华做过一次有趣的翻译实验——“把伟大的诗人讨论到中国”。狄金森的诗歌神秘而又充满哲思，意蕴丰富，情绪烂漫，本身已经够吸引人了，而生前从未发表但完好收藏于哈佛大学的手稿更为之增加一层神秘色彩。在 《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中，英文诗、中文诗、注释、解读、狄金森的手稿，还有最富价值的翻译通信全部呈现给读者，成为一次丰富的纸上直播，也从以出版为目的的传统翻译走向了更为开放的翻译研究，带领读者延伸入小径分叉的花园，一旦深入，就会忘乎所以地走下去，甚至迷路，但这个充满迷趣的花园远远比许多个一览无余的草坪更能吸引人去探索。 当语言从纸面上站立走向舞台时，翻译又遇到了兼顾文学性和舞台性的新问题。特别是戏剧符号学理论对戏剧翻译产生了暴击般的影响，让译者开始重新审视书面文本的地位，调整翻译的目标，从追求文本语意上的对等，转化为整体性的戏剧翻译。复旦大学法文系戏剧翻译工作室的戏剧翻译生成了书面文本、适合在21世纪中国舞台上演的舞台脚本，排练过程中再生成与导演意志为主的舞台脚本三种翻译文本，甚至还包括观众反馈后的第四种、第五种文本等等，试图完成多维度的戏剧翻译。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语言逻辑，在跨文化传递过程中都会面临难以取舍而不得不妥协平衡的窘境。如果能有多个译本各自承担起不同的功能，就会像多棱镜一样集中反射，艺术的内涵在多译本的叠加中可能会更完整地呈现。合作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更应该体现在这类研究性的翻译工作中，而不是当下市场中出现的一些简单粗暴的人机拼译合作。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侯世达，他曾经花费几百小时辛苦做了无数注释，常被各语种译者直接忽视掉。因此，当他亲自参与到中译本的工作时，他决定选择表达意义而不是内容，放弃了忠实的直译，是不想让自己的作品翻译后成为“没气的汽水”。侯世达在人工智能、自我意识、数学、物理、创造力、艺术、类比诸多领域和课题有深入的研究，因其在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始终关注着“人的思维”！同样我们也看到，近年来谷歌翻译并没有随着系统的完善进一步展现出人们期待的进步，显然人类语言生成的复杂性不是大数据计算分析可以替代的，也就说明穷尽计算能力的算法，都不是人类思考之本质。在不同语言文化中打交道的翻译工作者是否曾意识到自己正在密切关注和实践着人类思维？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搬运和传递，也不应仅仅立足于文艺的角度局限于“信达雅”的标准中。语言，特别是汉语的表达力和创造性，还有无限可能将会借由翻译工作去探索和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