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想，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诗人Si Moand，在父母被法国入侵者杀害之后，遭到驱逐，四处流浪，途中为村民写作，他为传世后代而书写。村民们作为传播的“工具”，从未控制过他。今天，所有的信息完全不可控，无数的数字设备释放海量的信息；每个操作员都会在一个无法控制的虚拟空间中奋不顾身。而后，第二个读者（即操作者）的需求随之而来，他们不仅要熟悉这个信息，还要在那里介入更多的信息，修改编辑，加以评论，更换方式继续传播（以文字、音乐、图像、着色等方式）。 我们在虚拟空间获知越多，我们就越发一无所知。 艺术家、作家、视觉艺术家可以随时抓住一条他们觉得需要回应的信息，加以转发，将其融入到另一种被发明的金属语言中，而这种金属语言并没有经历过古老的垂直性规律（从上到下）的规范，而是以平行状态，不随任何预先建立的轨迹运转。 因此，我们处在安德烈·布雷东所说的“随机目标”的领域，我们释放消息/工具/媒体，追求无限的猎物，这对我们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的工作有什么后果？ 在这种无限的多元化面前，曾经有过布莱恩·吉森的“剪切法”，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者“精致的尸体”的游戏，或者是马塞尔·杜尚的消遣：《新娘被单身汉们脱光了衣服》……今天看起来都很幼稚。所以，因了数字工具，发明的可能性倍增。 没有必要在创造新过程之前思考，要立即去做，已经不再需要三思而后行了。“诗歌将由所有人创作，而不是由一个人创作”（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 那么，我们来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人……目前，媒体的概念是否与该工具的概念相一致？媒体，信息还是工具？ 我们在谈论内容还是在谈论控制？我们正处在一场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游戏之中，创作者和消费者都参与其中（两种身份模糊难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