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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4)

http://www.newdu.com 2018-05-24 华语桥 史有为 参加讨论

    2.4 关于理论思考。我们还注意到,很多人常常看不起西方的小本钱做大买卖,而倡导不谈或少谈理论,多做具体事实的收集、描写、归纳、分析。这当然不错,在扭转某种过分的倾向时更有其必要,而且这样的提倡确实也获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仔细想想,这些成果又几乎无一不是在某种理论方法的引领下获得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就发现不了一定的事实,这已成了当今普通的常识。问题是当一个学说发展成主流时,它常常不希望别人对它挑战。但是科学史随感常常有这种情况,提倡事实研究有时不过是在主流理论下的一种行为,是保证主流地位的一种努力。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样做的是或非。因为这无论如何对廓清语言事实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其消极方面也是无可否认的,因为这样做将始终让汉语语法的理论研究落后于世界,将使中国语言学界始终限于理论方法输入国的地位。从《马氏文通》开始,经历黎锦熙对英语传统语法理论和框架的模仿,到吕叔湘、王力引进“三品说”,又到结构主义的全面兴起,再到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新潮,最后到近几年来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语法的热潮,无一不是外国的现成理论。回首往事,究竟有多少是中国人的自源性理论呢?即使有,又有多少存留至今呢?我们是否还可以这样提问:“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这样的命题是否适合汉语?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发出这样的呼吁呢?――请更重视一点儿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吧!让我们更多地寻回一些汉语的自我吧!70年代时,我们的汉语研究曾被美国语言学界看成是“原料产地”或“粗加工基地,到了90年代末,我们的研究依然被在美国的同行戏称为“汉语语料学”,相隔20年,评价几乎没有多少改变。联想到国内缺少理论研究的风气,尤其极少见到有一定自源性的理论探讨,对西方来的理论缺乏清醒、客观的认识和质疑,同时却存在不时对自己人的新思路提出一些苛求,不禁在乐观的同时,仍让人添上几多忧思愁虑。
    2.5 关于方法论的纠葛和冲突。回顾这百年来语法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围绕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展开的两条主要的方法论纠葛冲突之线。一条主要之线是形式为主还是意义为主的方法论纠葛和冲突;另一条是建立于语言共性之上还是建立于语言个性之上的方法论纠葛和冲突。此外,还有一条有时隐蔽有时突显的侧线,80年代以来则是其突显的时期。这就是在语言研究中引进人文因素或主体因素还是尽力排除它们的方法论纠葛。这两条纠葛冲突之线不但存在于学者和学者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人之内。这一百年来,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正在经历这两个对立方面的彼消则此长、融合或排斥的过程。由开始的意义为主到以后多数人的形式为主,近年来似乎又在不少学者中开始了回到意义为主的过程;由开始建立在普遍语法基础上的强调共性到30年代前后开始的强调个性,又从表述平面上的强调个性到近年来在认知平面上的强调共性。而另外的一个方面则由继承传统的零散例外处理到来自西方现代理论的系统性规则化的处理,面对后一种强劲趋势,近年来却产生了一种把例外处理系统化的努力,这就是称之为柔性处理的尝试。整体看来,语法研究正在经历着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传统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重新认识(如王维贤《<新著国语文法>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中国语言学报》8期,1997)上明显感受到这样的过程,也可以从近年来本体论文化语言学的风潮和以“字”为本位的尝试以及对“柔性”的呼唤中看到这样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回归已并非对传统的原样重复,而是传统在当代科学认识下的再创造。这些创造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其中也许有部分将被放弃或抛弃,但即使如此也是值得的。毫无疑问,冲突不会因世纪之末而终止,纠葛也并不因几次结合的尝试而告化解。人们必须保有清醒的冲突意识,而不致在选择方法之路时迷失于学术的五里雾中。
    1999.10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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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一期,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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