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恩维
    摘要：作为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刊和发行的近代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登载了大量的论说文。它们以“说明白外国事情”为总纲，给中国人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感的重大论题，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文集之文的言说方式。它们“和合”了中国传统论说文、西方论说文、《圣经》、早期传教士汉文著作以及18—19世纪西方散文、小说的体式，使传统论说文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文体发展资源。它们在见证思维、神学思维的影响下，提升了论说文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流的现代性。它们在内容、文风和思维方面的现代性转变，逐渐为近代文人所接受，进而延伸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实际上成为了中国传统论说文现代转型的起点。
    关键词： 论说文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现代性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是中国境内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在中国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以“爱汉者”笔名创办和编纂，道光十三年（1833）六月至十五年（1835）六月在广州出刊。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到道光十八年（1838），改由中国益智会编纂，迁至新加坡出刊，但仍在广州发行。该刊在道光十四年（1834）和十五年曾两度中断，十六年（1836）全年未出，故前后一共刊出了三十九期，其中有六期完全重出。自道光十三年八月号首栏刊出“论”，今可见“论”文十二篇，此外还有一些以“序”“叙语”“书”“叙谈”“煞语”等名称出现和直接出现文题而不标明文体的论说文，三者的总数超过了四十篇。这批由来华传教士以中文书写的论说文在文体形态上与传统论说文有何区别？它们有怎样的跨文化价值？它们对中国近代论说文的转型有怎样的影响？本文拟结合上述问题，深入考察这批论说文，分析它们的文体形态及其所具有的价值，并进一步探寻现代论说文的文体渊源和现代转型进程。
    一、“说明白外国事情”与新文风
    19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和掠夺生产原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徒也开始了一场征伐异邦、传播上帝福音的运动。中国周围的印度、缅甸、孟加拉、新加坡等国相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为人口和资源大国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大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人为蛮夷，不仅限制外国人来华贸易，而且明令禁止华人出洋经商或侨居外国，严厉禁止和限制华人与外国人接触，并要求官员不准与外夷交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和一些西方商人来到中国后，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中国人的傲慢。1833年6月23日，郭实猎曾用英文写了一份《东西洋考》的创刊缘起：“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超越无知与谬误而取得迅速进步之时——即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2]针对这种情况，道光十三年八月号第一篇《论》即表示要“说明白外国事情，令四方君子，通达西洋人之素性动静也”。“说明白外国事情”，是《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内容总纲，也决定了《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基本风格。
    “说明白外国事情”，既包括外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外国的信仰和文化，多数喜欢采取“上帝的真理”和“科学的光芒”相融合的书写策略。如道光十八年六月号所载《英吉利国政议会》一文介绍了英国的议会辩论、国君和议会的关系以及议会的任期等内容。道光十五年五月号所载《论欧罗巴事情》一文，以法国人胡蕃和汉人黄习的问答为线索，逐一介绍欧洲的地理位置、人口、都邑、国体及与中国之交通，最后详述其发展历史。道光十七年五月号所载《论》，记叙一个通事向一个江西的吴姓举人介绍美国的独立战争、联邦制、选举、宗教等情况，以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道光十四年四月号所载《子外寄父》介绍了“丽玛”(即秘鲁首都利马)：“到那国之时，名称百路，看地方之宽、城邑之美、百姓之盛、市头之闹，色沮言塞，暗想至中国因闻夷人如饿鬼贫贱，甚实堪悯，不期而登岸游巡，城名叫做丽玛，到处瞩眺，细看决疑，屋有顺便，衢有阔长，使知五伦学问最渊，生齿日繁，农商相资，工贾相让，且此地之官员推广立教，使民知礼识义。……盖聪明通窍，身晓才艺，何可以为夷者乎？”道光十五年六月号所载《论》，讨论了中国人较少讨论的生死哲学问题。道光十八年二月号所载《论》，以于、谢二位书生论鸟鱼虫蚁繁殖之多，引说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垂顾生灵，扶持养育无已焉”。道光十三年十月号所载《论月食》一文，在介绍月食的科学原理之后，又指出：“日月食是明显著神天之大能。而我人凡看日月食时，该大敬神主也。”道光十五年五月号所载《跳虱论》一文以跳虱身体结构之精微，说明“神天之全能睿智”。这种将“半吊子”科学知识与宗教神话相结合的内容安排，向中国人提供了大量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在当时无疑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说明白外国事情”，不仅给国人带来了新知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时代新命题，从而增强了论说文体的时代感和思辨性。在政治方面，道光十七年六月号《侄外奉叔书》、七月号《叔家答侄》，通过一位旅居美国经商的华人与留在国内的叔父的通信，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制、国旗的含义、平等贸易、城市发展和基督教信仰、国土面积、人口、城市、贸易、生产总值，最后指出：美国之所以强盛，是因为“自操权之民，发愤向善，勉力自修，福履亨嘉也”。将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相比较的意图十分明显。经济方面，则将重点放在了对贸易的推崇。如道光十八年正月号所载《贸易》一文，论贸易的产生、贸易的必然性、贸易分类(批发和零售、内贸和外贸)，重点介绍了内地十八省贸易形势及口岸、国际贸易的货物种类，最后指出贸易“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有利于“民殷国富”，间接批判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关于文化和文学，道光十七年二月号所载《经书》一文介绍泰西学术史，分别介绍了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史学、开谕、博物方面的卓异者；罗马时期作诗超群者、纂史者、口才超群者、穷理超群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经书已翻译泰西之话语，各人可读。但汉人未尝翻译泰西经书也，天下无人可诵之。……向来中国人藐视外国之文法。惟各国有其文法诗书，一均令我景仰世人之聪明及其才能也。”《东西洋考》论说文提出的政治、经济、文化论题，大都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或将要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无疑增强了论说文在内容上的时代感。
    “说明白外国事情”，还给论说文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新义，形成了新的语言景观。这首先表现在西学新名词的大举进入。外来新名词大举进入中国，是由明末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开始的，但是他们所译介的新名词主要以音译的方式出现在著作之中，难以被中国人所广泛接触、理解和消化。而新教传教士的论说文中的人名、地名类新名词虽然还是以音译为主，但政治与科技文化类西学新名词多采用意译的方式，以中国人熟悉的本土词汇来表示新鲜事物，如政治新名词有国政公会（国会）、乡绅房（下议院）、统领（总统）等；科技新名词则有火蒸车（火车）、火蒸船（轮船）等。上述新名词，以中国本土词汇翻译而出，虽然包含很多新知识、新思想，但比较容易理解，并且借助报刊迅速传播。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东西洋考》则善于通过词义的改造来实现旧词新义。如道光十八年三月号所载《自主之理》一文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所设之律例千条万绪，皆以彰副宪体。独其律例为国主秉钧，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一设则不可改，偶从权略易者，因其形势不同，只推民之益而变焉。”“自主之理”实际上是由英语“Liberty”（自由）一词翻译而来。“自由”一词，在中国传统典籍中不是政治和哲学意义上的词汇，此文首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了政治意义的“自由”（Liberty），即君主立宪。1887年，国人自办报纸《申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的论说文，将“自由”的原则描述如下：“西国之所谓自由者，谓君与民近，其势不相悬殊，上与下通，其情不至隔阂，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3]这里的表述，已然十分接近《东西洋考》。事实上，“自由”一词经由《东西洋考》发端，再经傅兰雅、应祖锡、何启、胡礼垣、严复、马君武等人的译介，逐渐作为政治与哲学概念，以一种比较全面的方式被介绍到中国[4]，从而成为一个新名词。《东西洋考》论说文中集中出现的新词新义，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景观。
    为了“说明白外国事情”，《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还倡导和实践了一种将浅易文风与新名词相结合、以报刊为载体的新文风——报章论说文言说方式。我国传统论说文，多面向士大夫阶层，引经据典，文风古雅，是一种文集之文；而《东西洋考》面向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受读者群和报刊性质的影响，文章往往篇幅短小，用语通俗，文风以“说明白”为宜。道光十八年正月号所载《招签题》中说：“本年每月应说明广州府、新嘉坡二处之市价，各商知此，有益于行务也。亦说明载入运出之货，而陈经营之形势矣。且传东西洋之新闻消息，各商要投卖货物，或有他事，致可通知，得以明说而登载之。欲以厚泽于农夫，遂登推农务会之传训；愿利工匠，传英吉利机关之原由，详细论之，亦用形象申明诸事也。故儒、农、工、商，各有所取，而厚泽洽诸己。岂非协力事物，彼此相帮助，化昭文明而流教泽矣。”读者对象的大众化，决定了言说方式的通俗化。如道光十三年八月号所载《论》呼吁中国人善待外国人：“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怒骄奢。怀柔远客，是贵国人民之规矩。是以莫若称之为远客、或西洋、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一毫也不差。”这段文字文白相间，且夹杂口语、俚语，不经意间已经突破了桐城派古文所标举的“雅洁”规范，开始形成一种有别于文集之文的、浅易的论说文言说方式。
    二、文体和合与论说文的新体式
    《东西洋考》道光十三年六月创刊号的《序》中指出：“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满，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在这里，郭实猎承认了世界各国文艺存在形式与语言的差异，但认为二者本质上是一体的，所以有沟通的可能，因而提出了“合”的主张。与这种认识相一致，《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在文体实践上努力整合中西论说文体资源，这从其所载书信体和对话体论说文的文体和合情况可以看出。
    书信体是《东西洋考》论说文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文体。《东西洋考》在刊首“论”栏目陆续刊登了十余封书信，分别是：道光十四年四月号《子外寄父》、道光十七年二月号《侄外奉姑书》、道光十七年四月号《儒外寄朋友书》、道光十七年六月号《侄外奉叔书》、道光十七年七月号《叔家答侄》《侄覆叔书》、道光十八年四月号《侄寄叔》《叔寄侄》、道光十八年七月号《侄答叔书》、道光十八年八月号《侄奉叔》、道光十八年九月号《侄覆叔》。这些书信论说文主要是借远游海外的汉人之口，以一个假想的亲历者的口吻，来介绍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颇有几分“海客谈瀛洲”的味道。
    书信在希腊与罗马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文体，但在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典籍中，只有基督教才用书信的格式写出教义内容。《新约》除了属于纪实文学的四福音、使徒行传和启示录之外，其他二十一卷都是书信。《新约·犹大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竭力的争辩（1∶3）。”[5]《新约》中的使徒书信，大多是论说性散文，“对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要点进行澄清”[6]。书信创设了一种对话交流的关系和情境，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沟通方式，因而特别便于布道和传教。马礼逊曾指出：“如果进行任何比较，我仅知道文字将成为最有效的方式。即使在保罗时代各部落族水平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保罗书信》在过去八个世纪所产生的永久影响，可以发现，他通过书信皈依和启发的人数远比他通过讲道、他的奇迹以及他的苦难经历加在一起要多得多。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地方，要使它宜于讲道是十分困难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进行集会讲道也是不可能的。”[7]正因为如此，深受马礼逊影响的《东西洋考》十分重视借助书信体来介绍西方制度文化和传播基督教教义。如道光十八年三月号所载《自主之理》一文，其开篇说：“我中国人慕英吉利国名，而未知其国家之政体如何。余要解其意，又解不详晰，欲说其治，又说不畅达，故引人信启之言，申明大略。”这说明，作者选择书信体来传教，既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也是与中国读者沟通的现实需要。
    《东西洋考》所载书信体论说文，还受到了同时期西方报刊散文、书信体散文和小说的影响。18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出现了定期出版、由专人编辑、面向一般读者的刊物。这些刊物上不仅有时事和社会新闻，也有大量的论说文。如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在报刊上写了很多模拟旅客口吻记录所见所闻的议论文。法国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波斯人信札》（1722）由一百六十余封书信组成，开创了一种借用外国人的观点来评论本国社会的方法。英国哥尔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在1762年发表《中国人信札》，有意识地模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的见闻写成书信，寄回中国，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英国人的精神道德面貌。它的文风接近口语，流畅自然，充满了幽默和智慧，是英国散文的杰作之一。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布瓦耶·德·阿尔让（Boyer d’Argens，1704—1771）所著《中国人信札》，通过几位在外游历的中国人的书札，以记事顺序反映了欧洲对于中国礼仪进行争论的不同阶段，同时又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特别是1644年的王朝更迭，准确地表现了出来。上述几部作品，在西方世界（特别是汉学界）流传甚广。《东西洋考》书信体论说文假托海外游历之人的口吻介绍海外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视作对它们的一种横向的文体移植。
    《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还吸收并改造了中国的书信体论说文的文体经验。如道光十七年四月号《子外寄父》一文，一开头援引中国书信的常用套语表达了对父亲的思念，接着依次介绍了航海时所用的工具，到达秘鲁首都“丽玛”后所见到的街道、金银厂，以事实证明不能视外国为蛮夷，最后感谢上帝的保佑使其旅途平安，并表达了对父母的祝福。从体式来看，此文开头和结尾模仿了中国传统家书的基本格式。《东西洋考》的书信体论说文以一种拟亲属关系行文，主要考虑到在“对中国灌输实用科学知识的过程中特别要培育一种友善和谐的传播氛围，因为这是国际文化交往的最坚实的基础”[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信尽管以拟亲属关系行文，但并不像中国传统书信一样重在情感的交流和心声的流露，而是重在事实的介绍和论点的阐发。这其实是受到《新约》中使徒书信的影响。因为使徒们写书信时，并不是抒发他们个人的思想感情或见解主张，而是担当圣灵驾驭的发言人或执笔者。这样一来，《东西洋考》所载书信体论说文虽然表面上模仿了中国书信的结构方式，但并不具备中国传统书信“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9]的文学气质。相比中国传统书信，这些文章增添了许多论辩性和公共性，这其实有点像现代的公开信。
    《东西洋考》所载对话体论说文，同样也是中西文体和合的产物。对话体是中、西文学皆有的古老体裁。如《柏拉图对话录》以对话形式分析本质性的东西，其对话的作者是在场的，对话模式是辩论式的。《圣经》中也充斥着大量以对话展开的辩论。如《旧约·以西结书》中，耶和华和犹太人对“主的道不公平”这一观点进行了驳难。因为上述宗教文化传统，对话体成为了来华传教士经常使用的论著体式。如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畸人十篇》，清中叶的新教传教士米怜《张远两友相论》（1819）、麦都思《兄弟叙谈》（巴达维亚，1828），都是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讨论基督教的一些基本问题。《东西洋考》所载对话体论说文，其实就是借鉴了西方基督教和明清早期传教士汉文著作的体例，而将之用于单篇的论说文。与此同时，《东西洋考》所载对话体论说文也吸收了中国对话体说理文的经验。《东西洋考》对话体论说文中有意频繁引用先秦诸子散文，以显示二者的渊源。如道光十八年四月号《英吉利国政公会》一文，先引《曾子》论王与民的关系，接着写苏发令和张现德二位书生对话。张书生先介绍历史上英国贵族制度的形成，苏表示质疑，张接着介绍英国国政公会（国会）的形成过程、运作机制，期间多次引《孟子》论王道的话，以证明“所语与圣人之理不异”。此文虚设了一个交流的情境，通过问答双方的对话来结撰全文，结构上明显受到了先秦对话体散文的影响。不过，《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往往依靠事实的分析、逻辑的推演，重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而不诉诸个人文辞的气势；我国传统论说文则往往喜欢设象取譬，或以辞采点缀，或用铺排进行形象描绘，对话模式是独白式的，对话结构是零散的，是披着对话外衣的独白体（即语录体），因而颇重语言的气势。《东西洋考》虽然处处援引先秦诸子，但与中国传统论说文存在明显的区别：它们更加注重交流情境的创设，通过道理的演绎和事实的阐发来表达观点，而不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
    《东西洋考》所载对话体论说文，注重交流情境的创设，因而将对话体发展成为了“叙话体”，即将叙事和对话交织在一起，在由叙事创设的情境中，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或辩论来阐述观点的议论文体。《东西洋考》常见一些以“叙语”“叙论”“叙话”为题的论说文，如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号将“论”和“叙语”（正文题作“叙话”）并提，这显示了将叙事和对话相结合的意图。还有一些论说文，呈现了明显的叙事性。如道光十八年二月号《贸易》一文，以厦门商人林兴和梁姓书生的对话辩论海外贸易的利弊，其中穿插交代商人林兴的个人身世和双方辩论的具体过程，在一个具体的叙事情境中，让双方的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是一种典型的“叙话体”。这一体裁相对于单一对话体的长处，在于可以避免抽象的说教，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基督教教义。郭实猎在其单行本著作《常活之道传》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采用叙谈这一体裁：“因为人们只读圣经的话，是无法理解这一信仰原理的。”[10]叙谈体裁，使论说文观点的表达不是固定的立场而是一个过程，在和潜在对象（中国人）的对话中构建话语交流的情境，使各种差异和不同的声音借此汇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这也使得中国传统的对话体论说文开始告别独白式的对话模式。
    综上所述，《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和合中西文体资源的尝试，使传统论说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文体发展资源：一方面，西方/基督教论说文文体得以进入中国，且由于和中国论说文固有体式的结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论说文体得以对接西方文体，获得了新的文体发展资源，并与世界文学有了接轨，从而开始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
    三、新思维与论说文体的现代性
    文体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新文风，还是新体式，归根到底都是新的文体思维方式的产物。
    中国传统论说文，是依照经学思维展开的。经学思维就是以解经注经的方式来阐发观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习惯于凡事都要到以往的经典中去寻找根据，突出特征是权威意识与经学模式，反映在论说文中就是喜欢引经据典、罗列历史。这是一种传统导向的思维。如道光十七年九月号所抄录的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心论点是明君应广开言路。文章首先提出“臣不难谏，君先自明”的观点，接着说“言之虽易，听之实难”，然后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君主不能根据个人爱憎来判断言忠与否，最后引用《诗经》成句说明君主只有顺德而行，才能接受忠言。这篇文章带有浓厚的君臣伦理观念和忠君思想，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广开言路则仍是语焉不详。对此，郭实猎曾批评说：“他（苏轼）将政论、讽刺短文、诗歌、辞赋、策论、谏议书以及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结集出版，使他在国民中享有盛誉，尽人皆知。但是，当你仔细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了解没有半点增加。……他们不写客观的散文，或者描述事实的细节，因而成群的卑躬屈膝的模仿者，遍及各地，无人敢偏离既定的规则。这种局面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外籍人士，甚至普通受过教育的本国人，仅能理解这些著作中的一小部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引经据典，对一些离奇作者的文字信手拈来，与文章本身毫无关系，即便是中国文人也要在此打住。”[11]郭实猎所言不虚。由于经学思维的束缚，中国传统的论说文确实存在信息量不大和陈陈相因的弊端。
    《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在见证思维的影响下，往往知识性、逻辑性更强。所谓“见证思维”，是指在基督徒看来，抽象的、难以捉摸的道或上帝，在具体、实在、可见、可摸的肉身里得到证明。因此，他们的论说文，往往遵循形式逻辑，以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决定了《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那种将“上帝的真理”和“科学的光芒”相融合的内容安排，也深刻影响了它的文体结构。如道光十八年二月号所载《论》，先记叙于姓和谢姓两位书生到树林中观鸟，讨论林中鸟的数量，进而提出问题：数量众多的鸟儿为什么能够每日食饱？接着引述《圣经》，认为一切都是天父之意。接下来加以评价，点明“上帝普济群生，厚泽深仁通化育。……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垂顾生灵，扶持养育无已焉”。这篇文章前半部分以严谨的推理谈论科学问题，后半部分则演绎神学道理，呈现了SPSE（situation—problem—solution—evaluation）这一西方议论文的经典结构。即使是一些没有涉及基督教的论说文，也呈现了这样的文体结构特征。如《自主之理》一文，其中介绍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段文字，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向中国人介绍他们闻所未闻的君主立宪制，跳脱了对于传统经典的依赖，反映了cause＆effect线性逻辑思维方式，显示出与中国传统策士论说文迥然有别的知识性、逻辑性强的特点。这种特点，直到20世纪初才为中国文学所吸收。1914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创造了现代散文史上影响深远的“逻辑文”，其文体“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12]。
    另外，在基督教神学思维的影响下，《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呈现出比传统论说文更加鲜明的批判性。《东西洋考》道光十八年六月号所载《序》宣称：“鼎兴正道，黜斥异端，阐发文艺，是君子之专务。”道光十八年八月号所载《论》又表示“以诚言直道辩论”。相比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国无疑是一个异教徒环境，因此传教士出于传播与捍卫基督教教义的目的，不得不广泛采用论辩的方式，与中国人进行对话和交流。这种以辩论为表现形式的批判性思维，其实是借鉴《圣经》的结果。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论辩都是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新约》福音书中的论辩形式则更为普遍。在基督徒看来，上帝呼召基督徒要为真道竭力争辩，不是要他们爱好争论，而是要他们站立在真道上，不妥协也不逃避。《圣经》中的辩论英译名称是polemic而不是debate。Polemic围绕一个确定的主题，支持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一种观点战胜另一种观点，具有排他性；而一般的辩论（debate）还可以允许论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目的是达成共识。《圣经》的polemic辩论模式，深刻影响到了《东西洋考》论说文的写作，因而以黜斥异端为目的的辩论对话结构成为其论说文的“潜结构”。《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几乎每一篇都在或明或暗地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论战，其论辩性十分突出。如道光十七年九月号《论管子之书》一文，尽管尝试以笺注这一传统论说方式来评论管子之书，却又旗帜鲜明地批评《管子》“自不制造而审旧法”，对于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明鬼神，祗山川”则直接加以驳斥，这种做法在中国传统注经之文中是难得一见的。
    总而言之，《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文体思维，迥异于传统论说文的经学思维，是一种积极寻求与外部世界交流对话的新思维。道光十七年六月号《叙谈》，以第一人称记叙“余”与进士胡道静相遇，向他提出“太阳为何物”“云为何物”“风自何来”三个问题时，精通文史经典的胡氏竟然无言以对。“余”趁机批评说：“读书不足以知物，作诗不足以为贤。倘如此痴呆，难问他情。设使问天文地理、各国之史、天情运气、草木禽兽，各以何言哉？”胡道静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新事物和外部世界缺少了解和尝试的心意，其思想通常为前代经典和圣贤所支配；而“余”所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未知世界和客观事物抱有强烈兴趣，其思想为探求外部世界的需求所引导。“余”对胡道静这个传统学术权威的批判，其实也是对传统导向的经学思维的否定，是一种试图把中国人的眼光引向外部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他人导向”的思维方式。从“传统导向”到“他人导向”的思维方式转变，“是现代化的一种体现，也是其前提条件”[13]。文体思维从“传统导向”向“他人导向”的转变，使《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比传统论说文具有更强的知识性、逻辑性和批判性，因而也提升了其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流的现代性，从而使论说文体在近代以来的文化与思想转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启蒙性影响
    中国传统论说文的文体形态，《文心雕龙·论说》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文心雕龙注》，第327—328页）中国传统论说文在内容上以述经叙理为中心，在文体资源上依靠儒家经典，在文体思维上以宗经为特点，这个传统在近代以前一直未变。但是，自从《东西洋考》进入中国，中国传统论说文的发展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东西洋考》由于“说明白外国事情”所带来的内容和文风的变化，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如魏源《海国图志》（1842）引用《东西洋考》凡十三期，文章达二十四篇，多数与世界地理相关[14]。梁廷枏《海国四说》（1846）对《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态度足堪玩味。他曾批评《东西洋考》夹杂外来新名词的做法以及文白夹杂的文风：“词未畅达，又从译转，益易浅俚，仅可会意而得之。”[15]不过，其《海国四说》中《合省国说》卷一分别引述了道光十四年三月号（此期曾于道光十五年二月重刊）刊出的《列国地方总论》和《金银论》，仅对文字稍加润饰和删略。道光十七年正月号的《序》指出：“然从新撰述《东西洋考》，万望善读者姑容自恃己力之貌。……倘撰书，弟之特意添世人便益，且甚愿广布，令人周知之，请读者效劳敷施之四海内。”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号所载《叙谈》一文称：“是故撰者心敬唐人，虽才劣学疏，有愧于雕虫，而不敢委也。万一有补化民成俗，喜不胜矣。缘此以著书，谁不取之哉？”郭实猎希望中国士大夫能够忽略《东西洋考》语言文字上的生硬，重视其思想内容上的启迪，这个目的其实在当时已经基本达到。
    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传教日广，传教士中文报刊堂而皇之进入中国，一些与传教士接触较多的口岸文人开始不自觉地接受传教士报刊论说文的新文风。甲午以后，学习西方成为朝野大势，引介和学习来自欧美、日本的新学成为当然之选，文学上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前被轻视的报刊论说文开始被文人主动接受。《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那种将“半吊子”科学知识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内容安排，为维新派人士所仿效，成为“康有为和谭嗣同作品的特点”[16]，谭嗣同等人的“新学诗”大量采用新词语入诗，就是典型代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17]王国维敏锐地意识到了西学新名词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此前以《东西洋考》为代表的传教士论说文已经将大量新名词引入了论说文之中。
    其次，《东西洋考》“报章政论文”的言说方式，也逐渐为中国文人所接受。郭实猎曾在道光十三年九月指出：“中文的《统记传》（按：此处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二号已经出版。中国人对它的性质有了更好的理解。起初，他们尚不能清晰地理解一份按月出版的读物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对其表示赞许。少数持否定看法的，是一些骄傲自大、傲慢无知的人。我们也许可斗胆地说，只要是心地善良、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份杂志。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本书，仍然有待观察。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份出版物对与我们周边的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新鲜的，因为在天朝大国还从来没有出版过一份传播有用知识的期刊。”[18]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号所载《新闻纸论略》一文，第一次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历史。这一信息，几乎被梁廷枏全盘接受。其《海国四说》提及英国“日出新闻纸，事无大小，悉载之”，又说美国“自经史词赋外，最重而通行者曰新闻纸。传播于市舶所至之国，如中国之邸报。故一事作而远近周知，客外者不俟其家报也”（《海国四说》，第160、89页）。他还特意加上一段注释文字，详细介绍“新闻纸”的形式，其内容主要来自《新闻纸论略》。真正学习报刊这一现代传媒，并借此实现言说方式转型的是近代本土报刊第一人——王韬。王韬于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斯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1876年，他在《循环日报》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华地之行日报而出自华字者，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日报之渐行于中土，岂不以此可见哉。”[19]王韬对《东西洋考》的记忆虽然还不是很准确，但作为在传教士指导下成长的本土报人先驱，其风靡一时的报章政论文却是在传教士报刊政论文影响下形成的。嗣后，梁启超、黄遵宪等创办的《时务报》则在学习西方文体上更进一步。1896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创办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的《时务报》。黄遵宪推崇明白晓畅的报章政论文，对好用僻语涩字、文风古雅的“文集之文”则有所批评：“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矣。”[20]梁启超则宣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称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1]当代新闻史家戈公振指出：“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一变。”[22]戈先生所言，道出了近代论说文以一种喜用新名词、文风浅近的报章之文来取代用词古奥、文风典雅的“文集之文”的现代性转换之路，但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为魏源、梁启超等人导夫先路者，其实是《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
    最后，《东西洋考》论说文还改变了传统论说文的文体观念和文体视野，进而在实践层面推动了传统论说文的现代转型。中国的传统论说文受宗经思想影响，以“聚述圣言通经”为“论家之正体”，即使是议对、驳议之文也要服从于伦理道德的正确和文词的华丽，并不注重论点的争锋，缺乏批判性思维品质。但是《东西洋考》之后的政论文开始将论辩性视为论说文的基本属性。如谭嗣同在《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中指出：“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23]章炳麟也指出：“论辩之辞，综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以情文贵，后生或有陵轹古人者矣。”[24]这种文体观的转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与《东西洋考》以来报载论说文论辩性不断增强不无关系。与此同时，《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突破了中国人在文化视野上的夷夏之防，呈现出一种开阔的世界文体文化视野。道光十三年六月号所载《序》云：“夫诚恐远人以汉话阐发文艺，人多怀疑以为奇巧。却可恨该人不思宗族、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这种和合中西的世界文化视野和文体实践，将中国论说文纳入中西对话交流的世界文学格局之中，从而一定程度地突破了传统论说文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发展格局。这种崭新的文化视野，一开始为有着华夷之辨心理的传统文人所不屑，但从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被一些先进士人接受，并转化为新视野、新观念。如王韬《华夷辨》说：“自世有内外华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杂处。……然则华夷之辨，不在其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弢园文录外编》，第245页）这段话不仅在空间上突破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而且在文化上抨击了华夷之辨，可以视作对《东西洋考》的一种回应。
    应当指出的是，《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还只是中国论说文的现代转型的起点，真正推动传统论说文现代转型的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以及与它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知识分子。阳世骥在《英美三传教士》一文中指出：“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一般有志之士，觉悟到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于是著为议论，恣肆地宣达对于时代的观感，或建议朝廷，或指摘敝政，或介绍西洋政法制度；因为新事理日趋繁复，不得不打破历来古文、骈文和八股文的章句义法，自由起讫，信笔直抒，同时尽量容纳新的名词，引证新的史实，另创一种风格。这一类作品，胡适曾经名之为‘时务的文章’（见《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而最早试写这种文章的人却是几个外国在中国传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为当时重要的代表——他们……所办的报纸刊物，所做的文章，给予当时影响极大，随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继踵而起，使这种文章的体式更完备了，势力更扩大了。”[25]这样的见解，大体是正确的，然而“最早试写这种文章的”，其实是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创办的《东西洋考》的编辑者们。不仅如此，论说文的现代转型，还延续到新文化运动中。1915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号召“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并且“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26]。第3—6卷的《新青年》则开设了“通信”一栏。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通信”栏目文章以“拟书札”的姿态和对话状态，混合若干书札套语，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外，还获得了更多“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其文体文风可能不仅仅滥觞于中国传统书札[27]，而且可追溯至《东西洋考》以来的报载书信体论说文。从作品内容和思想视野来看，1920年2月1日陈独秀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3号）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从中也隐约可见《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的启蒙影响。其他如《新青年》所刊载的《自治与自由》《国外大事记》《世界说苑》等类型的论说文，均表现出一种宏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崭新的思想。纵观论说文从晚清到“五四”的发展脉络，我们不能忽略《东西洋考》所载论说文对传统论说文现代转型的启蒙意义。
    注释：
    [1]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页。凡出自《东西洋考》的引文，均只随文标注出版年月号与文章篇名，不再出注。
    [2]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Aug.1833, p.187．
    [3]《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申报》1887年10月2日。
    [4]参见熊月之《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德］郎宓榭、阿梅龙、顾有信著，赵兴胜等译《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8页。
    [5][6][7]《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第430页。［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Robert Morrison, A Parting Memorial, London, 1826, p.86．
    [8][9]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Aug.1833, p.18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页。
    [10][11]［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Poo Nang Che Tsang Sin, Chinese Repository, Oct.1841, pp.553－554．
    [12][13]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新潮》1920年第2卷第5期。关于“传统导向”和“他人导向”的说法，参见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7页。
    [14][15][16][17]参见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28页。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页。陈启云《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1905年总第96号。
    [18][19][20][21][22][23][24]The Chinese Magazine, Chinese Repository, Sep.1833, p.234.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页。黄遵宪《致汪康年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上册，第396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册，第62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110页。谭嗣同《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13页。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7页。
    [25][26][27]阳世骥《文苑谈往》（第1集），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4页。《社告》，《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恩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模拟与汉魏六朝文学嬗变》等。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近代传教士中文报刊文体研究”（项目编号GD14CZW02）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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