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挥，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传奇。同时，也是上世纪40年代享誉上海的“话剧皇帝”。他曾留下过147篇文字，不仅有演出札记、戏剧理论，更有小说、散文、杂文数篇，他是中国电影和戏剧界真正的艺术家。
    《曹禺印象记》写于1941年上海，此时的石挥结束了长达6年的北京戏剧活动，转投上海。他回忆起了与曹禺曾经因战乱逃离到四川江安时的经历。石挥曾因出演曹禺的《日出》《雷雨》而备受好评，曹禺甚至赞赏道，“石挥演的鲁贵，比我写的都好。”这篇文章，既是石挥对二人过去时光的怀念，也是对曹禺最真诚的敬意。
    由古城来到这繁华的上海，一切都难以习惯，心头整天的像被一只黑大魔手压住，沉重得可怕。在这儿常见的是些阴暗的日子，那疯魔似的欢乐与我是无缘的。我为那弥漫于周遭浓厚的血腥窒息。
    我怀念着古城，我爱那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幽静而愉快的生活， 朴实而诚恳的乡民……
    这古城——江安，在川江的上游。战前那儿几乎没有一个外省人，连本省的异乡人也少见。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中学生没有见过火车或是到过重庆，民俗闭塞得很。
    因为重庆几次猛烈的轰炸，国立戏剧学校搬到这古城来。剧校的迁来，给古城憨直主人们带来无限的惊异，他们几乎不能置信，在他们的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洋学堂”，让一群年青的孩子们，不分男女的成天混在一起，上着没有书本的课，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奇迹。
    剧校的校址是座古旧的文庙，深居在这殿室内那高敞而阴森的厅堂，那善歌而忧郁的宫铃，那耸入云际而峻美的殿角，那久经风霜而浑壮的牌坊，每令人有隔世之感。
    我难忘在剧校潇洒的生活，我难忘在那纸窗净几的图书馆中，静读时窗前飞过的鸟鸣，我难忘黄昏时分在校园外紧围的半圈城墙上， 对着无垠的田野，寂寞的低唱，我更难忘牌坊下三三两两的同学，对满天疏落的星斗，抱藤长谈的月夜……
    一群可爱的艺术儿女，在古城度着清苦的生活，虽然每天只有一样没油的素菜下饭，但他们精神上却异常愉快。无论是排戏，听讲，他们都与剧中人同喜乐，共悲愁，分不出是中外，是古今，是自己， 是剧中人，他们只知道这是生活，人类悲惨的生活，他们想尽他们微薄的力量，在荆棘丛中，为人类找寻道路，急切的盼望悲剧不再人间上演。
    在孤岛我寂寞的日子里，我忘不了在古城短短的一年。除了那愉快的生活，可亲的师长，打得火热的同学，我特别对万家宝教授——曹禺先生寄与更多的怀念，因为在剧坛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中他给我较深刻的印象。
    他不爱修饰，矮小的身材，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要不是有一双敏慧充满神采的眼，你说不定会猜他是个小店里的朝奉。在平时他不爱讲话，闲着除了看书，无论是静坐是散步，总是潜浸在沉默的凝思中。常常在街头碰见他夹着几本书匆匆的走过，同学都避开他，不敢跟他招呼，恐怕扰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暗涩而忧郁，面对着眼前的非人的生活，有无限的烦闷与苦痛。他恨不得新的世界即刻来到，由于人类许多超卓的理想不能如愿实现，他燥急，他叹息。但这一切却不轻易与人言说，总是暗暗的自己忍受这些苦恼。
    他为人诚挚而富于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假期中，我与他同船，遇见一个被开除的同学，他不但不回避他，又极关怀的垂询他的近况，劝他不要灰心，如果有心于戏剧事业，世界便是最好的学校，它给予人无限的学习机会。不要虚浮，任性，要切实，要有恒心，前途总是有希望的。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人，在年青的时候也是被开除的坏学生，所以不要气馁，只要认清道路。那同学被感动得号啕大哭起来， 他看看那无知而天真的青年，也不禁泪下。
    他战后的新作《蜕变》，轰动整个的“自由中国”。这是他准备了两年，尽取这中国有史以来未有最伟大时代的精髓而成的唯一心血结晶，渝地中外报纸誉为战后最能表现中国伟大的“脱旧变新”时代精神的剧作与史诗。（原作于在渝首次公演后一月内逐日在新蜀报载完，得酬千元，创中国剧作稿费之最高峰。）但《蜕变》获得如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战事开始后，他便着手收集材料，据我所知《蜕变》 的素材大半取之于剧校搬迁的途中，剧校由南京而汉口而长沙而沙市而重庆而江安，所经路程，几乎是“自由中国”心脏的全部，因为交通的不便，同时沿途要作宣传工作，进程极慢，差不多踏遍沿途的小城， 并且每个城池都有较长的耽搁，使他能有机会与生活在这伟大时代人群作亲切的交往与深入的观察。再加之他对西欧名剧渊博的素养，成熟的技巧与丰盛的经验，削笔春秋般的谨慎的精神，《蜕变》的轰动， 的确不是无因的，侥幸的。
    《蜕变》全部是在古城写的。他为了静心的写作，在校中请了假，并且将他的夫人送到重庆，据说是因为他的夫人太关怀他的健康，在家一定要限制他的时间起息，这种关怀作家们是难以忍耐的，因为作家不是一部机器，无论任何原因，他不能在写得顺利的时候停止他的写作。在写作期间，谢绝一切的客人，整日一个人坐在屋里，差不多有一个月不出家门一步。由校长到同学，都为了希望他的新作早日完成，谁也不敢去惊扰他。
    至于他写作《蜕变》认真的态度，我愿意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为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的推敲，曾费过一整夜的工夫。剧中有个丁大夫，她是被人称为“伤兵之母”的好医生，她对任何病人，无不尽她 所有的能力救治，有一天，她自己的儿子，忽然在前线染了重病下来，非开刀不可，她又不敢亲手开刀怕自己的孩子死在他母亲的刀下。可是，这医院里除了她又没有再好的外科医生，最后她只有狠心自己动手。在动手前的刹那真是母亲生年最大的痛苦，但无论孩子得救与否， 这是最后一次了。在写作的时候作者不能决定那最恰当，当时丁大夫的台词“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这是最末一次了”。他反复地将“后” 与“末”两字试读、推敲，最后决定用“这是最末一次了”那句。因为“最末”的“末”字音调下沉，较“后”深沉、有力，内在并兼有忧郁苦痛压抑等多种复杂的情感。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不能一一举出来了。
    等《蜕变》写成后，第一次带他的原稿到校中来，他清瘦多了，但精神极好，兴奋得像一个刚生产后，第一次抱着她自己的孩子的母亲。脸上满堆着欣慰的笑容，欢喜得几乎掉下眼泪来。
    曹禺平日的生活很清苦，尤其是到了古城以后。在那儿什么东西都非常昂贵，而且没有好的，他很俭朴，衣服总有好几年不添置了。他在古城的生活，并不十分愉快，我看他常常异常寂寞，除了在创作中寻找他的乐趣外，几乎将全部闲暇的时间消磨在图书馆里，我时常看见他一个人，带着他的读书劄记，在书堆里静阅。所读大半是原文的剧本与理论。他读得很精细，把重要词意都摘录下来。他读过的书很多，尤其是世界名作家重要作品，差不多完全读过。他的记忆力极强，读后他不但记得那剧本的主题故事，并且记得它的结构，技巧，有名的台词。
    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但并不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课程，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是他的“剧本选读”，可以说，他简直不是在讲书而是在演戏。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用动人的语句，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时候，他能将所有学生自由地带入他所要讲的世界与生活中，十百个心变成一个心，与剧中人同甘苦，同纵放，同欢笑，同郁闷，同忧伤。全课室一点声息也没有，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也沉重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
    曹禺的哲学观念，在这里难以有限字句作确当的叙述。但，我可以简单地写出他几种重要的思想。在哲学上，他不为任何宗派所束缚，他推崇各宗派的优点，汲取它们的精华，辩证地接受。他赞美柏拉图神奇的“理想国”，他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深沉的忧郁，他热爱尼采丰盛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他折服所罗门惊人的智慧，他崇敬创设新世界坚强的手臂——马列主义……他毫无偏颇的宗派观念，极理智地接受应当接受的，扬弃应当扬弃的，不将自己奔放的思想困在狭窄的笼中。
    在文艺思潮上，他特别羡慕与赞美文艺复兴与狂飙运动的时代。 因为在那两个不同的时代中，有着相同的精神。那种光芒万丈，洋溢的才华，狂放的情操，惊人的丰满的生命力，无限而新颖的创造智能， 不顾一切非难而胆敢破坏那些颓旧而具有深潜的势力的思想的毅力， 他被感动。
    因为受文艺复兴与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曹禺极力想使自己变成博学多能。最近半年来，除了努力读书，闲暇时，他勉力从事运动的学习，与同学先生们一同打篮球，打乒乓甚至于做拉拉队的队员。他那种爱隐饰自己的柔弱，耐着急迫的喘息，同年青的小伙子们一道在场中奔跑时灰白的面色，我深被感动，做拉拉队队员的时候，他那种忘了自己年龄而天真的笑容，令人有深切的亲敬之感。
    （他喜爱狂飙运动，甚至于喜爱它那原文“Sturn Und Drang”的名字，因为他爱它那铿锵、有力、热情的音调。）
    曹禺是怎样写作的呢？他写作最主要的工作，是用长时间收集材料，与制定极详尽的写作大纲。（新作《蜕变》的写作大纲，长几近万言。） 他善于观察人类的生活与性格，他对生活与人物的观察无不探索到人类灵魂最深处。他重视性格胜于情节。他在角色的制造上，费极大的功夫，择取多数“模特儿”之特性，以雕塑其所希望造成典型。他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熟识舞台，他的作品竭力使他能适合舞台。写作时他无时或忘那些重要的舞台条件。他主张以个性发展故事，否定以情节发展故事的写作方法。他极注意角色所用语汇，务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字义，能表现角色的性格，职业与其身处环境。他竭力避免叫角色说作者自己的言语。他以为“角色”的孕育时期，给他极多的愉快。
    他愿意在“角色”未成形前以很长的时间与他们相处，使自己对“角色”熟悉，熟识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女。他不但重视台词的确当，更爱推敲台词的音节与语调，他在改作时都要用情感试读已写成的台词，仔细体味台词的音节与语调是否适合每一场戏的情调与每个角色当时的心绪。他留心每句台词的发音所给予观众的音乐效果。他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谨，不肯放过一个单字，一句短话，或是一段对舞台工作者的说明与要求。他创作时，不肯忘却观众，顾到他们的理解能力与其需要，但并不过分迁就观众。他能确定主题，自始至终把握它，使每一场每句话属于主题，为主题而作。最后，他喜爱在每部新作中试用新的作风， 使每部作品赋有独特的风格。
    曹禺的成功，主要因素是他圆熟的技巧。而这技巧的获得，我以为得益于他对古今名剧的博览。他的剧作，我们可以看出都多少受着名剧的影响，如《雷雨》部分的受易卜生《群鬼》的影响，《原野》部分的受奥尼尔《琼斯王》的影响，《蜕变》部分的受名电影剧本《白衣护士》的影响，《正在想》部分的受理格烈的 The Red Velvet Goat 的影响……不过，受影响决不是生硬的抄袭，而是技巧学习后的活用。 其余因为他对各种学术有广泛的认识，哲学知识的丰富，帮助他对主题的把握，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在我熟识的剧作家中他可以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位），对于他的成功，我们不能忽视他严肃的写作态度，他几乎将自己的作品当作他生命的全部。
    曹禺对戏剧理论也有不少宝贵的意见，在剧作方法，他推崇“静的戏剧”，他憎恶那些没有“死亡”便不能写悲剧的作家。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戏剧不一定要有“死亡”“决斗”“离散”，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死亡”“决斗”“离散”是不常有的，常有的是难以言说的隐藏的忧伤，淡漠而难消的灵魂的苦痛与深切而丛杂的内心矛盾……
    关于中国优秀演员的修养，他有这样的意见，对于剧校训练的演员，他并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剧校的演员，生活经验异常薄微，虽则在演技的基本训练上较有基础。一般中国的演员，生活经验确较为丰富，但忽视了演技的基本训练，可是，他们忘却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音乐演奏家能不苦练音阶而获得成功的。所以他们往往虽极努力，但不能觅得那进前的梯阶。他深以为造就优秀的演员，首先要注意生活与技巧的调协，不宜偏颇。
    在世界著名的剧作家中，他对柴霍甫有较深的崇敬，极端喜爱他那极高艺术价值的“静的戏剧”。其次他爱莎士比亚的才华，能写多种阶层的生活，多型的人物，及他深入的人性的体验，诗情的词藻，丰富的语汇，尤为余事。对于易卜生剧作美妙的结构，远见的主题，精确的台词，亦有无限的钦慕。
    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作品，不过在许多零碎的谈话中，稍许可以知道一点，《雷雨》中太多的技巧，使他渐生厌恶，但仍极爱那没有登台主角《雷雨》的性格。对于《日出》虽比较满意，但他颇恨那新的希望的空洞，没有能在“黑暗的必然灭亡”外，将新世界的基础稳固的建设起来。他对《原野》颇有偏爱，虽然剧坛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尤其是主题）。他爱仇虎，金子，焦大妈，那丰盛的生命力，极端的仇妒，果敢的毅力与旺烈的生之意志。新作《蜕变》，他喜爱丁大夫那伟大的母性。更使他愉快的是他在以前只是将思想与希望寄托在虚渺中，而在《蜕变》里看见他的思想与希望已部分的实现在生活与斗争中。
    离开古城一转瞬便是半年，何日再重临旧地呢？每思及此，不胜怅惘。我虽远离了古城，但我的心依然留在那里。我怀念着她，我惦记着那些艺术的拓荒者与儿女们。
    何日再见呢？何日再见呢？……
    当我离开了古城，在重庆机场跨上座机，飞入去港的旅途时，我泪眼凝噎了，我用低泣，向可爱的“自由中国”道别。 铁翼下看见那繁盛的街市，尽成了废墟，但如今已有无数耸入云霄坚壮的烟囱在废墟四周建树起来。城市是冷落了，可是在乡村，田园旁，山谷中，岭峰上，有了许多新房，有了新的家庭。……
    远了，远了！那洁白而无际的云海，遮住我模糊的泪眼，我极目不能再看见这可爱的首都。低首俯视只见一片无边的天地，绵连雄踞的山岭，纵横夺胜的江河……
    锦绣的山河暂别了，但我坚信我们再见的日子近了，很近了！在将来的新的天地里。
    （《石挥谈艺录：把生命交给舞台》，石挥著，李镇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