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贺三革的人，人生并不春风得意，儿时“吃不齐三顿饭”，壮年遇下岗，好在，命运并没有无情地一直耍他，让他有一个贤德的妻，比方，“从不因为钱跟我干吵子。”他的妻叫袖珍，以前“在铸造厂看机器，因为故障丢了一只手，虽然进行了缝合，但那只手只是摆设。”“当时袖珍正有孕在身，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可惜没保住。第二次怀孕袖珍已经是三十八岁的高龄……上天突然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儿子。”老来得子的贺三革“也算命运多舛，但总算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也没啥不知足的。”《望湖楼》的故事是从这样一对朴实、容易知足的夫妻一直葆有一颗感恩的心开始讲起的，这时他们的儿子也长大了，到了谈恋爱的年纪，还遇到一个心仪的姑娘。故事有些小美好，是平民老百姓该有的小幸福。
    一个城市有平民百姓就会有高官达贵，贺三革一家小幸福的故事发生的同时，城市的另一角，高官退休的陶大年的故事也正在上演。“他每天早饭以后都在院子里洗嘴，然后屋里屋外的走几圈，手机在肩膀上扛着，不是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别人打给他。”彼此说完客套话，对方一般都会说请吃饭的事，陶大年这时多会说“地方你定，要不就去望湖楼？”陶大年家用着一个小保姆，十六岁就在他家做，如今做了七八年了，名叫喜鹊。故事巧的是，陶大年家的花墙上来了一只喜鹊，老伴刘会英说墙上的喜鹊笑话陶大年时，地上走来的喜鹊说“刘姨，我可没笑话陶叔”。看到这里停下来，光想想这样的画面就很美，中国田园风，一派温馨祥和景象。
    贺三革家，陶大年家，两家人论社会阶层很难走到一块去，巧了就成书的是，他们不但是小学同学，后来的贺三革一家还受过陶大年的小恩情，这让贺三革夫妻俩一直惦念。什么事惦念久了，就希望它成真，终于有一天，贺三革拨通了陶大年的电话。这时的陶大年退休了，吃过早饭刚在院子里洗了嘴，然后屋里屋外的走几圈，手机在肩膀上扛着时贺三革打来了电话。正是好时机啊，陶大年这边期待着有人主动请吃饭呢，然后好去望湖楼。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去望湖楼吃饭顺理成章。这中间又出现了什么人，谁动了碎碎念，陶大年为什么这么爱去望湖楼等等，直到吃完饭，故事稳稳当当进行着。喝茶听说书，要的就是一个悠闲，冲着尹学芸招牌来的，看到这里小说结束你也能很满意。
    喜鹊是个小保姆，也是贺三革的老来子贺坤的女朋友，故事在望湖楼还没有结束最后落到她身上像上帝安排来的那样理直气壮，所以望湖楼之后还有好看就真是意外的好看了。
    不相干的人物交集，多会由一个事件发生而起。望湖楼之后发生的事，让本来通情达理欢欢喜喜聪明机灵善良活泼的喜鹊突然拧巴了，一时她觉得“只有我才能主持公道”，她觉得“最起码他们缺我们一个道歉！”她觉得贺三革出事跟陶大年在望湖楼吃饭吃掉贺三革那么多钱有直接的关系，人虽不是陶大年撞的，但他是最直接的“肇事”人。她看不下去了，她说：“像陶大年一样没反应，我特别好奇！”“说级别那么高的领导，平常满嘴都是大道理，却对别人的灾祸一点都不在乎，真让人看不惯！”她男朋友贺坤呢，“却不以为然，说在乎又怎样，不在乎又怎样，事情反正都这样了。”按尹学芸以前的小说剧情，小说到这基本就尾声了，戏份够了，可以结束了，毕竟她光写那些人情世故光写那些隔着肚皮的弯弯绕，小说就能足够好看了，这篇小说到这神光一闪又长出了一截，写喜鹊拧巴还没有到尽头，又接着拧巴了五公里。五公里估计是尹学芸这两年给写小说这门手艺活新长出来的一个小目标，在这篇上她实现了。这“神光一闪”的拧巴情节很珍贵，让我想起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女主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她皈依了主。皈依了主就是有了信仰，有了信仰就是把自己连痛苦都交给了主，所以也就准备原谅罪人。但是当她带着慈爱的心情与温情的目光决定把这个原谅告诉监狱里的罪人的时候，罪人也同样带着慈爱的心情与温情的目光隔着一道铁窗告诉她他已经得到了主的原谅。女主一下子不爽了，满心满目的慈爱和温情也没有了，她甚至咆哮，我的事情，我的悲痛，都没有经过我同意，怎么就替我原谅了？经过我同意了吗？这时，她忘了她已把自己交给了主，她重新又有了悲痛，她又成了她自己。虽然这部片子更多讲的是信仰，但这信仰之下无不是重新获得了对自己的认证而有的觉醒。
    喜鹊呢，是这边人家的小保姆，是那边人家的未过门媳妇，明明不是她的事情，明明不是她的悲痛，当事人她男朋友贺坤都原谅了，但是她就是不同意原谅。如果主在《密阳》女主那里是个象征，她要必经主来到她心中的圣地——主宰，哪怕不能对自己的命运主宰，痛苦是她身体里的，原谅也应该属于她的身体，她身体里的东西应该由她主宰。因为这个发现她又有了悲痛，于是觉醒过来她又成了她自己。或者说她终于成为了她自己，连丈夫、儿子未死之前都没成为的自己。到《望湖楼》里，喜鹊觉得“只有我才能主持公道”的这个“公道”是什么呢？她是否在这里朦胧意识到什么是她必须要做的，必须由她来主持公道不可？她是谁？有无可能要觉醒成为自己？若是这样，她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是她的砝码？小说有责任向社会向人们提出问题，提出的时候答案已在那里，并不需要再说出来。因为多是痛苦，或五味杂陈，复述为难。
    话说回望湖楼一顿饭打8.5折后还八千多，得是一个多贵的地方，下岗工人、住破败小区、还有一个不能做事的残疾妻子的贺三革揣着两千块钱怎么就敢请小学同学陶大年呢，这个立意能成立才是这篇小说最可贵的地方。这里的意味特别绵长，关系了这篇小说并未特别拎出来呈现的阶级意识和许多人生况味。都是人，人家是高官，咱是小平民百姓。人家有恩于咱，虽然举手之劳，可咱不能忘啊，这一意识觉醒，怕是穷人瞧得起自己最有利的佐证了。人要活得有尊严有很多法门，富贵是一，气节是二，涵养是三，此样不得，彼样总得守住，不然，人活一生有什么意思？
    陶大年这个人物写得最好，好在很符合这个时代特征，从他做出的事上不能拿简单的好人坏人来评，他是时代的印迹，荣耻不清。贺三革是这篇小说很耐人寻味的人物，是属于人性本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可写程度不亚于作者的最强力作《李海叔叔》里的李海，单拎出来写都够写十章外加十公里的。如果地上的喜鹊这个人物像花墙上的喜鹊一样精灵闪亮，贺三革就是哑光的水牛，敦厚，实称，够有料。
    小说的结尾，望湖楼的顶级包间里，永远不可能跟陶大年走到一块的尚小彬问：“‘老陶，你知道那些是什么鸟吗？’”“陶大年惊了一下，说：‘啊，是海鸥？’”保养得鲜美的尚小彬说：“‘不是，是天鹅。’”这是春秋笔法，喻意十分美好，是尚小彬对喜鹊由衷的赞美。这篇小说的人物除了上面说的三位，尚小彬因为这一问，也问出了喜鹊有的觉醒，也活了。但她心里更苦，虽位高人贵，此生宿命未必比喜鹊好到哪去了。这也是尹学芸借尚小彬之口对喜鹊的赞美之时同时又对尚小彬起的怜悯，人生百态，谁也没走出自己如影随形的那个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