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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晚清“新小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九期，1902年5月2日）的形势下，对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分爱国主义答卷。 在新小说作家笔下，涌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型人物群象──“新党”。对于中国小说史上这一亘古未有的新动向，以往的研究或是重视不够，如阿英就认为：“晚清小说的主人公，一般地说，不是那些赴汤蹈火的群众、英雄与爱国志士，而是贪污与媚外的官僚与其瓜牙、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买办（汉奸），还有，就是一些市侩主义的人物，和洋场才人，臭文人之类的知识阶级。”（《略谈晚清小说》，《阿英文集》第906-907 页）；或是干脆将那些揭露“新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或缺点的作品，简单地归到“反动作品”的行列中去。因此，正确评价这类形象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对总结晚清小说的历史经验，乃至对现实改革题材小说的创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从根本上讲，“新党”人物形象是“小说界革命”的直接产物。从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思索中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考察中，梁启超悟得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我民”的道理。他说：“夫吾国言新法数千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者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新民丛报》第一期，1902年2月）本着“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信念，他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主张，并亲自执笔创作了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扬“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做一国的大事业”的宗旨。而后李伯元编辑出版《绣像小说》，所持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与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国民”，在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新民”、“教育国民”也好，“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也好，该由谁去“新”、去“醒”，谁去“教育”、去“开化”呢？在晚清小说作家心目中，答案当然是那些自身已“新”、自身已“醒”的先进的中国人了。《新中国未来记》说： 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 为了收到“新民”、“醒民”的成效，小说家不能光在作品中空谈改革、革命的道理，他得将自己的理想意念化为艺术形象，塑造出一批能够“造出自己的位置来”的英雄豪杰才行。堪称当代英雄豪杰的，就是能够“新民”、“教育国民”的新党，就是在变革社会的实际斗争中，涌现出的职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目标的提出和改革形势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改革是一项需要动员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的巨大工程，为改革事业所急需的各种人材，遂得应时而起，大显身手。这批识时知机的人物，逐渐汇成一个色彩斑驳的群体，他们往往以“新党”自命，或被时人目之为“新党”。这两类人物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说家所取资的对象，成了新小说里令人瞩目的主人公。 但潮流涌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时有一篇题为孑遗所作的《舆论论》说得好： 党人者，以一部分人之意思而欲举国之人皆准其意思以奉行者也，故以制造舆论为独一无二之手段。然党有公私之辨，即其制造之舆论，与国家有兴废存亡之关系。欧阳修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公私之辨，判若鸿沟矣。千古国家之兴亡于党人之手者，更仆难数，而吾敢断言之曰：国有公党者兴，有私党者亡。公党者，以谋国家共同之利益，保国家共同之幸福为目的者也，故国家兴；私党者，以谋一部分人之利益，保一部分人之幸福为目的者也，故其制造之舆论，同时即有害于公党之所为，而蹙国家之命脉，国欲不亡，乌可得乎？ （《夏声》杂志第二号(1907)） 这篇文章一针见血道出了在号称“新党”的营垒中，存在着“公党”、“私党”的原则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有志于做“新党”的人，首先得问一下自己：是做一个“公党”？还是做一个“私党”？人们在观察“新党”的时候，也得首先问一下：他是一个“公党”？还是一个“私党”？晚清社会现实的这种复杂微妙的变化，既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也激发了小说家将“新党”人物写进作品的创作冲动。 二 从《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到《血泪黄花》中的黄一鸣，“以谋国家共同之利益，保国家共同之幸福为目的”的“公党”人物形象画廊，熠熠生辉。这里有爱国的英雄华永年、夏震欧（《瓜分惨祸预言记》）、黄祸、关关（《自由结婚》），有一心改革的志士宁孙谋、魏淡然（《痴人说梦记》），有鼓吹妇女解放的沙雪梅（《女狱花》）、金瑶瑟（《女娲石》）、黄绣球（《黄绣球》）、黄英娘（《中国新女豪》）、袁贞娘（《女子权》），有坚决与洋商斗争的实业家李伯正、范慕蠡（《市声》），有提倡教育的巧姑（《枯树花》）、晋夫人（《闺中剑》），有以科学技术救国的豪杰东方文明、华自立（《新石头记》）、黄之盛（《新纪元》）、黄震球（《电世界》）、苏汉民（《新中国》），可谓琳琅满目，千姿百态，正面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构成了新党形象所体现的救国与改革的主旋律。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开列了一份新党的“同志名单”，计有湖南二人，广东六人，浙江四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河南一人，山东一人，四川二人，直隶二人，江西一人，湖北一人；官吏、富豪、游勇、学生、革命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三人，充分展示了新党的浩大声势。内中山东孔弘道，深究法理，人极血诚，他从小游学日本、美、英、法、德诸国，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女士中的王瑞云，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往欧洲留学。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新党中的佼佼者。按照作者的构想，由于新党的努力奋斗，中国实现了统一强盛的美妙未来：为庆祝维新五十周年，诸友邦皆遣使前来庆贺，其中既有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此三国为向来侵凌中国之列强），又有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此二国与中国皆为弱小之国），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在此时召开，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标志着中国学术的空前昌明。梁启超确信：“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少年中国”的朝气与沉郁练达的思考就这样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凝聚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气势和力量。 作为人学的文学，《新中国未来记》着力塑造了黄克强、李去病这两位晚清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党的正面形象。“活像黑旋风李逵”的率真铁汉李去病，抨击政府当道：“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道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要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菩萨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个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这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显示出梁启超并未对清廷的改革陷入盲目的乐观，更未堕入廉价的捧场。而由黄克强为代表的稳健派，更提出了“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照样子搬过来；总要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有谋深虑远之长。 《自由结婚》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了一对绝世英雄黄祸与绝代佳人关关，他们“靠着自由的精神，倒转乾坤，转移时局，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把已亡之国，变成自由独立之雄邦”。这篇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线索，贯串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可以说是开了后世十分流行的这一小说程式的先河。不仅如此，小说还将“结婚自由”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进行比较，说“愿我自由的男男女女，爱一切自由如结婚一般，我祖国就不怕无自由之日了。”将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化为可感可触的日常体验，“用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这也是《自由结婚》之首创。 《瓜分惨祸预言记》描写了一批志士仁人，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奔走。女英雄夏震欧于举国皆亡之际，倡立兴华邦共和国，被推举为大统领，自谓“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的儿子么？”誓为中国“抚孤”，不及嫁人。华永年领导漩潭乡实行自治，说“中国乃其爱妻，而今所存之兴华邦漩潭，乃遗留之簪珥也”，故曰：“吾有一强壮美丽之妻，已经亡失了，剩这遗留簪珥，吾望着，每暗自神伤，不忍复娶也。”思想境界都与关关、黄祸相仿而真情过之。史有名引发炸药炸死洋人，不防烧断两腿，半身焦烂，临死犹说：“我们今日不死，到了没有国的时候，到东被人逐，西被人杀，……那时也是死，倒不如今日战死了，尚留些英气在世间。”这一大群“竭我心血，尽我心力”，以图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人物，都是旧小说中所从来不曾写过的新的人物典型，他们的忠义之气，直逼云霄。 与出自革命派小说家之手的“新党”形象大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不同，李伯元的写实作品里的“新党”人物，则显得更为真切，更富生活气息。如《文明小史》描写了一个进过外国学堂的王济川，听先生讲如何叫做“自由”，如何叫做“平等”，“犹如几年住在空山里面，不见人的踪迹，忽然来了一位旧友密切谈心，那一种欢喜的心，直从肚底里发出来”。他见家童对自己竟同百姓怕官府的样子一样，便正言说道： 论理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不过你生在小户人家，比我穷些，所以才做我的家童。我不过比你多两个钱。你同为一样的人，又不是父母生下来应该做奴才的；既做了奴才，那却说不得干些伺候主人家的勾当，永远知识不得开，要想超升从那里超升得起？我新近读了《汉书·卫青传》，卫青说：人奴之生，得免笞辱足矣！中国古来的大将军，也有奴隶出身；当他做奴隶的时候，所有的想头，不过求免笞辱，简直没有做大事业的志向，岂不可叹？我如今看你一般是个七尺之躯，未必就做一世的奴才。如来说：诸佛众生，一切平等，我要与你讲那平等的道理，怕你不懂，只不要见了我拘定“主人”“奴才”的分儿就是了。 以主人的身份，向奴才发布平等的宣言，在晚清小说史上，王济川是第一位典型。还有一位钮逢之，向母亲宣传婚姻的改良，表示一定要娶学堂里的女学生，理由是：“他既然读书，晓得了道理，自己可以自立，那个敢欺负他？ 再者，世故熟悉，做得成事业，讲得来平权，再没有悍妒等类的性情。”为此，钮逢之还从世界大势来开导母亲：“如今外国人在那里要中国的地方，想出各种的法子来欺负中国，怕的是百姓不服，一时不敢动手，不好不从种族上自强起来。他们说的好：我们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倒有二万万人不中用，就是指那裹脚的女人说了。”在这般劝说下，其母也终于让了步。通过这些“新党”形象的塑造，新小说宣传了有关主奴、父子、夫妻的崭新的伦理观念，并对传统纲常礼教提出了挑战，其目的是为了努力消除广大人民的蒙昧无知、麻木不仁的状态，因而完全是“新民”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党”的自我改造的问题。黄克强说：“中国现在的民德民智，那里够得上做一个新党？看来非在民间大做一番预备工夫，这前途是站不稳的；但系我们要替一国人做预备工夫，必须先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梁启超这种“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自觉意识，是极为难得的。落实到人物形象的刻划上，《新中国未来记》既无情地揭露了拿着革命当口头禅，只会劈尽喉咙喊“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我们四万万同胞啊，快去革命罢，赶紧革命罢，大家都起来革命罢”的宗明，也尖锐地批评了那班“血气未定，忽然听了些非常异议，高兴起来，目上于天，往后听到甚么普通实际的学问，都觉得味同嚼蜡，嫌他繁难迟久，个个闹到连学堂也不想上，连学问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样子”的浅薄分子，都是极为中肯的，不能视为对革命者的鄙薄与污蔑。 《新中国未来记》还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冒牌“新党”进行了曝光。第五回写黄克强、李去病两赴张园盛会，第一次是上海志士会议对俄政策，小说通过与会者衣着的细节：“有把辫子剪去，却穿着长衫马褂的；有浑身西装，却把辫子垂下来的，……还有好些年轻女人，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的淡素妆束，脚下却个个都登着一对洋式皮鞋，眼上还个个挂着一副金丝眼镜，额前的短发，约有两寸来长，几乎盖到眉毛”以及“地球上差不多走了一大半的”黄、李二人“见了这光怪陆离气象，倒变了一个初进大观园的刘老老了”的主观感受，突出了会议气氛与会议议题极不相称的矛盾。第二次则是“品花会”，“昨日拒俄会议到场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死生，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闲儒雅，没有丝毫临事仓皇、大惊小怪的气象。”通过会场上两日情绪的强烈反差，辛辣地讽刺了新党们的麻木不仁与醉生梦死。 为上海的“新党”画像最出色的是蘧园（欧阳钜源）的《负曝闲谈》。小说写道：“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煽骗。弄得几文的，便高头驷马，闹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荜路褴褛，穷的淌屎。他们自己跟自己起了一个名目，叫做“运动员”。有人说过，一个上海，一个北京，是两座大炉，无论什么人进去了，都得化成一堆。”国民会的接待员李平等、中西一贯的人才陈铁血和勖志社运动员黄子文，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新党”。李平等“激烈革命论”的逻辑是：“什么叫君恩？什么国恩？他既没有好处给人家，人家那里有好心对他呢？无怪乎要革起命来！”满口泰西哲学家的陈铁血，知道“一个人有两个公共心，这两个公共心里面，要分出四派”的高论，及至相好倌人一来，便丢下高谈阔论，喁喁私语起来。黄子文这位出过洋镀过银的“志士”，向人卖弄的却是外洋的饮食起居，什么西装的颜色“白的漂亮是漂亮，然而一过三四天就要换下来洗；那颜色的耐乌糟些，至少可以过七八天。我看诸位的衣服都不十分清洁，所以奉劝用颜色的”之类。就是这位新党，因为欠了赌债，便将极好朋友的钞票偷了。他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鼓动堕了“维新魔障”的大富翁田雁门掏出巨款开了一家书店。在他所写的创办书局的小启里，把日本新名词填了又填，砌了又砌，都是些“文明野蛮，开通闭塞”的话头。及至六千两银子到手，就先到广东馆子饱餐一顿，定了几套华丽的西装，又在新马路租了一所两底的房子，混到临了，他的“兴华书局”仅一本粗制滥造的《自由原理》搪塞。 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对“新党”的嘲讽和鄙薄，就更为入木三分。李若愚为了使乡下书生辜望延认清“革命党”的人格，订下了一条“试验”之计：在一家妓馆约了屠牖民、屠莘高、王及源、谭味新等四位革命党来聚会。李若愚先说了一番“鬼话”：“兄弟前几天奉了一个札子……”话未完，王及源即道：“腐败腐败！”谭味辛亦道：“奴隶奴隶！”屠牖民却是个有心人，试探道：“阁下向来是满清忠臣，奉札得差，自是意中事；但不知是谁给的？”李若愚便说是两江制军委他在上海开办官书局，并拨了六万银子作为开办经费，专聘通人编辑翻译各种教科书，一书出版，即由江督咨行学部立案，通饬各省学堂，一体购用。王及源等吐出了舌头道：“这才是专利呢！”李若愚故意道请人极难，假作担忧地说：“不知你们四位，可肯帮忙？屡次要求教，又恐怕宗旨不对。”谭味新说道：“这有甚么宗旨不宗旨，只要有了钱，立宪我们也会讲的。”王及源还道：“莫说立宪，要我讲专制也使得，只要给的钱够我花。”谭味新解嘲道：“教科书也没有甚么立宪不立宪，不过不要犯了‘革命’字样罢了。”李若愚偏偏说还打算出一部杂志，要力排革命，歌颂朝廷，王及源接口道：“若说歌颂朝廷，别处人可以不必，我们湖南人是不可少的。你想自咸同以来，惟有湖南人圣眷独隆，差不多遍地都是红顶子。” 辜望延在乡时，早见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到了上海，看了几种宪政书，心中正在那里喁喁望治，加之受了那两个狗官的诬蔑，一种刺激，想到革命未尝无理；如今亲眼看到这班所谓“革命党”，只要有了钱，什么“宗旨”、“信念”、“良心”、“道德”，都可以出卖，不觉把一片热心冷到冰点度上去。对李若愚说：“如此说来，中国是没有指望的了？”李若愚回答：“若要有望，除非设法制造出四万万个道德心，每人派他一个。”并引用一位极负时望的先生所说“此时欧美新学输入我国，亦可以拿我们的旧学和新学融在一起，另成一种学问”的话，赞扬说：“此说岂但通，竟是一篇高论！”指出欧美文明输进来，如何止压得住？为此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道德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而精神之发生，教育最为紧要，所以学堂的讲堂上，实是精神发生之地。总之，德育普及，并不是死守旧学，正是要望道德昌明之后，然后输入文明，方可有利无害。 《文明小史》对上海“新党”的刻画，也有极出色的笔墨。广东阿二专门轧姘头，吊膀子，居然被认为“颇合外国婚姻自由的道理”；着外国装的郭之问一边大抽鸦片烟，一边振振有辞地说：“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原是害人的。起先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吃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自由”、“权利”一类神圣的字眼，统统成了吃鸦片、嫖妓女的护法。一班奴隶根性不变的人物，徒然拾了文明的皮毛，灵魂就更其丑恶。劳航芥因为自己是久住香港之人，“香港乃是英国属地，诸事文明，断非中国腐败可比”，因此视中国的同胞为土芥，而见了白种人，“你看他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 真是描也描他不出”。 这班“新党”之所以可鄙，究其原因，除了其“以谋一部分人之利益， 保一部分人之幸福为目的”之外，也与其自身素质的低下有关。琐颐的《黄绣球》对“新党”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有些高明子弟，没有得着新学的皮毛，反中了新党的习气，就如瘟疫一般，一时传开了，倒叫施医的无从下手。因此那老成保守的一派，目中看见此等人，只是头戴草帽，脚穿皮靴；耳中听见此待等人，只是口口声声‘平等自由’。及至考究他的人格，却腐败到了极处，就竭力的批驳他们，死命的排挤他们，把他们的污点抹煞了全社会的新理。这一班人又反唇相稽，弄得彼此反对。始而反对，继而抵抗，越抵抗越隔膜，那保守派分外的坚持俗见，维新派也分外的激烈猖狂。其实新不成新，旧不成旧：旧的讲‘忠君爱国’，不过在功名富贵上着眼；新的也讲‘爱国爱种’，做起书来，刻在纸上，登在报上，开口闭口‘四四万同胞听着’，无不淋漓痛快，句句动目，字字惊心，却是说话高兴，连自己的老子都要活活杀死，说他是野蛮，不配做文明人的老子。”是很能击中要害的。 《新小说》第二号（1906年10月）所刊嗟予《新党现形记》，不仅让新党原形毕露，而且流露出强烈的自责心理。小说叙一位少年，到过上海，也到过外国，新党做过，学生也做过，革命家也做过，被人称做“志士”、“英雄”。正在热风头上，得意洋洋，忽其母由四川寻来，劝他一同回去，说做人无论新旧，总要至诚，脚踏实地；又从行李中取出一方古镜，要其自照，竟将名心利心，和盘托出。少年聋面红耳赤，法流浃背。母乃告以此镜系秦始皇所铸，镜背有铭文曰：“心不可见，缘物以形。体魄已离，存者性灵。外光无翳，内光虚明；内外莹澈，纤芥毕呈。”少年听了议论，算是认得自己，遂携了镜子去照那班朋友，赶到一个新党志士的会场，择一个静僻墙角坐下，对着大众一照，大率外强中干，心非口是，说不尽丑态。少年此时气也丧了，心也灰了，跌脚道：这几年全在禽兽堆里鬼混！袖了镜子，扬长而去。见了母亲，放声大哭，说这龌龊肮脏世界，还是眼不见为净。其母的态度却意外地通达，反道孩子过于苛求，又道他既经了这番感动，何妨将镜子中所见事物写将出来，也使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尚有几挽回，方不负铸镜人一片苦心孤诣。 四 晚清的改革，既为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展雄图的舞台，也给无赖之徒制造了变泰发迹的机遇。可悲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实难容得有志者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浪荡男儿所撰《上海之维新党》，叙速成书院高材生沈希庵，以“中国主人翁”自任，欲做一番事业，却为维新党人吴润甫诱往妓院，终于堕志，一蹶不振。亚东破佛（彭俞）所撰《泡影录》，写了两位为改革唤起报效国家热情的有志青年张邦杰、张廷彦兄弟，一位要去应征兵，尽国民义务，一位志在进新学堂，争求进步。二人为冲破守旧家庭的束缚，竟连夜翻墙离家，到南京入伍上学，故被人赞为“真维新之豪杰”。然而在那“欲乱未乱，求治未治”的社会背景下，真心实意向往改革的人，却到处碰壁。张邦彦好容易到了征兵队里，见真正热心爱国、有国民资格的，着实甚少，便上书总办，请他及早预备，刻刻约束，时时教训，以防滋事。不料总办说他是一个卒子，怎敢如此率口妄言，立时将其革退，驱逐出境。张廷彦欲上新学，却碰到一位因求学不得，遂致流落异乡的何士诚，只好垂头丧气，返回乡里。相形之下，包揽词讼的廪生孙章士，因说了许多“激烈的爱国话”，便为征兵委员所重，甚至许诺只要劝说五十名亲友熟人来应征，就可以有队长的权柄；光蛋陈子勤，因得富朋友相助，居然也要到苏州去上体操学堂，为的是弄一张文凭，“有了那张文凭，就是学界中人了，将来借此谋事，无论怎样，总可胜如现在”。“五洲无限希奇事，都在波声泡影中”：真维新碰壁，假维新得志，这就是作者所谓“说是佳话，其实不佳；道是丑事，却又习见惯闻，不觉其丑”的命意所在。 惺庵的《世界进化史》，则写出了“新党”的倒退和堕落。名士彭来生，幼习经史，颇通中学，曾游外国，兼懂西学。他考中经济特科之后，耻与守旧官僚为伍，告终养出京，常听得人家说，开办学校是件极好的事”便热心开办小学堂。又积极抵制美货，主张兴办工业。不料屡遭挫折之后， 彭来生的名士派积习却发作起来，自知新学界立不成名誉的了，只得改为保守党，著了一部保存国粹的书，寄去上海石印销售。又有一位名士姬又丹，亦有一番雄心壮志。就任龙州边防大臣，本想做几件立功扬名的事，后见龙州地方落后，又为法人垂涎之地，办交涉、练兵士、办学堂都无效益，便顿生退意，借此大捞一把，不到一年，即已弄了四十三万银子，又刻了一部《边防纪实》，弄了个名利双收。“名士办不成事业”，“听他说的话何尝不文明，做的文字，何尝不透彻，总是能说不能做”：小说所言，确有相当的真理性；彭、姬二人，实际上都背弃了原先的志向，只是姬又丹走得更远罢了。 更多的情况是，改革既已成为自上而下的施政方针，从事新政又可获肥差美缺、保举升迁，于是被更多的官僚视之为终南捷径。《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写了一个“因时制宜，揣摩迎合”的机会主义分子王宋卿，就有相当的典型性。此人当戊戌变法之时，“觑便上了一个改服色的条陈，被礼部压下来，未见施行。他郁郁不乐，正想别的法子，偏偏各样复旧的上谕下来，只索罢手”。过了两年，义和团事起，王宋卿逢人便说这是“乱党”，该早些发兵剿灭；一日，偶从一位同年口中得知，现在“上头”的意思，正想招接他们抵挡外国，“宋卿得了这个消息，吓了一大跳，心上着实怀着鬼胎。到家盘算了半夜，心上想着，现在要得意，除非如此如此。主意打定，半夜里起身，磨好了墨，立刻做了一个招抚义和团的折子，把义和团说得有声有色。”条陈上去，果然立刻召见；不想形势突变，王宋卿只好携眷出都以避风头。王宋卿两次揣摩风气、“仰体上意”两不售，闲居乡里，甚不甘心。其时又闻改革新政开始施行，便求至亲万藩台为之说项，“找个维新的事业办办”。凭着以往上条陈所博虚名，终于谋得山东学堂总教习的职位。这位“维新领袖”，让他拟几个时务题目，虽十分吃力，而泄露课吏的考题以收受重贿，却办得极为了当。课吏的结果，除了那交白卷的停委三年，馀下的俱没有出进。王宋卿叹气道：“我们中国的事总是这般，你看上头出来的条款雷厉风行，说得何等厉害，及至办到要紧地方，原来也是稀松的。”自在山民评曰：“数语深切中国弊病。”真正可叹的是，指摘弊病的“新党”，自身就在参与制造弊病，并且分润弊病所带来的种种利益。 写将改革维新事业变成升官发财的手段的最出色的作品，是作新社印刊的不题撰人的《新党升官发财记》。小说开头即曰： 自来宇宙间一切人物，有个真的，必定有个假的，不期然而然与那真的拼做一对，能够瞒过大众的眼睛，教他辨不出谁假谁真，有时那假的还要胜过真的一等：这也是天地间一种不可思议的道理。所以有了一个孔圣人，便有一个乡愿；有了一个伊尹，便有一个霍光；有了一个周公，便有一个王莽。甚至尧舜的禅让，也有曹操、司马炎一班人，戴着假面去学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世界上学步效颦的事处处有之，不足为奇。外国人说得好，中国人最富于仿模性，所以以伪乱真的本领，独有中国人最擅胜场。即如目下爱谈维新的这些朋友，满口都是维新的话头，一面孔都是维新的气概，只少额头上挂上一块招牌，写着“维新”两个字；然而说他不是维新，他却老大冤枉；但究其实在，却是形式上的维新，要说发于热诚，出于血性，实事求是干那维新事业的人，恐怕一百个当中，寻不出一两个来。 小说写了一个由厌恶维新到热衷维新的典型人物袁伯珍，此人“平日为人最不佩服的是新法新政和那外国传来的各种新学术，单只为自己爱抽两口鸦片，所以对着知己朋友说：‘外洋所有的东西，我一样不爱，只有印度国出的鸦片烟与那墨西哥所铸的洋钱，和我还有些缘分。’”所以听说京城里义和团要杀尽洋人教士，便想道：“这番好了！我一向最厌恶新政新法，从此可以铲尽杀绝了。”不想过了月馀，忽然说是八国联军已经破了天津，两宫仓皇西幸。他在京城供职的堂兄袁仰侪仓皇逃回，对他说起有关泰西的种种学问：“那泰西各国，最讲究的是‘政教’两个字。他那理财、练兵、殖民、保教以及农工商矿诸政，一切都井井有条，尽善尽美。所有国内通行的律法，又是由上下两个议院里的议员公同酌定，略有些弊病，就要及时更改，真所谓君民一体，从没有由朝廷独断独行、不管百姓死活的。至于他们的学术，尤其讲究，通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堂里的出身。自从士、农、工、商以至天文、地理、律例、兵法、音乐、美术、文字、语言，样样都有个专门之学，其间最注重的是个哲学。他那哲学，仿佛我们中国宋儒所讲的性埋，他有了这哲学，所以就生出一种为人的道理，爱国的精神。这政教两样，便是外国富强的根本，我们中国没有一样赶得上他。”袁伯珍听了这一席话，真是如梦方醒，顿时把轻量外国人的识见，变做了崇拜外国人的热诚。富有政治预见的袁仰侪，根据“反动力多一层，那维新的程度就要高一层”的公例，预测“以后的新政新法，愈加要盛行的了”。果不其然，和议告成，两宫回銮，东南各督抚都遵照上谕，奏请举行一切新政，如废科举、兴学校、修武备、励实业、开银行、办警察等等。新的改革形势，给一切有志的人士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阅历不深的袁伯珍，也想从此改弦易辙，真心做一番维新事业，不料袁仰侪却呵呵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话来： 老弟，你莫非发了呆了！你可知从前泰东西各国那些锐意维新的志士，都是吃了狂药似的，拼着不要自己的性命，不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只一味勇往直前，要想达他的目的，到得后来，不是流血，就是断头，还要牵连了无数好人，个个做了刀下之鬼。像那日本的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法国的玛利侬，意国的加里波的，这些人都是真维新党的榜样，所以说维新的幸福是无数头颅购得来的。兄弟你想，为什么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定要走到这条死路上去？况且照目下时势而论，你我若要真个维新起来，恐怕一步也行不去。若说是为着国家、为着百姓，究竟那国家百姓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何必把别人的千斤重担担到自家身上来？倘一日撞下祸来，真个流了血，断了头，还是算做忠臣、算做孝子呢？我以为为人在世，只要图个荣华富贵，太太平平的受用个一二十年，也就交代得过；便说是要维新，不过借他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千万不可以认真的。 袁仰侪的一番表白，实乃“新党”不传之秘诀，当然是出于作者的刻意提炼；而袁伯珍只为一味假维新之后，不过数年功夫，居然由一个虚衔的同知，保举到候补道，又居然名动公卿，把学务处、财政处、练兵处三项朝廷所行新政当中一般人巴不到的最阔的差使，都弄到他一个人身上，真个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却是作者运用艺术虚构的结果。从根本上讲，袁伯珍的手段一概不脱以金钱为手段“夤缘伎俩猱升木”的范畴，丝毫没有任何新意；他的“创造性”，不过表现在他之善于揣摩形势，迎合维新变法的“新潮流”罢了。他登上官场的第一步，是以“再门生”的身分去见湖北制台，制台是个专讲维新的人，正要立个东文学堂，袁伯珍便情愿“报效”五千两银子，又拟了个请办学堂的条陈呈上。他打听到制台大人最讲究文墨，条陈“第一要不拘成格，字里行间，略带些古文气息，方能中肯”，便求人代拟了稿子，中间用了许多新名词，幸得有人提醒：制台大人虽爱维新，新名词却是最忌的，所以及时改了，果然大得制台赏识，保做归部铨选的实职，又委了一个银元局购料差使。袁伯珍到了上海，不仅捞回了五千两银子，还“会过了几个洋人，说得来一句‘伊爱斯’，又看了几部新书，连什么‘男女交合新论’都领教过了，就越发开通起来。初时还怕坏了官声，不敢在花柳场中应酬；后来听得人说，这些最讲维新的大人先生，个个都把花酒当做便饭，堂子当做公馆，不到这些地方走走，也不晓得男女平权的道理，若是规行矩步，倒反觉太守旧了。袁伯珍听了这些说话，学问又进一层。从前听见人说起‘团结’、‘合群’、‘方针’、‘目的’那些新名词，十句懂不到九句，此时居然把他当做口头禅，说得满口烂熟”，俨然成了一个“精通”新法的出类超群的人物。 袁伯珍发迹变泰的诀窍，在于投合政府大老“口里虽天天的讲维新，但不过外面装一个维新的幌子，其实骨子里仍是升官发财”的心机，“见风使帆，拿出维新的排场，换些富贵的受用罢了”。小说写道：“目下维新的事业，虽有千头万绪，综其大纲，要不外兴学、理财、练兵三样，这三样应该同时并举，缺一不可，乃是不论真维新假维新的人，都是一样说法。”袁伯珍既然认定了一个假字，便一假而无乎不假。譬如办学堂，袁伯珍所拟章程，“以昌明正学、辟除邪说为宗旨”，规定“德育中只许讲解四书五经，不许讨论外洋来的物竞、天演、平权、自由、种族诸学说，智育中只许研究格致、测算、舆地、历史，不许兼习政治、法律、水陆军备诸学说，体育中只许散步击球，不举行赛跑竞走各项运动会”，表面虽是个学堂，其实不过把书院改个名目混充而已；又如练兵，袁伯珍建议改用洋操，但目的不是为了上阵御敌，只是为了“日后有什么中外大员过境，教他们站队迎送起来，他们也晓得些擎枪致敬升炮鸣恭那些外国的规矩，也就可以敷衍敷衍”而已；袁伯珍还打着收回利权、兴办实业的幌子，却干了大量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坏事。他见湖北西乡锑矿山有利可图，便禀复制台将矿山收回，改为官办，只给了矿主几十两银子的山价。江西广信府盛产樟木，袁伯珍设立公司，倚仗官势，不管是谁的樟木，拣那大的贴上封条，不给分文。袁伯珍之流最盼望的是朝廷“变法维新”，因为多一桩新政，就多一个利源。他奉劝大家说：“目下虽然万口一词说维新维新，然却不可把维新两字看得认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这班借着新政而飞黄腾达的新党，实际上却是新政最大的祸患，是破坏新政的罪魁祸首。 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新党”，《新党升官发财记》的态度却是乐观的，小说的结尾说：“看小说的，切莫要把这班假维新的人看轻了。须知世界上有个真的，便有个假的；抑且有个假的，便有个真的。一二假新提倡于前，必有千百真维新踵起于后。现在讲兴学的，也晓得精神教育；讲练兵的，也注重军人资格；讲理财的，也不敢一味掊克聚敛，渐知以农工商矿为臻富之原。至于直省大吏之中，也有奏请改用立宪政体，奏请出洋考求政治，把维新两字看得分外认真的。然而推原其本，还是全仗一班假维新的导其先路，所以才有真维新的步其后尘。泰西讲人类学和那物竞说的说得好，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狗变的。当年草昧未开时候，狗在兽类之中，能坐而望远，思想最为发达，就慢慢变做了猴子；久而久之，猴子当中有思想发达的，又慢慢变成了人。编小说的以为中国从前的维新，乃是狗变猴子的时代，以后的维新，才是猴子变人的时代。”也就是说，假维新虽然可恶，但毕竟制造了一种特定的时代氛围，扭转了旧有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真维新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因而功不可没。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假“新党”的揭露，也大可以收到“新民”、“醒齐民之耳目”的功效，丝毫不曾背离新小说的宗旨。《新党升官发财记》最后有《念奴娇》一词，下阕云：“天怜支那憔悴甚，应有救时豪杰。变过内容，拓开进步，努力扎追先哲。焚香私祷，新机从此萌蘖。”充分表露了作者在“新党”问题上的辩证观点，正见作者之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