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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只能建立在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的基础上，这一点通过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也能获得合理的解释。“没有人会致力于书写原则上只有自己能懂的思想或情感，哪怕是《芬尼根守灵夜》的作者。不存在那种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情感，但可能存在那种别人碰巧没有而我却有的情感。写作便是卷入某种可以共享的意义建构活动。即便是最明显的私人经验也暗含了普遍性维度，这也是使文学成为可能的因素之一。”如果文学只是表达独特的经验，即使是没有任何人直接经历过的经验，也不意味着不能理解这种经验，凡是表现为物质事实的东西，包括词语在内，一定通过普遍中介的原则跟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类联系在一起，除非这种经验只是存在于作者的脑中，从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不然它就是某种能够理解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所表达的核心也恰恰是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所表达的哲学，在前一著作中，他说过，“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必就应该保持沉默”，而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则认为“哲学的结果是揭开一个又一个十足的胡说和理性举头向语言的一些界限碰撞后留下的一块块的肿块。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发现的价值。”哲学发现概念只能紧紧跟在现实之后，但它的力量全部储存在概念之中，也就是说，现实也只有通过概念才成为现实，否则只是混乱而非理性的表象。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通过将文学概念化，来使文学得到自由。问题是，自从文学理论诞生到解构主义，文学已经日渐衰落。“解构主义标志着衰落的人文主义转向好战的反人文主义的转折点……现如今……文学作品或许仍然可被视为事件，但如今它们成了堕落的行为、一种拙劣的表演。既然文学的媒介是这种无底洞一般的双向性，即语言，它们就只可能是堕落的。”另一方面，可能恰恰因为在文学受到理论和批评的浸染之后，才拥有了自由的可能性，它自愿选择堕落，而不是享受强制的幸福。 在最后一章中，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学的策略，他说：“……如果它们都是入世的，那不是因为它们‘反映’或者‘顺应’现实，而是因为——有点像维特根斯坦对语法的观点——它们采用特定的统治技术，将现实组合成有意义的样式。策略的概念还允许我们发掘文学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似之处”。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中，体现了文学哲学的可能性和优越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应该看到，伊格尔顿并没有解释得比萨特更细致全面。当然，萨特更在乎人类的责任而不是文学的责任，因为在战俘营里生活过的人就知道，脱光了衣服的文学解决不了脱光了衣服的人的问题，它只给人带来强化了的恶心和毫无自尊。因此，当伊格尔顿从纯文学与道德的角度谈到“某种元-海明威式、寡言少语的叙事风格可能会把它的道德意义藏得十分隐蔽，甚至到了无法察觉的地步。罗兰·巴特认为新小说在刮去道德毒素上居功甚伟。一部作品的道德重点体现在它记录物质世界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及明晰的条理上，也在于它对幻想镇痛剂和暧昧感伤的坚定拒绝。”萨特则说道：“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他们宁可被人指责为缺乏文化修养，也不愿意被说成是剥削者。所以，他们自己也承认作家必须谈论什么事情。可谈论什么呢？”而当英国人伊格尔顿谈到读者的希望，谈到人们希望从作品中读到一些超越字面意义的真理，法国人萨特却不招人待见地将那种真理、那种艺术家的灵魂解释出约定俗成的社会性来。“除非另有强烈的动机，人们没有向公众显示自己灵魂的习惯。但是，约定俗成允许几个人有保留地把自己的灵魂投入商业领域，而且所有成年人都能得到它。今天对许多人来说，精神产品就是这样一种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的游魂……人们把这些游魂变得不能加害于人的全套加工过程叫做文学艺术。它们经过鞣制、提炼和化学处理，就能为买主提供机会，以便它们从整个儿向外发展的一生中抽出片刻来培育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艺术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体验与立场出发，萨特发现了阶级社会中文学以及一切艺术本身以及对它们的接受的假真理，“作家向社会展示它的形象，他命令社会承担这个形象或者改变自身。不管怎样，社会起了变化；它失去了因无知而得到的平衡；它在羞愧和厚颜无耻之间摇摆不定，它实行自欺；作家于是使社会产生一种负疚心理，因此他与维持平衡的保守力量永远处于对抗之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平衡……只有统治阶级有财力酬劳一种既非生产性的、又如此危险的活动，而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策略，也是出于误会。对大多数人是误会：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已从物质烦恼中解脱出来，他们得到充分的自由，渴望对自身进行反思；他们想回复自我，就委托艺术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形象，殊不知这以后他们必须担当这个形象。对某些人是策略，他们认出了危险，就给艺术家颁发年金以便控制他的毁灭力量，所以艺术家是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的食客。但是就其功能而言，他与养活他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萨特将全部关于文学以及人类自由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无阶级社会，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艺术家才能够不受威胁地站在不同人群的对立面，保持距离地观察他们，既支持又反对，萨特称这种方式为“介入”，对一个作家来说，确实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乌托邦。而伊格尔顿所谈到的开放性，可能确实没有顾忌那种与政治乌托邦相关的愿望，但为文学的一般受众，也就是普通读者提供了更多提高自我的机会，为未来的文学事实建立了一种至少能够清晰地解释和想象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