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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批评开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开始与特定的知识学模式结合起来。那种依托特定哲学或美学观念支持的被称为“总体性的文学理论”开始衰落,而依托特定知识学模式的“局部的文学理论”开始活跃在文学理论的中心。从知识学模式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论的演进,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知识学模式的转化。 客观而论,无论是反映论还是审美反映论,其知识学模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的,客体论或主体论的,基于单一学科的,等等。区别只在于对认识主客体不同维度的强调。虽然审美反映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解释文学的深层知识构型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其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变革的意义是有限的。只有到了文化研究论(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等),一种知识学模式才开始重新塑造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吉本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1的知识生产模式2已经产生。知识生产模式1主要是基于学科内部在认知语境下完成的,而在知识生产模式2中,知识则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文化研究对身份、种族、性别以及“表意实践”的关注,正体现知识生产模式2的特点。文化研究的这些特点,在审美文论的知识体系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知识学模式的观照下,一种新的理论或思潮诞生的学理根据才可以得到说明。 罗兰·巴尔特在谈到结构主义的时候说过,“结构主义这一名称今天应该留给特别强调与语言学有直接联系的那种方法论的运动”。按照乔纳森·卡勒的理解,语言学作用于文学批评,带来了对于文学的新理解:首先,语言学的模式有助于丢弃建立在因果解释基础上的文学史和传记批评的传统。其次,语言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应用于文学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向组合和纵向组合关系、等级系统的层次、分配性和综合性的关系、意义的区别或差异性本质等,运用这些术语有助于对文学结构的关系分析,并产生出意义。显然,结构主义诗学不是文学理论基于外部社会、政治因素的促动所产生的变化,而是作为知识学模式的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的结果。“不把文学看作一种再现或交流,而把它看作一系列的语言形式”,阅读不过是“参与文本的游戏”,“不解之谜、间隙、躲闪便成为快感和价值之源”。(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思想正是结构主义诗学在知识学模式上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变化。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14JJD75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